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蒙与稀粥的随想
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的老编辑，委实已有许久未能面见王蒙了。近几年来王蒙到南京讲学或售书时，我也曾想去看望他，但终因诸多不便，而未能遂愿。对此，有时不免有些遗憾。而且据我所知，一些熟识王蒙的朋友，也都在关注着王蒙近期的创作、健康及其忙碌的身影。
尽管如此，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老编辑，与王蒙的结识、相交经历，直到现在依旧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见，印象颇深。盖因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作家与期刊、编辑共建共存的文学史关系中，如果说一批“右派”作家乃是《钟山》作者队伍的主力军，那么，北京的王蒙、李国文、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南京的高晓声、陆文夫、张弦、艾煊等，便是《钟山》十分倚重的作家之一。而《钟山》和我与这批“右派”作家的友好合作，又正是建立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学观念之上的。记得王蒙在《钟山》创刊30周年时曾题词“钟山美景三十年”。我以为，这既是对《钟山》的热情鼓励，也可以说是作家与刊物之间知音效应的结果。而1991年，王蒙为短篇《坚硬的稀粥》打那场关于粥的官司时，赠书、致信于我，当也是作家与刊物的友情显示。
诚然，新时期以来，作家与刊物之间的双向选择，都为作家与刊物、与编辑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上世纪末，王蒙从新疆伊犁河谷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我与他见面初识，到去他迁居光明楼、前门大街的新址约稿，再到东四小胡同四合院的生日拜访、席问叙谈，都一一镌刻在我的脑际，尤其是他较早地应约在《钟山》“作家之窗”上发表中篇小说《风息浪止》，再到他夫妇俩应邀来宁访问，我陪同他们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墓，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作为编辑、朋友或是读者，我都会不时地忆念起我所熟悉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恰巧的是，近日翻检旧时书札，忽而见到一本王蒙亲笔题签赠我的《粥》文学集和两封简短信函。闲暇时随意翻检浏览，竟不仅生出一些关于粥的联想，而且还追忆起与王蒙的某些交往经历。自觉这些陈年的细屑小事虽无多大史料价值，于我倒也不乏纪念意义，特小记于下。
随意翻阅这本17年前出版的《粥》文学集，忽而发现，除了题词“兆淮同志一笑”颇令人玩味之外，这本只有14万字的小册子竞收录王蒙关于稀粥的四篇文章，关于《坚硬的稀粥》的10篇争鸣文章，另收集了19位作家21篇关于粥的随笔。此书本缘起于王蒙的一篇寓意多重的讽喻小说，由小说引起文坛争论并不奇怪，再由争论而演绎出一场诉讼官司，这就有些令人惊诧了。更令人怪异的是，在这争论前后，竞唤起全国近20位著名作家、学者撰文就粥的话题洋洋洒洒地写作了20多篇随笔，而且这些随笔或考古议今，或意趣盎然，读之颇给人以旁征博引、痛快淋漓之感。明明是有所指向，并非无病呻吟，却又偏偏一字不提小说争论之事。难怪张洁在《潇洒稀粥》一文结尾处说：“无论如何，1991年稀粥年是稀粥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年。”也难怪有人如此概括沸沸扬扬的粥年：粥文传中国，粥话满中华。
就我的饮食习惯而言，说到稀粥，首先唤起的，便是我个人关于粥的记忆与体验。起初年少时，在我的印象里稀粥总与贫穷摆脱不了干系。幼时家贫，在农村常常是早晚喝大麦粥(又名罕子粥)，中午吃菜稀饭或菜干饭。及至解放后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跨人首都中央级研究机构的大门，仍然要经常喝玉米粥、吃窝窝头，那时，我方才醒悟到，原来告别稀饭与告别贫穷一样，毕竟不是靠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一蹴而就的。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勃兴，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之后，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起了较大变化之时，告别稀饭加咸菜这才有了可能。即使偶尔在连续享用丰裕美食之后，出于调剂口味，或是满足忆旧之需，想喝稀粥，那再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稀饭加咸菜，而大都变成了名目繁多的美味粥：肉粥、鸡粥、鱼粥、虾粥、海鲜粥、皮蛋粥等等。在告别稀粥多年之后，人们又常常不免怀念起稀粥来。每每在旅行归来时，我常让家人给我熬点小米稀粥，外加酱黄瓜。吃起来特别爽口。可见，尽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粥也处于变化之中，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人仍然忘不了稀粥。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作为《钟山》编辑去北京陈建功家组稿，他不止一次地亲自为我做海鲜粥，吃得我满口生津，直呼过瘾。前两年有两位京中朋友来宁，我即学建功之法，招待他们喝粥，只不过已不是我在家操持，而是请客人到潮州粥店撮了一顿虾米鱼粥。结果此举也赢得了客人的首肯与称赞。
