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和邵洵美的交恶，我们从《鲁迅日记》中可以了解到，鲁迅和邵洵美没有个人的交往，他们仅在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在一次集会上见过一面。从《鲁迅日记》上看，那次集会也只提到宋庆龄、斯沫特列(莱)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元培等七人，并没有提到邵洵美。而是从邵洵美那里，我们知道1933年接待萧伯纳是他出的钱。
从《鲁迅全集》看到，主要还是邵洵美的一篇文章激怒了鲁迅。用鲁迅的话说，是邵洵美“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用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于是，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给予还击：
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许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身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
鲁迅这里说的“富岳家”、“阔太太”，指的就是邵洵美。邵洵美之妻盛佩玉，是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孙女，他们原是姑表姐弟，亲上加亲。邵洵美和他的父亲两代都是盛家的女婿。邵洵美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女儿、盛佩玉的四姑母。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在清朝是封疆大吏，两家都是豪门贵族，应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何况他们还是表姐弟，青梅竹马，萌生爱情，结为连理，无可非议。
此后，鲁迅不断地攻击，把“骂”集中在“富家女婿”上。在《花边文学》的《中秋二题》中说：“……给富翁当赘婿，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为此，1989年第三期《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了杜显志的文章：《关于“邵洵美”的补充和更正》一文，认为“邵洵美的生母盛氏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盛佩玉的父亲是盛宣怀的长子，邵洵美是盛佩玉的表弟。”这样看来，邵洵美夫妇同是盛宣怀后人，都是有钱人，不存在邵洵美高攀的问题。杜文又说：“鲁迅不厌其烦地提到富家女婿，可见鲁迅对邵洵美是非常愤怒的，愤怒而使理性沉睡。”
其实，鲁迅的文章发表后，当时就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表达不同意见，认为“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
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长篇传记，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对邵洵美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邵□美虽出身名门，但据盛佩玉回忆，她和邵洵美青梅竹马，自相识、结婚到他62岁病逝的四十多年的共同生活，自认为她丈夫并非“纨绔子弟”，从不吃喝嫖赌，一生除了读书、买书、写书、译书、出版书，别无他求。她的丈夫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了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赔光了自己继承的家产。她说她的丈夫是一个“书呆子”，他完全不谙家务，却善于用美好的文字滋润妻子的心。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夫妻之爱，其言也善。但是，关于邵洵美对鲁迅的态度。我们倒可以从贾植芳先生写的《我的难友邵洵美》一文中有所了解。这里写的是在50年代他们一同坐牢时的一次谈话，邵洵美郑重其事地对贾植芳说：
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
他说的两件事，一件事是1933年接待萧伯纳是他出的钱。第二件事是：
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
看来，邵洵美对鲁迅还是敬佩的，对鲁迅的恶骂和攻击，还天真地认为是“他轻信流言”而“感到遗憾！”
邵洵美(1906——1968)，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浙江余姚人。出生在上海一个官宦家庭。原名云龙，因爱慕表姐盛佩玉，后为他夫人，并取《诗经·有女同车》中“佩玉将将，洵美且都”之意，改名“洵美”。
1922年16岁，邵洵美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他的处女作散文诗《二月十四日》。1923年毕业于南洋路矿学校，即远赴欧洲留学，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语言文学。假期中又赴巴黎入法国画院学习绘画。在这里，他与徐悲鸿、刘海粟相识，并与徐悲鸿结为金兰之好。
