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流来往不断、人群熙熙攘攘的贵阳市万东桥畔，一栋与周围楼房迥然有异的青灰色欧式建筑，静静地伫立近百年了。这栋在省城所有楼群中独具风格，古色古香，高耸的塔尖指向苍穹的“圆顶房”，带着沧桑与几分孤傲，矗立在爬满常春藤的高高的堡坎之上，这就是位于贵阳市护国路的王伯群故居。
兴建于1917年的这座楼宇，由主楼和圆形的塔楼组成。主楼的三楼以上四周有露台，塔楼的最上方是高耸的圆弧顶，正上端是细长的哥特式塔尖，是一座欧式兼具中国元素的建筑。毗邻它的原还有王文华故居，在万东桥扩建时已被拆除。
在省城贵阳，王伯群故居，加上原有的王文华故居，其所在的这条街，所以叫“护国路”，皆因兄弟二人在护国战争中的贡献故以命名。
王伯群名“王文选”，但一直以来人们几乎忘记其名，而习惯于称呼其字“伯群”，所以他是以“王伯群”在历史上闻名的，正所谓“以字行”。
王伯群早年留学日本时即参加同盟会，并与梁启超结识，后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回国后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继续宣传革命思想。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1915年王伯群赴京期间洞悉袁世凯称帝野心，与在京的梁启超、蔡锷等商议，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共举反袁义旗。并专程回黔与王文华秘密策划反袁。其间他们排除各种阻力和困难扩充黔军，培训军事骨干，充实到下属各部，又设法解决了经费和军晌问题，使黔军迅速扩充并素质得以提高，成为护国战争中的重要力量。袁世凯称帝前，王伯群与蔡锷、梁启超等七人在天津开会，确定了滇黔武装起义方案（史称“天津会议”）。袁“登基”后不久，云南即宣布独立，誓师讨伐袁世凯。一个月后，贵州宣布独立，王文华任护国军右翼东路司令率军出战。此后全国多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无法维持其统治，在大不得人心中暴毙，护国战争取得胜利。
贵阳市在筹划扩建万东桥时，为保留王伯群故居，曾不惜代价、不厌其烦地数度更改红线，足见出对这段历史的重视和对房主人的尊重。
多年来，圆顶房以它独特的风貌吸引着路人的眼光。曾有许多人慕名专程而来，有的人则是在路边瞥见它后便移步上前，绕到堡坎上，想一睹风采并看个究竟。然而大门紧锁，人们趴在窗台上切切地往里窥望，或在房檐下茫茫然四处张望，除了能看见外观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其他均不知所以，不得不扫兴而归。
圆顶房在1984年时发还王氏，一年后某政府机构在此地皮上建起了七层楼的办事处兼招待所，后变成宾馆，空地处还成了停车场。有人认为王氏家族都在国外，鞭长莫及，便趁机在故居地皮上不断搭建违章建筑，另一政府机构也居然罔顾文物保护条例，在故居大门外建起了违章屋。一度周围被严重蚕食，一座具有厚重历史价值的文物被挤对得难以安身。
女主人保志宁在房产发还后立意，不用来进行任何赢利性经营，而拟作为一个载体，为社会作贡献。比如开办为公众免费开放的历史陈列室、图书馆、文化研究室。但无论派做何种用场，前提是必须拆除一切违章建筑，还故居完整的原貌。
为此美国的王氏家人及在筑亲戚，陷入不停的申诉，上访，奔走，呼吁，但这又谈何容易！圆顶房因此不得不大门紧锁……
等待中的表姑通过她母亲带话，问候我父亲，说她期待着来中国，赴香港开完会即来贵阳，要就许多事当面讨教。
然而此后不久，没等表姑来到，父亲却在重病中倒下了。
或许知道生命来日不多，他一再向我谈起圆顶房，批评我一直以来对此的不闻不问，要我以后代替他多加关心。
“保志宁问我，在当前条件下，圆顶房除了做公众图书馆之外，还能用来派做何种用场，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我没有精力了。你好好地思考后拿出意见，在你表姑回国后给她建议或参考。”
我嗫嚅地立于病床前，最后是唯唯诺诺。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父亲以近八十的年纪，为圆顶房的事到处奔走，我一直不以为然。虽然那是因为受着他的大舅妈保志宁的重托。我从没去正视过，根源于兴义下午屯，又加半世纪风雨，因而根深蒂固的那份传统家族感情，也不大理会我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与圆顶房和王伯群夫妇间深厚的关系。
保志宁舅婆来中国时，我没有陪父亲去见面。后来她通过父亲询问我愿否做王氏在贵阳的房产代理人，我也以自身工作太忙而委婉辞谢。
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时间已行进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心中留下的伤痕，我仍然不想去触碰背后这个家族，包括其中任何的人与事。
眼下，表姑所以要来中国，是接替年事已高的舅婆处理圆顶房事务，病榻上父亲的殷殷嘱咐，是要我代替他继续尽力。是时候得调整心态，去准备面对了。人生走到一定的阶段，势必都得应承下前辈的一些嘱托，接过一些担子。那，也是一种责任。