看来，在古今中国，无论贫富，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大约人人都有过关于粥的记忆与体验，都有说不完的话语。于是，我想，或许稀粥原本就是中国独特的餐饮文化的组成部分，与贫富贵贱并无多少直接的干系。可知，由小说引发的那场关于粥的争论，虽然看起来不免有点闹剧的意味，但闹剧的背后，却也似乎隐藏着、关涉到时代思潮的走向。那种动辄给人戴政治帽子、搞影射批判的做法，毕竟不大时兴了。
关于这场因粥而起的争论，如今已逝去了近二十年，成为一段尘封已久的文坛历史。应当说，这桩发生在90年代初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坛风波，其开场与收场方式，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微妙复杂的。随着时间的变迁，孰是孰非，功过评判，也许已经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如今的王蒙仍有一定的创作活力。那篇寓意丰满的讽喻小说，即使如今读来，仍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仍有相当的生命力。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那些强加于人的粗暴武断的批评，作家毕竟可以选择拿起笔甚至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无论如何，这是值得庆幸的。
其实，《粥》文学集与其说是一本关于王蒙小说《坚硬的稀粥》的争论集，倒不如说是一本关于粥的随笔集。或者说，这本随笔集，皆因对王蒙的小说的争鸣而引发的关于粥的话题，因而取名争鸣集也无不可。然而，王蒙就是王蒙，他能机智地把对其小说严肃的政治批判化作一场嬉笑怒骂的玩笑。而其他写随笔的作家虽然只谈粥，不提王蒙及其小说，却又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文学观念。真可谓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王蒙及其撰写随笔的作家朋友的聪明与机智之处，也应看作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文明，为作家的创作自由提供了某种可能。记得王蒙常喜欢说，现在是作家创作的“黄金时代”“最好时期”，或许正基于此。
作为一名当代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我自然十分清楚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作品的分量：他的生平历经坎坷，屡遭挫折，但像他那样先后荣获全国性短篇奖三次、中篇奖两次，长篇《活动变人形》又颇具影响力，且身兼作家、评论家、学者、编辑的几重身份，就作品数量之大、变化之多、题材之广而言，实可称之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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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者梦与编辑路(代后记)
身处和平年代，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大约总会是悠远漫长的；即使置身于运动连绵的状态下，也会有幸福与苦痛、平安与焦虑伴随着你的一生。作为一个年纪七十有五的老人，尤其是一个从上世纪40年代走出来，又经历过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人生暮年之际，便不大可能不对自己的一生，反复地作一些品味回顾，并在不时回顾与追忆中，品味思索自己的这一生，哪怕自己尚称不上是那类迭遭磨难命运多舛的文化人。
在我这个经历平淡的文化老人的一生中，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也不免带有某些时代和社会的印痕。我渴望在我的最后的人生落幕之前，能为自己记下这辈子人生的辛酸苦辣，同时也为我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留下一些痕迹，哪怕是淡淡的浅浅的也好。我无法知道今后的人生还会给我留下多长的时光，我唯有抓牢当下的每一分钟，实现我的这一最后的愿望。我仿佛觉得，唯有这样，才算没有虚度此生，辜负曾来人世间走过的这一旅程。
如果可以撇开在家乡禾场上听故事所向往的文学梦不算，也不谈学生时代读文学书籍时所萌生的作家梦，那么，196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当时谓之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时，我倒是着实做过学者梦的。那时节，我一个毫无背景的平民学子能够有机会来到中央一级文学研究机构，且能面见学生时代一向崇敬的一流学者，甚至又有机会向这些权威学者拜访求教，不消说有多么兴奋和庆幸了。虽然我自知自己并非出身于书香世家，也从无深厚的文学素养，但我愿意也深信，只要花上十年功夫，刻苦研读，将来成为一名小有成就的学者，却也并非没有可能。还记得1964年8月我到北京建内五号文学所报到之后的一天夜晚，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曾暗自立下了这个志向。
可谁也料想不到，1964年我到北京国庆还未过，随即便被派往安徽省合肥党校参加“四清”工作队集训，不久就被派往寿县九里公社玉皇大队搞“社教”运动，并一待就是一年有余，直到1965年底结束“社教”工作返京，刚分到当代文学研究室，读了三四个月的当代文学书刊，尚未拟定一篇选题，就被“文革”风暴冲得晕头转向，旋即又被学部轰轰烈烈的大字报海洋、大批判运动所裹挟，抽身不得逃离不得，身不由己地就陷入两派群众组织的激烈、长期的争斗之中。此时资料室封闭了，学术权威被批斗了，一个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部门顿时就像是经久不息的战场，哪里还有一些学术研究的气息，更何谈做学术研究了。
