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陈列馆
文／俞宸亭
说来，与贴沙河畔这幢城市河道陈列馆的小楼倒是因缘不浅，来来去去的，我也走了不下三五回了。
车子从城西驶人城东，一路上嗅着春的信息。玉兰花瓣和风飘曳，杨柳枝儿抽出了嫩绿，美人茶一树艳红，春来了。停在白墙黛瓦的展馆前，颇有江南庭院“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韵致。门口的樱花树满缀着细密的花蕾，让人觉得一转眼就会灿烂起来。立交桥下车辆并不少，但秩序井然。花坛旁有两位老人相依坐着，在我看来真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中国式浪漫。许多男女或打牌或游憩，热热闹闹，乐乐恬恬，也给这座亲水的城池添了喜气。贴沙河畔，绿树新篱，又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节了，春水荡漾，泛着涟漪，这心也陶然起来了。
轻轻地推开半掩的铁门，原市委书记王国平题写的“杭州市城区河道陈列馆”几个大字映人了眼帘，而一楼正中那幅逼真的河道图片使我一时眼花，以为突然一脚踏人了贴沙河，疑惑地看看自己的鞋，一点都不曾湿，不禁“扑哧”一笑。
我走进展厅内，讲解员打开了话匣子，相机的不停闪烁与她的娓娓道来倒也相映成趣。彩灯跳跃之处也像航标灯，指明了河道整治走过的辉煌历程。拾级而上，更让我沉醉在悠悠长河里，用那展板上的话————“传承水文化，改善水环境，营造水景观，保护水资源”来形容倒也贴切得很。
杭州，是水孕育而生的城市。在我看来，杭州水文化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历史。
远古的杭州城区和西湖，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海湾；西湖南北的峥嵘群山，那时唯有峰顶露出水面，成了一个个小岛；北面的北高峰、老和山和南面的凤凰山、吴山等向东突出，成为大海中的两个海岬；湾底以飞来、南北诸峰形成马蹄形海湾。
沧海成陆，8000多年前杭州的先民在此休养生息。上溯到6()00年前，现在的西湖是钱塘江的人海口，由于江水夹带的泥沙堆积和钱塘江涌潮的共同作用，在距今4000年前，逐步形成了现在的西湖和东部的平原。
杭州城市孕育于夏、商、周，产生于秦代。秦并天下后，公元前222年(始皇二十五年)置钱唐县，县治所在武林山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七年，赢政东巡会稽，“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这是钱塘之名最早见于正史，它是杭州的前身。杭州的“杭”源于“航”，取名杭州，也算是对这座因水而生城市最好的纪念。
世事沧桑，历史变迁，东晋咸和三年(328)，古钱唐县治移到了凤凰山下，沿钱塘江北岸发展，从此襟带江湖，繁衍生息。南北朝时建置为临江郡，后改为钱唐郡，隶吴州，郡治钱唐县(郡辖钱唐、高阳、新城、於潜四县)。
隋开皇九年(589)废郡置杭州，辖钱唐、吴郡盐官(今海宁)、吴兴郡余杭及富阳、於潜共五县，从此有了杭州之名。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罢州设郡，杭州改称余杭郡。公元610年，隋炀帝开凿江南大运河，自京口(今镇江)至杭州长800余里，自此与江北运河相接，“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杭州成了连接我国南北方的水上枢纽和物资交易中心。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对杭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今日杭城的东部形成了四条主要河道：一是盐桥河，遗迹为现在的中河，东与茆山河相通，北出余杭门，南端位于吴山稍东的当时钱塘江边(功能是宣泄钱江潮水)，南端筑坝挡潮，名羊坝头；二是茆山河，位于盐桥河东，为城中运河，南宋后逐渐淤塞；三是菜市河，位于茆山河东，在城外，现在东河即为菜市河遗迹；四是外沙河，在菜市河以东，贴沙河以西，今已不存。
唐朝时期也曾两次开挖沙河导水。第一次是唐景龙元年(另有记载是景龙四年)，即公元707年(或公元710年)；第二次是唐咸通二年(861)，共开有外沙、中沙、里沙三条河，与钱塘江相通。现在的环城西路在当时两侧均为湖泊，分别是下湖和泛洋湖。当时西湖被称为钱塘湖或上湖，下湖和泛洋湖之间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河道，与沙河相通，名为清湖河，现在的古新河及七十年代湮没的浣沙河是该河的遗迹。当时的西溪河与余杭塘河也注入该河流人下塘河，沿山河是当时西溪河的遗迹，余杭塘河至今仍存。可以说，唐朝时，杭州已形成钱塘江、西湖、下湖、泛洋湖及城区河道相互贯通的水系，河水向北流去，最终汇人太湖。
唐朝时，重要的水利建设除开挖沙河外还有不少。德宗建中年问(780——784)，杭州刺史李泌“引湖水人城，为六井以利民”，解决城市居民饮水困难；杜牧任杭州刺史时，筑浙江潮堤即钱塘江江堤，防御钱江潮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的长庆四年(824)，修筑钱塘湖堤(即西湖湖堤)以“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又“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此时西湖从自然的泻湖逐步变成人工湖，第一次被当做一个水库来使用，解决了居民的生活用水、农田灌溉和运河给水。
可以这样说，唐朝在隋朝开挖大运河，使杭州政治、经济得到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和水系治理，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江、湖、河水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果把杭州地理环境的变迁过程和杭州历史的发展过程作为纵横两条轴线，建立一个时空坐标系的话，唐代的地理环境正是这一坐标系的原点。
五代时，吴越国统治者钱镠及其后代在政治上施行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十万余家，环以湖山”，使吴越国成为五代十国中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割据小国，《资治通鉴》中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这其中，大力兴修水利设施、修筑钱塘江海塘，是吴越国治国方略中的一项比较重大的措施。吴越国时期，钱塘江大水使“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梁开平四年(910)八月，开始在候潮、通江二门外用“石囤木桩法”筑捍海塘，置龙山、浙江二闸，既保持市区河道与钱塘江相通，又拦阻钱塘江潮水涌人杭城。龙山闸位于现中河南端双向泵房附近，中河南段原称龙山河，即龙山闸遗名；浙江闸应在候潮门南面江边，与贴沙河相通，今已不存。
吴越国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内河修治的“都田营田司”，统一规划水利事业；又建立“撩浅军”(或称“撩清”)，总计近万人，负责江河湖泊修治和疏浚工作，并在河渠港汊、湖泊池塘等处修建了堤塘堰闸，使蓄泄有时，“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对农业生产和防止江河湖泊泛滥成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河渠两岸的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形成圩田，分拨军队去屯驻，称“营田军”；在堤坝上遍植树木，巩固堤岸，“古来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凡隅岸皆如长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画”。这些整治水利的举措皆为吴越国首创，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筑堤坝、植树木等法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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