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说怪也怪，就在郝老五说了韭菜的第二天中午时分，乡里就来了几辆拉韭菜的三轮车，停在了乡政府大门口，呈一字形排开。从三轮车上下来几位当地的农民，这些农民一个个脸冻得通红，浑身瑟缩着，有几个头上戴着个猴娃帽子，拉长了，将耳朵也全部遮了起来。
祁乡长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脸顿时就沉下来了。
事情还得从去年说起。去年县上领导到沿海去考察，瞅着一种新产品，叫独根红韭菜，这个东西丰产，并且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效益。县领导脑子一热就谈好了项目，给县上引进了一些，计划在全县种植。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持不同意见，说怕将来销售成问题，可是县长耐心地给大家讲道理，说销售不了，只是没有成气候，就像我们当地的苹果，前些年太少了，就不值钱，卖不掉；这几年成了气候，每到秋季，外地的车就都来了。咱们县，川道里不适宜栽苹果，那么就多栽一些独根红韭菜，也算是独辟蹊径，给农民开了一条致富道。大家想想县长说的就是。有道理。于是县上决议，给川道每个乡下达一百亩的独根红韭菜任务。祁乡长的乡大部分面积在塬上，川道里也有少量的地，但因为是县长包的点，这个乡就首当其冲，下达了150亩任务。为了完成这任务，祁乡长想了许多办法，乡上又给每亩补贴了150元钱，结果到最后也没完成150亩，满打满算只有50亩的样子。这些独根红韭菜，在县城里刚上市时掀起了一阵狂热，为菜农带来了一定的收益，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所有的人议论说不合口味，说吃上和草似的，就没人买了，市场就淡了下来。现在到冬季了，最后一茬的韭菜长得生动茂盛，总不能眼看着都烂在地里吧？卖不了，这些农民就拉着韭菜来找他祁乡长了。
其实这事他们都找过几回祁乡长了，只是祁乡长也干瞪眼没办法，什么都得靠市场，菜不适合口味，当地人当然不买你的账，你再大的官有个屁用。为了这，祁乡长还和当初引进的那个地方联系过，人家倒是愿意低价收购，可这一趟拉过去运费比成本还要高哩。所以祁乡长也是干着急没办法。
几个农民走进院子，刚到祁乡长的门口，祁乡长就从门里出来了，于是一摊人就站在房门前说话。大伙你一句，我一句，意思反正是祁乡长你号召种的，销不了你总不能不管吧。其中一个说道：“祁乡长你要不管的话，我们就将这些东西拉到县政府院子去，全部倒在县长门口，反正是县里号召种的，看他县长怎么办。”
祁乡长本来态度低调，想和稀泥抹光墙，尽量给他们说好话，但听着这句要挟的话，不由得就来了气，说：“要倒，你们只管倒就好了，还来找我干什么？”
这是气话，也是真话。
这话说得几位农民面面相觑————这些农民也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并不想去闹事，只是韭菜长成了，又快到年跟前了，变不成钱，干着急。这时遇到祁乡长这句顶心窝子的话，几个农民顿时不知所措。
其中一个农民倒似乎有些见识，就说：“祁乡长，县上不是不允许越级上访吗？我们才来打个招呼的。你祁乡长要是不管，那我们自有我们的闹法。”这话说得不卑不亢，祁乡长一时没了话，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就一摔门帘子，进了屋。
几位农民见到了这份上，也只得逼上梁山，几个人在祁乡长门口嘟嘟囔囔简单地合议了一下，相跟着出了乡政府的门，一会儿就传来发动机器的声音。
祁乡长一人待在家里呼哧着直喘气。
难怪祁乡长生气，这是县上的号召，县上领导说外地都能拿独根红韭菜换回外汇，并说要乡领导超常规思维，不换脑筋就换人。可结果种了一大摊，到现在倒全成了害。
翠花夜个夜里就在这儿住，今个早上起得迟了，才刚刚起床、洗脸，但外边的事她全听见了，这阵见祁乡长生气，就一边梳头一边埋怨他说：“你该好好说话哩嘛，连话都不会说。”
听见三轮在发动，文书小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忙和党委文书周同一块来到祁乡长的房间。
小张：“祁乡长，不敢让他们到县上去吧？”
周同：“就是，恐怕他们真的要寻县领导了。”
祁乡长仍然气呼呼地说：“要上访叫他们去，我有什么办法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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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波所写的大都是农村题材，事儿都发生在墙角旮旯里，人呢，也都是一些相当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对自尊极其敏感、心地善良的小人物，但他们都感觉丰富、情感细腻、意识生动、心理变化多端，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精神层面的追求……看得出，侯波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作家，对人世心存善意，这些小人物，似乎都是他的亲人邻里，他一路信笔拈来，为他们画像，为时代立此存照。
————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
侯波是陕西青年作家，这几年，从《上访》《肉烂都在锅里》，到《思乡小学》和《春季里那个百花香》等作品，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无论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的现实考察，民生关怀，抑或风物人情的描画，其思想和艺术表现不断走向成熟。候波小说写得诚恳，时代语境和个人话语处理得从容自然，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看似浑然天成不经意，其实大都别有深意存焉。乡村世界的一花一草，民间生活的一枝一叶，他写得轻松自如，细碎饱满，外显幽默，内蕴悲凉。
————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著名小说评论家张艳梅