对于将到贵阳的表姑，我开始有了期待。
她从美国来，在联合国供职，应是知性、睿智的高层次女性风范；一直未婚增加了她的神秘感；虽高一辈，但与我几乎是同龄人，应当谈得来。
漫长的四十几年中，我从未去过老家，也与老家人全无往来。那个大家族，对于我只是部过往的历史。表姑是新来到的，我得去接触并要相处的家族第一人。因此她，又像是从兴义老家那方水土上来，从景家屯的青瓦屋檐下来，从历史的深处来。
隐约感觉，她的到来会让我发生某些改变。
P17-21
写出我所了解的表姑、美籍华人王德龄，让世人了解她————这样一个写作冲动，是在2010年春，接她从大洋对岸打来的电话，如陷梦魇般听到她即将气绝前最后发出的声音……那个时刻。
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特殊的背景，在中国时独特的作为，我们与她在一起时那些独特的经历与体验，是促使我去写的推因。但由于种种缘故，包括我们在本地不得不隐瞒她的辞世这样一些因素，直到2015年才正式动笔。
成稿后字数不到四万。我发给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四川的唐龙潜先生、远居加拿大的卢晓蓉女士、安顺的杜应国先生等等，请他们帮助“把脉”。朋友们给出了热情的肯定和赞许，也指出了不足。
定稿后，有幸被贵州作协副主席戴冰先生所阅。他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建议：这样一个题材，完全可以写到十几万字，加上图片，“可以做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并建议应加副标题，以能涵盖所写的历史部分。这真是十分专业的指导意见。
如果再另写一个十几万字的相同题材，内容上难免会发生重叠交叉。思考后，决定在原文基础上扩写。于是几乎完全推倒了花去大半年时间已完成的定稿，重新构篇。
写王德龄，这个“圆顶房”的女儿，自然要写到她的父母王伯群、保志宁，写到她的叔父王文华，必然要牵连出刘显世、何应钦、周素园等，因为当年他们都是圆顶房下的重要人物，圆顶房因为这些人物，一度成为贵州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原稿中对相关历史有一定的描写，扩写时仍然采用时空交错的手法，而“往事”的内容大量增加。
我在青少年时，对这个家族只有朦胧的认知，后来，自认为有了清楚的了解。而当真正要把一些人物与事件落实在文本上时，不少地方似又回到了朦胧状态。我放下每天敲击的键盘，重读相关史书，查阅大量资料……常常一连几天不走出房门。
写作过程中，上海的欧天锡先生和贵阳的吴尚智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他们二位与我的表姑都很熟悉，文中写到的不少现实事件，是他们二位和我，和大家，与王德龄女士在一起时共同的经历。吴尚智先生还另外为我提供了包括图片在内的一些素材。
写到第六章时，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王文华墓。当年表姑带人去上海、杭州开会并扫墓，我没有在场。后来她们谈起在杭经历时，我又未注意王文华墓的相关信息。如果人都健在，一个电话就可搞清，不会成为问题。但最清楚此事的两个人均已过世，在我现能联系到的人中对此都不甚了了。于是这一章的相关地方就变得模糊。虽说用模糊义似也说得走，但在这篇纪实类非虚构的文字里，我力求能实就实。加之王氏在美国的亲戚也想了解王文华现究竟“移身”何处，于是，在自己不能抽身到杭州寻访的情况下，拜托了现居杭州的，我的两位老朋友欧国华、刘琼夫妇。
他们在附近几经周折未打听到，便让平时工作很忙的女儿开车到乡下，协助寻找，却未果。几天后，他们另设法重新上路。山区里、土坡上、公墓群、烈士陵园，见人就问，只要觉得有一线“是”的可能，他们必不辞辛苦地一定走到墓跟前看个清楚。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在杭州城外的里鸡笼山，巧遇一位熟知此事的退休干部，把他们一直带到了王文华墓前。拍照后，为我发来了图片。如此，我得以在文中清楚准确的写出这一细节。
往小处说，他们是为我解决一个写作上的疑点，往大处说，对于这样一个在护国战争中立下显著功勋的将领，他现身葬何处，我这两位朋友是为王文华的家族及后人，为相关历史研究者，为读者，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交代。
书稿第二次完成后，承蒙有出版社青睐，曾将之两次送报。但其中过程却曲折……前后拖延了一年半之久后，我把书稿寄到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硕士生导师汤涛先生，是一位有多部著作的作家。他同时也是华师大党史与校史办主任，因而对华师大的前身大夏大学、创始人王伯群的生平及其家族、乃至王伯群故里贵州兴义的地方文化，都有深人、独到的研究。
我很幸运。汤涛先生阅过书稿后，很快推荐给了上海三联书店。在这里，遇到了一位资深、知名编辑————钱震华先生。
仅一个星期，我接到选题被认可的消息。之后，经过系列出版程序，小书终于荣幸地在这个国内一流的、著名的出版社付梓。
