一月的上海，正值大寒时节，街头的行道树早已落光了叶子，空留下长短参差的枝桠，在凛冽的寒风中显示其铮铮风骨。街角有一个老农妇正挑着一担腊梅、天竺在叫卖。那金黄的腊梅不时散发出一缕缕淡雅的清香，并和猩红的天竺一起为民国元年的上海街景增添了一种喜庆的气氛。由于光复，很多人已剪掉了脑后长长的辫子，走起路来也显得脚步轻健而精神，整个城市也仿佛一下子年轻而振奋了起来。
在小东门内海防厅的上海都督府会议室内，气氛显得相当欢快。前两天才从南京参加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典礼回沪的申正仁、楼云阳、赵复兴、金君甲等人正在向顾伯棠、孔方乾、关虎生等人介绍着总统就职的盛况。他们为能亲自见证这千古难逢的历史时刻而感到自豪。楼云阳颇有模仿才能，他正一手撑腰，一手在胸前挥舞着学孙大总统的誓词，那并不十分正统的广东官话，引得众人大笑。一位年轻人手持竹壳热水瓶，正为大家倒着茶水，当他来到申正仁面前倒水时，申打开一只考究的欧米茄怀表，看了一下时针已指向下午二时，便说：“果夫，请你进去叫一下陈都督吧，时间到了，人也到齐了。”年轻人点了一下头，他就是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如今正是陈都督的助理。
在里间的都督办公室内，陈其美正对着那一叠叠催款单、缴费单，特别是催军饷单而绞尽脑汁。尽管他已命申正仁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华银行的呈文递交给了南京总统府，急筹官股600万两，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既要开股东大会，又要商定改制章程等，不是一两天就能筹到款的。而眼前这些费用，都是急需现钱立马解决的，尤其是革命军的军饷，在光复起义前就许愿光复后一定发放，想不到光复后钱更加紧缺了，身为都督的他深知欠军饷是会引起动乱的。而今上海刚刚光复，百废待兴，百业待振，千万不能再添乱。
陈果夫此时走了进来，“叔，开会时间到了，大家正等着你。”唯有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陈果夫才直接叫“叔”，平时都叫“陈都督”。这也是陈其美的意思，显示在革命军中不能私人亲属关系化。“嗯。”陈其美站起身，把军装上衣的领口系上后，即走进了会议室。
在都督位上落座后，陈其美含笑挥手和各位打着招呼。时年35岁的这位上海都督府首领，中等身材而举止潇洒，五官端正而面容清秀，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形的金丝边眼镜。要不是一身戎装，还是更像一位教书先生。他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那是一个山明水秀而相当富庶的鱼米之乡，南依林木葱郁的天目山、莫干山，北临包孕吴越的太湖，物产丰饶，交通便利，因而商贾之风盛行。陈其美早年亦在杭州一当铺做学徒，后任上海丝业货栈的会计，于1904年26岁时弃商赴日留学，投身于反清运动。1906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两年后受命回国，担负起沪浙京津革命党人的联络组织工作。1909年在上海接办天宝栈为南方重要的革命机关，显示了相当的组织才能和社会活动能力。他平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为人豪爽耿直，敢作敢为。同时创办了《中国公报》和《民声丛报》，鼓吹革命，唤起民众。他于1903年就在上海参加青帮，为“大”字辈级高辈分人物。此时，他秉承孙中山注重团结、借用帮会力量的指示，在青帮中大力发展反清势力，使之成为起义光复的重要力量，被革命党同志誉为“四捷书生”，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1911年7月，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他成为具体负责的庶务部长。武昌起义后，他积极奔走，多方联络策动，出生人死，身先士卒，直接参与并领导了上海光复起义。
陈其美咳嗽了两声，算是发言前的准备，同时起到了静场的效果：“各位同志，孙总统南京宣誓就职，乃国之盛事、民之幸事。但共和初始，民国初创，诸事杂多，倍感艰难。就以目前沪军都督府的维持经费来讲，就尚未落实。上海的光复起义，多蒙各位绅商慷慨解囊，捐助了200万两白银，我特别在此要感谢申兄，他一人就捐助了五十万两。”说到此，陈其美向坐在右边的申正仁拱手作揖，申也拱手回礼，“为光复作些贡献，理所当然”。
陈其美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现在这些白银已所剩无几，接下来需要抚恤起义中伤残死亡的弟兄，维持地方治安，特别是革命军的军饷已是数次催发，如再拖延，会引出乱子。尽管孙总统已命我着手将大清银行改制为上海中华银行，但这需要至少两个月的周期。我估算了一下，当下急需300万两白银。”台下发出了轻轻的“嘘”气声和叹气声。陈其美苦笑了一下：“大家也别嘘气叹气，我都督府可是个空篮子，还得请在座的各位继续想想办法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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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并不遥远而又被历史记忆忽略和意识形态误读的年代————上海·1912。