中国有句俗话叫“岁月不饶人”，用流行的话说，叫活着活着就老了。大意就是一个人在不经意间，在整天的稀里糊涂间，年岁就大了，就老了。
我其实先前总是感觉到自己年轻，总是不畏世事，觉得自己还可以干许多事，然而在近一两年间，切身经历了几件事，我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老了。
第一件事。陕西省出台了两个政策，都是与作家有关的：一是扶持作品，一是扶持作家。这两个政策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条硬杠子，规定无论是要扶持的作品也好，或者是要扶持的作家也罢，必须是45周岁及以下的。我46了，当然在这个杠子之外了。
第二件事。前段时间有病，住了一段时间医院，住进去的时候是45，出院的时候是46，生日就是在医院稀里糊涂过的，医生前后开的药都不一样了。我不明就里，问医生，医生告诉我，你过了45了，不再年轻了，身体也不再那么耐摔打，吃的药当然也就和年轻人有别了。
还有一件事，是和我同住在一座楼上的一个朋友，他的孩子聪明伶俐，人见人爱，每天总是背着书包跑出跑进，他去年称我为叔叔，没想到，前几天见了我，竟然称呼我为爷爷了。
这些事使我在感慨良多之时，也开始注意起45周岁及以下这个年龄的分水岭了。说来还真是个事呢。我发现生活中有三类人常用到45周岁及以下：一是当官提拔时会有这个硬杠子，这大概是考虑到精力充沛问题，再就是考虑到思想僵化问题，据说年龄大了，思想自然就守旧了。二是在大龄女青年征婚启示上也常见这个硬性规定。大龄女青年把美好的青春年华都耽搁了，身边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就撒网海选，但选人时总是规定只找45周岁及以下的。我想这大概是考虑到优生优育的问题，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总是在宣传，年岁大了得的孩子智力不如年轻时生育的孩子。三是在招工的时候总常见到45周岁及以下这个硬性规定。工厂，尤其是从事体力活的工厂，当然需要年轻体壮的。就说超市站柜台的女售货员吧，虽然工作轻闲，但整天站着上班，年龄大了，一天下来就会精力不济，腰酸腿疼。
那么，四十五周岁及以上的人应该从事一些什么工作呢？我咨询了一下，他们告诉我说，能干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比如仓库保管员、保姆、清洁工、医院陪护、停车收费、送报纸等，最理想的职业应该是在单位或商店、学校、工地看大门，活儿轻松，人不累，这个职业是细心活，总要时常操心，据说年轻人瞌睡重，人过了45岁，瞌睡就少了，所以，不会耽误事。
听完他们的介绍，我说，可是我不想去照大门啊，我一辈子爱看书，我就是爱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呀。不光是写，并且我对写作还有信心哩。
咨询处的人呵呵笑了，说：你都46了，还写什么写啊，能出名早就出名了。你看看人家王勃20多岁就出名了，川端康成也是20多岁就写出了成名作《伊豆的舞女》，肖洛霍夫30多岁就写出了《静静的顿河》，还有海明威、加谬、马尔克斯，等等，个个都是英雄出年少，你都40大几了，人生已过半，还没写出个出息来，还有脸说对写作有信心啊。你能确保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写得出来一批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作品吗？
我说：不能。
他们说：那不就得了，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应该放弃了，你还穷折腾啥哩？
我无言以对，想想也真是这样。人生过半，一事无成，从十八岁开始写小说起，如今写了将近30年，发黄的手稿摞起来也快和1．75米的孩子一样高了。出过两本小说集，但一直闲扔在书店的角落，少有人问津。也开过两次研讨会，但人走茶凉，会议一完，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放弃呢？不去找个看大门的差事呢？
说到底，我其实是个固执的人，我总是认为，作家和运动员一样，是世界上少有的比较公平、公正的一个工种。运动员靠个人的技能与身体素质说话，是骡子是马得在赛场上见高低。作家凭的是个人的思想深度、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感悟能力，而这些我总认为和年龄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大。老莫（莫言）、老贾（贾平凹）都一把年纪了，还不成天在写嘛，陈忠实不也是50岁才写出来的《白鹿原》嘛。同时，我还认为作家创不创作出来好作品和属于什么组织的扶持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不是你给我个头衔或者你扶持一下我一激灵就能写出一部好东西来的。写小说如同养娃娃，好娃娃需要的是好种子、好土地，漫长的孕育过程。曹雪芹没人扶持，塞万提斯更没有，已殁了的路遥谁扶持了？但他们个个不都写出了不俗的作品嘛。说到底，级别再高的组织性活动，也只是在作家头上编织一个花环而已，过不了几天，花就会蔫掉，只留一些干巴巴的枝条，秃顶照样还是会露出来的。组织性活动的成绩永远只会或者仅仅会存在政府公文的总结里。
想通了这一点，我就不再计较个人是什么圈子或者是什么扶持了，不再计较个人头上戴的是草帽还是花环了，我要做的，只是铺下稿纸来，静心开始写我的文字。
感谢文学，感谢它没有年龄方面的限制，使我在有生之年得以继续从事我喜欢的事。
马上要写完了，因为写的是后记，我时常总会在最后写一句话，“有着大家的支持，下一本书我会写得更好”，但现在我不想写这句话了，我想起了一句话，“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李一梅女士，感谢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薛义忠，感谢那些继续对我充满了期待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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