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4日清晨，南京城还在初夏的微风中沉睡，在宁静的鼓楼广场环形大道上，一个年轻人迎着朝霞一路狂奔一路大喊：“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他太兴奋、太高兴了，似乎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一个警察走过来，但看到他是因为有了儿子而特别兴奋，笑了笑向他祝贺，并且告诉他不要摔倒了，因为路途还很远呢。
这个年轻人名叫刘旋天，当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设计院的建筑工程师。他一生有一段很不平凡的、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祖籍是湖南省醴陵县(现在是醴陵市)，出生在醴陵县南乡美田桥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离醴陵县城有五十多里路。
醴陵县是湖南省紧靠江西省萍乡县(现在是萍乡市)的一个小城，历来是湘东的重要门户，向东出老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伍子胥难以通过的古昭关)就到了萍乡。自古以来以盛产瓷器闻名，是与江西景德镇并驾齐名的中国瓷都。境内良田连亘，青山翠绿；渌水蜿蜒流过，直达湘江，极尽运输与灌溉之利。所以是鱼米之乡，经济富裕；而且交通方便，文化发达；因此历来人们都一致称赞它是一个具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象的地方。
醴陵籍显赫的良臣名将在历代辈出不穷。在20世纪充满惊涛骇浪、险象丛生、危机跌宕、政局起伏的中国历史画卷中，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共产党中的李立三、左权、耿飚、宋时轮、刘文学；国民党中的程潜、何键、刘建绪、陈明仁、刘斐、邓文仪，李明灏等数十位将军级的人物，均出自醴陵。
刘旋天本是一个农村的孩子，生于1908年(即清光绪末年)阴历八月初五，家中若干代人都是贫苦农民，主要靠到深山中伐木并卖炭为生，在兄弟姐妹8人中他最小。他的母亲李氏夫人尽管一字不识，却十分明白家中若不出一个读书人，则子子孙孙都将一辈子在家伐木卖炭。因此，无论家中多么贫苦，她也要节衣缩食让宿已的丈夫刘若莱和大儿子刘彦读书通过科举求取功名。
刘若莱与刘彦这两个男人果然不凡。在清末期间醴陵县的一次童试中，父子俩人同时通过醴陵县的秀才初试，而大儿子刘彦(刘式南)更是出色，不但成为“廪生”，而且几篇锦绣文章竟然使得他在省城的童试第三试中获得第一名，因此他又被人传称为“醴陵县的院案首”。
但科举制度在清朝末年其实用性已普遍被质疑，并于1905年被废止了，因此刘彦就决定读新学，于是进入湖北文科普通学校。
在20世纪初，清王朝虽已处在风雨飘摇当中，但清朝并不乏有眼光要实行改革的人物，于是在李鸿章、张之洞等有识之士的坚持努力下，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国家派遣留学生。1907年，刘彦有幸取得了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研究外交学，那时他已经30岁了。在那里他接触到并接受了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并在宋教仁的劝说与引领下，加入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而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那时候醴陵县只有两个公费留学日本的人，一文一武，学文的是刘彦，而习武的则是后来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程潜。1911年，武昌起义前不久，遵循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对留日学生的教导：“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到日本才三年多的刘彦在东京就写成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这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共25万字。以鸦片战争为开篇，以我国外交失败为主线，旨在唤醒国魂，拯救中华。
直接导致清王朝覆灭的导火线是武昌起义所引发的辛亥革命。
可是武昌起义又是如何引发的呢？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1911年的保路运动。
晚清时，大兴铁路建设已成热潮，朝廷将其当成国策；民间看到了铁路建设的巨大利益，也热心投资铁路建设；国际资本更为之眼红，要插手中国铁路。于是，它就成为各方争夺的热点。当时，在清廷内部，以邮传部尚书、著名官商盛宣怀为首的一派，坚决主张铁路建设要国有化，即令借外债也不同意引进民间资本；而以南方各省的地方总督以及民间绅商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铁路建设应当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两派争论很激烈。
早在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就倡议不借外债，靠民间资本建设川汉铁路，一时应者如云。11月，朝廷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设立铁路公司，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1905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召集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的绅商会议，以675万美圆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此后，全国便掀起了铁路商营的热潮，从1904年到、1907年间，各省先后成立了18家铁路公司，各地大小绅商纷纷投资于铁路建设。1909年，张之洞要修筑湖广铁路，在盛宣怀的游说下，他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与德、英、法三国银行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450万英镑。消息一传出立即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英名一世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竟在此次风潮中“心焦难堪，呕血而死”，所以铁路国有化的纷争大大激发了民间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更加火上浇油的是，1911年5月盛宣怀上奏朝廷，要求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建设权收归国有，朝廷准奏，而且对民营资本拒绝给予合理的补偿，尤其对四川的民营资本最为苛刻。《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群起反抗。1911年5月14日，长沙万人群众集会，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也上街示威。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后来发展到成都罢市两个多月，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蒲殿俊和罗纶等人，枪杀数百名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了的四川民众于是就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清廷被迫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于是，武汉守备力量就被削弱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新军组成的革命军猛攻总督府，清廷湖广总督瑞潋吓得从地洞里逃到停泊在长江的“楚豫”号军舰上，并向朝廷发出密电称：“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当天晚上，革命军占领武昌，公推当时在武汉的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为都督。几天之内，武汉三镇全部光复。著名革命家黄兴随即从香港赶到武昌，就任起义军总司令，准备应付清军反攻，保卫革命成果。为欢迎黄兴的到来，黎元洪特意在武昌阅马场筑坛拜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序幕。
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清廷一方面于10月26日罢免了盛宣怀并释放被监禁的四川士绅，以平民愤，另一方面就准备对起义进行武装镇压。惹起祸端的盛宣怀被朝廷革去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他惶惶然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给他的最后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由于南方的新军大都倾向革命，于是清廷只得把镇压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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