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歌中的爱情、酒与乡愁
初次听日本的演歌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正值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姿三四郎》、《阿信》、《血疑》等电视剧在中国热播，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大幅上升。中国观众通过日本电影认识了山口百惠、高仓健、栗原小卷、中野良子……
八十年代第一次听演歌时，虽不知道歌词唱的是什么，但被它曲调和旋律所蕴涵的东洋情调打动了。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经常从电视或收音机里收听演歌。日本人对演歌的热爱程度很难用言语形容。电视台经常会播放演歌的音乐会、著名歌唱演员的专辑以及不少经典老歌。舞台上，女歌手们通常穿着盛装的和服，典雅、端庄，颇具日本传统女人的韵味。一首演歌被一位歌手唱红后，永远都是由他来演唱，而观众也是百听不厌。像被称为“天才歌姬”的美空云雀9岁登台，11岁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12岁开始灌录唱片，一生共演唱了1400首歌曲，深受日本人喜爱。经典演歌《如川而逝》被她深情演绎到了极致，1997年被评为日本百佳歌曲第一名，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她逝世后，这首被她倾心歌唱的演歌成了无人敢唱也无人能唱的“绝唱”。
演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明治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对演讲、集会予以严格管制，而自由民权的斗士们在“壮士节”上以歌来代替演说，批判藩阀政治，宣传其政治主张。演歌的名称其实就是由从演讲得来，当时属于政治讽刺歌曲。随着时代的发展，演歌的政治意味逐渐消失。明治后期，演歌逐渐演变成以描绘心情为主的歌曲。到了大正时期，创作演歌的音乐人吸收了一些西洋乐曲的表现手法，极大丰富了演歌的表现力。鸟取春阳的《笼之鸟》一时风靡全日本。进入昭和时代，外资唱片公司进入日本，演歌制作公司纷纷组建。他们在演歌中加入了一些西方的配器和流行音乐元素，演歌由此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昭和初期，像藤愿义江、佐藤千夜子、二村定一、藤山一郎等西洋音乐的演奏家逐渐成为主流，代替了民众歌曲的演歌艺术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春日八郎、三桥美智也等登上了演歌的历史舞台。五十年代后期，北岛三郎、都ほはるふみ极一时。六十年代，水前寺清子、森进一、五木宽之等新人出现，演歌舞台个性纷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空云雀确立了她在演歌上的巨匠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表现男女恋情的演歌多了起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在歌曲的喜爱上出现分流，流行歌曲逐渐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而演歌则成为中老年人心灵的慰藉，演歌也由此进入了保守和衰退时期。九十年代末期，演歌新曲的CD发行量只有几十万张，引起了不少歌迷们的忧虑。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中国听众对演歌越来越熟悉，不少演歌通过邓丽君、周华健等港台歌星的翻唱，在_中国大陆广为流传。2000年的演歌舞台呈现复苏复苏迹象，大泉逸郎的《孙子》，冰川さょし的《箱根八里的半次郎》大受欢迎。当今，北山たけし和演歌界的五大美女歌手————坂本冬美、伍代夏子、香西薰、藤彩子、长山洋子的人气十分旺盛。
演歌的歌词中多出现大海、酒、眼泪、女人、雨、北国、雪、车站、离别、思念等词汇。演歌中除了表现男女之间悲欢离合，还有歌唱夫妻之情，歌唱母爱，歌唱兄弟手足情谊以及羁旅的内容，其中，表现恋爱和失恋的内容占绝大多数。只听演歌，你会觉得日本人个个柔肠百转、温柔缠绵、细腻敏感、重情重义。
演歌有着明显的性别特征，女人唱的演歌和男人唱的演歌在词曲、旋律上截然不同。渥美二郎的《追梦酒》表现了下雨天小酒馆里独自饮酒男子的失恋情怀。森进一的《望乡》则唱出了从遥远北国到大都市的异乡人对故乡恋人的思念。
演歌里有不少反映羁旅的内容，“旅”有旅行之意，但更多包含了“心灵之旅”、“人生之旅”的意味。日本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农村的年轻人纷纷涌向都市，在城市打拼谋求发展。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地方来到大都会的年轻人，离开故乡和亲情，在大都市中行色匆匆。他们看到花开花落、月缺月圆会想到故乡，看到四季变化也会想起故乡。因此，演歌中思念故乡、思念母亲、思念故乡的恋人的内容很能引起这批“都市异乡人”的共鸣。八十年代千昌夫的《北国之春》传人中国，成为中国人熟知的演歌，歌词中“妈妈担心城里的儿子，不知季节的变换，寄来了一个小包裹”唱出了那一代日本人的心灵之旅和无尽乡愁。而今日本年轻人生长在城乡差别很小、物质生活极度丰裕的时代，他们波澜不惊的人生中缺少上一代人所体验的“羁旅”，也很难体验演歌中所表现的乡愁、感伤的情怀。
人生寂寞无边，爱情最能排遣寂寞。于是，演歌里唱遍了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的爱与恨、欢聚与离别、惆怅与思念。寂寞时，小酒馆是城市中孤独打拼的男人们最好的慰藉，演歌中“酒”成为男女宣泄情感的重要道具。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城市，无论是繁华车站，抑或是僻静小巷都会有被称之为“居酒屋”的小酒馆。小酒馆门口悬挂的灯笼或招牌以及窗户里面温暖的灯光总会吸引这些异乡人、失恋者的脚步。也许酒馆空间狭小得转不开身，但在柜台前喝杯酒，和老板娘聊聊天，成为他们劳碌奔波生活中的片刻休憩。演歌的歌词中经常会出现描述这类场景的句子，借酒消愁的失意人也往往成为演歌塑造的形象。
近些年，在逐渐被流行歌曲替代的演歌舞台，昔日辉煌的巨星们大多已步入老年，随着演歌界实力派歌手春日八郎、三桥美智也、村田英雄、三波春夫等人相继谢世，演歌舞台着实寂寞了不少。那些演歌的忠实观众们不禁担心，如果现在舞台上再没有了依旧活跃着的北岛三郎、森进一、谷村新司等人的身影，演歌是不是还将继续走向衰退。