1912年是中华民国元年。而元月元日(农历辛-亥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来讲，意味着进入了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随着清王朝龙旗的飘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在历史更替、社会转型的革命中，被称为“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上海，曾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而又威武雄壮、轰轰烈烈而又影响深远的活剧：
1911年12月25日上午9时45分，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乘的“地湾夏”号轮到达上海。上海都督府的陈其美都督在租界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式，军乐队奏《向往共和》，伴着21声礼炮，这位在海外漂泊了15年的“光复第一斗士”孙中山踏上了国土，其首选之地即是上海。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上海各界代表、民众及军队聚集在北火车站，欢送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在这前一天的傍晚，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向孙中山祝贺。孙中山却以焦急的语气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寅藏无奈地说：“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是上海的工商界资助了孙中山700万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合1元4角大洋)，从而使孙中山能在临时总统就职典礼上庄重地宣读誓词。也正是这笔资助，维系了这个新生的民国政府，让其渡过了最初的危机。对于此事，在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辛亥革命研究专著或相关史料记载中都未曾提及。而《北华捷报》1912年7月13日，第109页。1913年3月1日，第650页。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82——85页中都对此作了记载。为此，在由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中指出：“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727——728页)
1912年1月上旬，南北和谈依然在上海的“惜阴堂”中秘密进行，代表革命党孙中山的伍廷芳向代表北洋系袁世凯的唐绍仪摊牌，袁世凯必须放弃君主立宪，并让清帝退位，才可能让孙中山践约退让总统之位。1月16日，孙中山让伍廷芳再次明确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从1911年12月8日即在上海开始的南北议和，至此终于拍板敲定。两个不同阵营的领袖终于达成了政治盟约，英雄与枭雄的博弈较量最终以不流血的一退一让解决。客观地讲，让袁氏当国，实在是出于社会现实的无奈、双方军力的悬殊和各国列强的向背等。如孙中山不审时度势地做出这种退让，那么辛亥革命后的结果就会直接导致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内战，新生的共和政权很有可能会被袁世凯扼杀于摇篮之中。唯其如此，正是在上海所进行的南北和谈，不仅维系了新生的民国政权，而且更是奠定和确立了共和政体，使之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上海正是为这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性转变，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平台。
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4月3日即乘专车离开南京来到上海，下榻在上海虹口余杭路老朋友宋耀如的家。孙先生一生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在1885年的人间四月天，年仅19岁的孙中山第一次来上海。1894年的春天，他又怀揣着那封激情洋溢的《上李傅相(鸿章)书》来到上海，尔后北上天津欲面呈李鸿章，但却遭冷遇后返回上海，经初识的宋耀如推荐，此《上李傅相书》在上海的《万国公报》上发表，始让国人知道了这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的名字。其后在1895年、1900年、1906年、1907年、1910年等，多次来到或途经上海。特别是自1912年4月后至1925年辞世的14年中，其中有9年孙中山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不仅为孙中山提供了倾心相爱的伴侣、志同道合的战友、发表光复言论的平台、资助革命的大量经费及良好的寓所，而且成为他联络海内外志士的根据地和筹建国民党的大本营。这位辛亥革命的领袖、开创共和的元勋，是把上海当作他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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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选自《后记：我的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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