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
一
时间就像一把永不生锈的铁锹，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用它掩埋一段段苦难、一段段经历、一段段往事、一段段感情。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不管曾经有多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只要这把铁锹在手，都会被埋葬得干干净净，了无痕迹。
遇见钱香的时候，我已是双城文化顾问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年薪二十五万，正在筹建自己的公司。一看见这个名字及她的主人，我就忍不住想笑，说：“女人有钱真香。”
钱香纠正道：“应该是男人有钱更吃香。”我想想也对，于是也噗嗤一笑。钱香浅浅地笑着，脸上的酒窝似乎盛满了酱香四溢的茅台，差点把我醉晕在高背靠椅上。她瞄了瞄我胸前的牌子，说：“夏总，您名字真逗。”
她来自江苏南通，声音软软的，就像黄莺歌唱、画眉啼鸣。
双城公司的工作服统一为黑色西装，总监级是白衬衫配红领带，经理级是白衬衫配蓝领带，主管级是蓝衬衫配红领带，员工级没有领带。我是副总，是白底蓝花的方格子衬衫配金线镶边的浅红色领带。黑西装的左胸前，佩戴着蓝白相间的工作牌，上面印着姓名、职务、照片和工号。我低头看了自己的工作牌一眼，嘿嘿笑道：“我原名叫夏国梁。”
她问：“那‘夏剑’是您笔名吗？”
我说：“算是吧，上期《人民文学》发了我一组诗，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钱香睁大眼睛，满脸的春风让她更加妩媚动人，几乎是嗲着声音激动地说：“夏总，您真是太牛了，我要入伙跟您干。”
我问：“入哪边的伙？双城还是国梁？”
我正在筹建的公司名叫“国梁传媒”，所有资料都已提交，五十万元的注册资金也基本到位，正式注册只是最近几天的事情，一旦开业，我就要离开双城，到八百米外的稻香居上班。我给公司租赁的办公地址就在宋庄稻香居，三室两厅，一厨两卫，年租金二十万元。我的布局是一厅自己办公，一厅给职员办公，一室自己住，另外两室给职员住。
这是个典型的微型公司，但不是皮包公司，在圈子里目前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公司即将横空出世。钱香眨着眼睛问：“什么国梁？我是来双城应聘的。”
我跟她解释：“国梁就是国梁传媒有限公司，我自己创建的，过几天将正式营业。如果你肯加入，就是公司元老，将来上市了，一定会给你股份的，原始股。”
钱香做出恍然大悟状，假装很认真地思考了几分钟，说：“好吧，在薪酬不变的前提下，我愿意去您自己的公司。”
我们就这样谈好，并签下了用工协议。钱香成了国梁传媒的第一位职员。一周后手续办好，公司正式开张。我辞去双城公司的副总职务，搬到稻香居当起老板来。坐在那张并不宽大的老板桌后面，我浮想联翩，过往种种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一幕幕地闪现。
我们家很穷，全家六口人，只有四亩三分地，而且那四亩多地，要么长在裸露的石灰岩之间，这里够种三窝包谷，那里够栽两窝洋芋；要么分布在河谷两边的山坡上，弯弯拐拐，狭狭长长，宽度还不够牛掉头，全年收成也就千把斤包谷，几十箩洋芋，外加两三百斤苦荞籽籽，每年到了3、4月就开始断粮。
因家境贫寒，我父亲从十四岁那年开始，就干上了背砂锅卖土碗的行当。砂锅和土碗要从遥远的县城背来，然后在延绵不绝、沟壑纵横的乌蒙深山里不停地转悠叫卖。“卖————砂锅喽，卖————土碗喽”，每当听到他那苍凉的叫卖声在河风与山岚里回旋，我的心就一阵阵揪紧。每次，只要父亲背着满满一箩筐砂锅和土碗，打着赤脚，小心翼翼地从我们学校门前的山路上走过，几个特别调皮的同学就会趴在窗户上对着我喊：“夏国梁，你老爹在背砂锅呢。”然后又扯长嗓子叫：“背砂锅，卖土碗，卖到河坝转。”
河坝是另外一个乡镇的地盘了。那里曾是大土目沙家的驻地，别名官寨，号称蒙山的上海，是全县少有的富庶之地，人们早就不用砂锅和土碗了，换成了铁锅、铝锅和瓷碗。父亲在那里绝对没有生意，那里的人们也非常鄙视背砂锅卖土碗的人，认为那是贫穷落后的象征，是进化缓慢的高山人的专利。有一次，他仅仅是从那里路过，去后面的坪山。也许是存着几分侥幸心理吧，或者是习惯使然，他就边走边拖起声调叫卖起来：“卖————砂锅喽，卖————土碗喽。”突然轮胎打滑，重重地一跤摔倒在地，翻下两米多高的地坎，满满一箩砂锅和土碗全被打碎。
P1-3
胡树彬以少数民族作家的视角，介入当下社会生活的纵深，不但题材涉及面广，而且笔力走向开阔，故事引人入胜。他小说的核心直指人心的贪婪与灾难，深探残酷现实图景中利益驱动所酿造的悲剧根源，同时弘扬清廉正直的社会价值观，而且在民族性和当代性的文本建构上，有着独到的体验。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人民文学》原副主编邱华栋
胡树彬的小说，善于表现复杂的生活，并从中写出真实的人性。无论所选择的是何种题材，讲述的是何种故事，都流贯着一股凛然正气，既寒凉，亦暖心。
————《民族文学》主编 石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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