时光荏苒，经典演歌所歌咏的那些细腻缠绵、多愁善感又略带失意和忧愁的一代日本人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那些衣着前卫、率真自由、洒脱随意的“新新人类”已闪亮登场，在流行歌曲的明快节奏中，他们早已摈弃了父辈那代人的温情脉脉与内向缠绵，变得敢爱敢恨、正酣畅淋漓地演绎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故事。
2009年8月于北京
P3-6
出版一部随笔集是长久以来深藏心底的一个愿望，但当这部关于日本的书稿摆在面前的时候，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忐忑。
我与日本结缘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日本，大多数中国人初次踏上日本国土时都会经历“文化休克”那样的体验。记得我刚到筑波留学的半年间，由于面临语言、学业、打工的多重困境，心情沉郁又孤独。当日语水平有了进步，也逐步适应了留学生活的时候，我开始观察和品味日本。在富山大学读硕士二年级的时候，我应《读卖新闻》富山版之邀，为’“走读富山”专栏写稿。我先用中文打腹稿，然后译成日语，再让山田妈妈帮我修改。就这样，一个月一篇，积攒了一些观察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短文。收入本书中的《茶渍》、《饺子外交》、《泡澡与混浴》等篇都是在这些日语文章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1997年学成回国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从1998年到2000年，发表了多篇论文，也参加了多次国际研讨会，基本完成了从文学创作到学术研究的转向。2001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又将视野和兴趣点从社会学扩展到了历史学。从选定博士论文的题目到建构再到周密论证，．那些搜集史料、悉心研读、琢磨推敲的日子是一个文学青年走向学者的炼狱过程。2004年，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次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的第一本专著《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出版。2010年秋天，第二本专著《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也出版了。
近些年，在赴日本开会或访学之际，我常常将当今日本与九十年代的日本进行比较，也常常思考日本社会、日本人、日本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脑海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想法。我开始用笔记载下这些感想，积攒下一篇篇关于日本的随笔。
2010年元旦，一场半个世纪罕见的大雪降临北京。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我对曾经生活过的筑波和富山充满了怀念。我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岁月、思想情感、学术研究都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翻阅着以往的日记和文章，回忆着在日本生活的点滴往事，一直以来埋藏在心里的愿望再次萌动，那就是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
我一直深感庆幸，远离祖国和母语、客居异乡的体验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和厚重，日本友人的关爱让我的心常怀感动。
作为一名中国的学者，在观察和研究日本时必须站在中国的立场，有着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但这并不妨碍我真诚和客观地观察和思考日本。国籍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不同的人从相逢、相知到建立情谊是一种缘分，而缘分是可以超越国境，跨越文化习俗、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的。就像我与日本妈妈山田武代，我常常忘记她是日本人，对我而言她就是我的一位亲人，虽无血缘关系，虽远隔千山万水，我却总是牵挂和思念她。还有那些善良而普通的日本友人。在我写下每一行关于日本的文字时，脑海中会浮现出他们诚恳的目光，下笔会更为严谨和客观。我希望自己对日本的观察和思考不仅能获得他们的认可，更能经得起他们的质询。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不仅包括近几年所写的学术随笔，也包括留学时期所写的散文。一些十多年前写的文章现在读来不免有青涩之感，但忠实记录了当时的心境和成长经历。有些文章或许不够全面和深邃，期望读者通过我的观察和思考对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多一份了解与认知。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日本东北地区遭遇了9级地震和海啸，福岛核电站泄漏危机重重。我终日守候着电视和网络，对日本面临的这场“二战”后最大的灾难无比揪心，默默祈祷日本灾区民众能够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文化部原副部长刘德有先生，能得到这位从事对日工作数十年、为中日友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前辈为我写序，我深感荣幸，内心获得极大的支持。
感谢三联书店的叶彤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心血。
感谢生活！感谢生命中鼓励和支持我的家人、老师和朋友！感谢人生道路上所有与我一同前行的人！
本书是献给你们的。
2011年3月17日于北京美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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