邵洵美1923年出国留学，在欧洲生活、学习多年。他最初崇拜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以后又对提倡唯美主义文学的先驱拉斐尔派诗人史文朋、罗赛谛等顶礼膜拜。1926年邵洵美从欧洲回国，和徐志摩结为密友。他和徐志摩、胡适等人在上海筹办了新月书店后，出版《新月》月刊，在新月社和中国笔会里，他都是活跃分子。同时，他还组织文学社团狮吼社，出版《狮吼》杂志和“狮吼社丛书”，他的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于1929年作为“狮吼社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店出版。1929年在上海创办金屋书店，并主编《金屋月刊》。1930年在上海开办时代印刷公司。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和英文学术刊物《天下》半月刊，1934年编辑《人言》周刊，拥有杂志11种。
邵洵美的一生，在自编的刊物和其他各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和译作，同时也出版了大量的诗集、散文、文艺论著和译作。数量之多，足以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P9-11
收在这本集子《海上文谭》里的文章，其内容和我以前结集出版的《艺海一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坛·艺坛·人间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本旧作一样，论及了三十几位作家与他们的作品及其他。
我是在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后，从《文汇报》跟随唐□先生来到上海市文联，后调上海市作家协会。先后在1951年创刊的《文艺新地》、1953年创刊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担任编辑工作，有幸在巴金、冯雪峰、唐驶、黄源、魏金枝、靳以、叶以群、王西彦等文坛前辈身边工作多年。虽然因政治运动频繁，文坛沦为重灾区，我历经坎坷，九死一生，但我一辈子坚守文坛，无怨无悔。
由于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多年，有机会结识不少文坛前辈，在《海上文谭》论及了三十几位作家中，只有鲁迅、邵洵美、郭沫若、叶鼎洛、陈仪、黎烈文、汪静之没有交往过，其他都和我有所交往。其中有些曾经是我的领导：如巴金、唐驶、魏金枝、靳以、吴强、孔罗荪、赖少其、王西彦等。胡风、孙大雨、毕修勺则是“反胡风”、“反右”冤案中的难友。而华岗、葛琴和罗稷南则是我的同乡或邻居。华岗和我都是浙江省龙游县庙下乡人，我小时候华岗夫人葛琴常抱我上街去玩。他俩的第一孩子苏苏出生后不久去世，第二个孩子华贻芳与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同学。我和罗老罗稷南先生早在50年代初，由当时华东文联分配同住在地处法华路一幢宿舍大楼，可谓朝夕相处。同时住在这幢华东文联宿舍大楼的还有刘知侠、陈山、孙石灵等。
由于长期身处文坛，有缘结识不少文坛前辈，在他们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环境中得益匪浅，受益终生。所以在我身陷囹□、在改造农场苦度21年重返文坛、回到作家协会之后，回忆自己的文学生涯和文坛往事，有感而发，陆陆续续地写下这些文字，既是我对文坛往事的抒发，也是对前辈作家的缅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这本《海上文谭》，早在十多年前即已编集成册，并请钱君□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同时又请王元化先生为这本集子的出版题字。钱先生为我题写书名是在1997年，那一年钱先生91岁。想不到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8月2日上午，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仙逝，驾鹤西归。悲痛之余，我写了一篇长文纪念这位前辈。王元化先生也于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8岁。可是先生去世已三年，我至今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为之悼念，这是因为，就在元化先生去世前一个月，我的恩师、难友贾植芳先生在上海辞世，享年92岁。令人可悲的是，同是难友的所谓胡风分子、也是最早相识、结交多年的朋友耿庸兄在上海病故。紧接着，2009年5月8日22时36分又一位所谓“胡风分子”何满子先生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91岁。我和何满子老大哥生前交往频繁，无话不谈，情趣相投，但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扯不上关系。1949年上海刚解放，我在解放军九兵团三十三军政治部《进军报》任编辑。1949年7月11日奉中共中央电令，以三十三军军部为基础组建淞沪警备司令部，由郭化若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9月24日，《警卫报》创刊号出版，第三十三军编印的《进军报》停刊。也就在这时候，由华东新闻学院分配来的几位学员到《警卫报》担任记者和编辑。其中就有何满子的夫人吴仲华大姐，成了我的战友和同事。也正是通过这种关系，我和何满子大哥成了知心朋友。在短短的一年间里，接连四位难友离我而去，几乎令我昏厥，久久难以接受，夜不成寐，茶食不香，万念俱灰。时至今日，我还没有转过神来。我手头这本《海上文谭》也就这样长时间地被搁置起来。
最后，我由衷感谢93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为我这本集子作序，同时也要感谢上海三联书店接受了我这本集子的出版。
2011年4月20日于晚睛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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