更为令人难以料想的是，正当年过三十已进入个人婚恋成家之际，“五七”指示让我等调入文学所的青年学子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蔡仪等学术精英一道被抛入河南信阳地区息县“五七”干校，在工军宣队领导下，从事清队和农业劳动长达三年左右。直到1974年底，我在文学所耗费了十年时光，除了大字报，竟未写成一篇学术文章，我的学者梦几近破灭之时，我遂下决心，离开北京，告别文学所，调回母校中文系任教。
又让我料想不到的是，我原想调入南京大学就学任教的申请，却被调了个包————正像某位名人所言————我原想走进一间房屋，却不料阴差阳错地被领入了另一个房间————我接受到的调令，是江苏省出版局属下的江苏省人民出版社，我成了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名编辑。在那个个人无法左右、决定自己命运和职业的时代，我别无他法，只能无奈地认命。
1974年底，我怀着无限的眷恋，带着利用逍遥时光打造的几件家具(方桌、床头柜、碗柜、小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京，只是未能回到母校，而只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单位报到，从事并不熟悉的文艺编辑工作。好在当时，我刚刚35岁，我还有重新学习的机会和重新安排自己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打算。
可惜的是，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又完全不懂得处理人事关系的书呆子，工作和生活均不大顺遂。
这种不顺一直延续到我之后参与到《钟山》杂志的编辑工作中。按理说，江苏人民出版社应和着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之风尚，79年创办《钟山》之后，举办各类文学笔会活动，是甚得省内外作家的好评的；当我投入编辑工作之后，也不只是将此视为谋生之职业，而是当做喜爱的人生事业来全力操持的。谁知参与编辑工作不久即发现，编辑部内部在办刊方针、宗旨及组稿方向、审稿意见上，均有很大的分歧，且常常闹得很不愉快。不得已之下，1984年《钟山》遂由出版社划归省作协门下。
自打1984年《钟山》划归省作协之后，在我与编辑部一部分同仁眼里，供职《钟山》再也不只是一个谋生的饭碗，而几乎是安身立命之所，是一项值得奋斗终生的文学事业，我们共同谋划确立刊物新的办刊宗旨与发展方向，精心举办各种文学笔会活动和文学学术讨论会，热情组织全国老中青作家队伍，热心举荐文学新人；与此同时，还下功夫挑选组建一支编辑队伍，开展各类业务培训活动，提高编辑业务素质与水平，努力使刊物与编辑一道成长，共同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共同努力，《钟山》终于获得作家与读者的好评与认可，被文学界称为全国大型期刊中的“四大名旦”，被国家出版主管部门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类期刊，从而跨人全国一流文学品牌刊物之队列。与此同时，从《钟山》编辑部也走出了七八位具有一定成就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
在我长达30年的编辑生涯中，在我编辑、副主编、执行主编的成长过程中，我亦曾为《钟山》付出过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并与《钟山》一道成长，共同发展。我曾协助主编精心策划过各类文学笔会和学术会议，曾多次率领年轻编辑赴京组稿，约请中青年著名实力派作家为《钟山》撰稿，并提议创办由著名作家、评论家共同撰写的“作家之窗”专栏，团结、吸引了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名评论家队伍，我还作为责编编辑过三篇全国获奖中篇小说和历史剧。
作为一个从小在农村乡场上就做过文学梦的少年，大学毕业后在文学研究所又做过十年学者梦的中年人，1984年自《钟山》划归省作协之后，我便可能在立足《钟山》打造品牌文学期刊的同时，围绕期刊的发展与创新，通过编辑之路，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在我看来，文学之梦本应是作家与读者共同织成的，也是由作家和编辑共同完成的。
我先是为从《钟山》发表处女作，甚至走上文学之路的文学新人及其新作，撰写评介文章，向读者向文学界推荐新人新作，同时也为作为省级文学期刊的《钟山》宣传造势；继而，我也适当为一些向《钟山》提供力作的中青年作家写些评论文章，以打消一些优秀作家生怕刊发在《钟山》的作品被埋没“打瞎”。
如果说，当年“文革”十年后，学者梦的破灭曾不时给我带来过阵阵的失落与隐痛，那么，随后在30年的编辑之路上，虽然耗费了我不少的心血，熏染了满头的白发，但只要有文学陪伴，看见《钟山》已从省级地方小刊成为期刊之林里的一棵文学大树，我也便该感到欣慰和知足了。编辑、出版这本文集，原不过是在表明一个老编辑的心路历程时，也记录下一些时代的投影而已。
是的，作为一个七十有五，又身患多种职业病的老编辑，我该就此停笔打住。在我退休十年之后，如今搜集旧作编完这本文集不胜感叹之时，我禁不住题下小诗一首，以作对我的文学编辑生涯的纪念：十年一觉学者梦，国事家事两茫然。卅年踏上编辑路，白发满头终不染。
写于2014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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