下面付诸笔端的几件事，实际是本书正文的延伸。
其一，王伯群故居不再只有贵阳市的圆顶房和上海的愚园路两处。
2016年，王伯群故里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首期斥资450万，在他的家乡景家屯恢复建起了“王家大院”。作为当年黔西南州的重点建设项目，故居在一年内已建成。2016年金秋时节，首届世界山地旅游节在黔西南州开幕之时，景家屯的王伯群故居也同时开放。据闻，还拟以“王家大院”为幅射点，把周围打造成新的旅游风景区。
至此，用当地民众的话说，兴义走出去的四大名人：何应钦、刘显世、刘显潜、王伯群，现都在老家原址有了故居。（前三人的故居早些年已有，现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二，2016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启用从未动用的馆藏，发掘出一批从未面世的王伯群与大夏大学相关的珍贵史料。由馆长汤涛先生任主编，编辑出版了近六十万字的《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一书。本着尊重历史文献，用史料档案说话的研究精神和态度，本书“首度解密王伯群执掌大夏大学的原始馆藏档案，独家、全面、权威呈现了民国著名私立大学历史。”
当年10月15日，在位于愚园路的上海王伯群故居内，新书发布会召开。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上海电视台、新民晚报、东方早报等二十多家新闻媒体、有关机构和领导悉数到场，场面热烈而隆重。
此书的出版，不仅为研究王伯群、大夏大学和华东师大，也为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档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为贵州兴义的独特文化与近代中国的关联等方面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
几乎在同一时间，王伯群长子王德辅，也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的，讲述他父亲和叔父的长篇《爱国者与军阀》。据闻兴义有关方面拟协助他联系翻译，以尽快形成中文译本。
其三，2016年夏天，时值我在拟写与家父有关的章节，意外地接到兴义电视台《文化兴义》栏目组电话，说拟为我父亲拍一个电视专题片。我当时从心到身感觉到一股暖流一一家父过世二十余年，家乡人还记得他！
家父在世时，曾在贵州农业方面创造出几个第一。第一个把美烟种子播植在贵州土地上并成功植活；在贵州修建了第一间烟叶的烤烟房；第一个在贵州引进法国梧桐并成功植活；第一个在毕节种植成功花椰菜等。但他在世时，一直至“文革”结束前，从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他所做出的成绩，长期被埋没，更难以让人忍受的是被人欺世盗名、张冠李戴。
在兴义，早在八十年代末即有古道热肠的赵显域先生为收集、整理我父亲赵发智的资料辗转奔波。眼下，兴义电视台准备投拍本地近现代名人时，把家父列人其中，并放在重要位置。这怎不让我深深感叹，感动！我由此看到了兴义宣传部门，兴义电视人的职业高素质和敬业精神。正如栏目组负责人所说：“我们做这期节目的目的，就是想向公众还原历史的真实，让人们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
2017年六月，讲述家父赵发智事迹的专题片《黄土地·赤子情》，分上下两集制作完成，播出后，收到了热烈的反响。电视台在第二天陆续接到观众打来电话，诉说观看后的感受与感想，给予了专题片良好的评价。
我将专题片的手机版发到朋友圈，同学、朋友、亲戚，感动之余纷纷发来评论和感叹。其中一条评论说：“兴义电视台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它不仅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到贵州的历史，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并记住了与贵州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一些不应当被忘却的人。”
在本书终于出版发行之际，谨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上述提到或没有提到尊名的，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朋友，包括兴义电视台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我还要感谢翻阅本书，读到这一页的读者。谢谢你！
赵明和
2017年8月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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