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小记
怀念沈宏礼老师
沈宏礼老师因心脏病离世（2010年7月12日）已经两年多了，但我还是时常想起他。他既非权力在握的院所级领导，亦非著作等身的学界大佬，只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众多普通学者中的一位。虽说是“普通一兵”，但他为历史所、为工人运动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是不能被遗忘的。
1993至1995年，我和沈老师在工运史研究室有过两年的同室之谊。论年龄，他是我的父辈，但对我总是很随和，再加上他那高个、稀发的外貌和我的舅舅有几分相似，所以更添了几分亲切感。得知他原先是俄语专业毕业的，所以我们之间常常聊一些有关苏联历史和文化的话题。其间，我时常和他开玩笑，有时近似于调侃，但他从未有过丝毫的不悦。多年来，我们间的交谈总是毫无拘束，充满了愉快的笑声。记得我刚进工运史室时，曾受命参加沈以行等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的撰写工作，那时该书上卷已经出版，我阅读之下，便觉得由沈宏礼老师执笔的有关四一二事变的部分，写的既严谨又具文采，可读性很强，特别是能将复杂的事务梳理得很清楚，那时我就觉得他颇具“才气”。
沈宏礼老师生于1941年8月7日，1955至1961年先后在日晖中学和共青中学就读初中和高中。1963至1968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求学，毕业后到娄山中学任教。1980年8月调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三室（即后来的工人运动史室）。1995年以后又从事过所学术秘书和资料室工作。2001年退休。2010年7月12日逝世。
沈老师在中学时代就对文史科目比较爱好，古今中外各类书籍多有涉猎，对中国革命史尤具兴趣，曾读过《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在大学时代，其修的《中共党史》这门副课得到过系里的最高分。1980年调到历史所后，他原以为是搞俄语翻译工作，后来才知道所领导是让他从事工运史研究，他便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安排。此后，他在沈以行、任建树、姜沛南等老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勤奋学习、刻苦钻研，通过强化阅读《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近百年政治史》等书籍，迅速完成了从外语专业到历史专业的转型，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与郑庆声、陈卫民、王仰青、饶景英等老师，共同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本所工运史研究室的主力。他撰写的论文《“四一二”政变前的张静江及国民党右派》脉络清楚，选材精当，论述很有深度，曾被评为1988年历史所科研成果奖。他还凭借自己的俄语优势，从俄文《真理报》中挖掘史料，由此撰写的论文《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与省港罢工》填补了重要的空白，在纪念省港罢工六十五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获得了好评。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苏联人卡图诺娃撰写的《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会运动》一文，内容涉及到1920至1937年间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会运动中许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若不具备比较广泛的专业知识，是很难准确翻译出来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沈老师是在2009年单位组织的一次体检活动上，我知道他有血脂高的毛病，每年体检总有不少生化指标要超标，于是便上前戏言：“宏礼同志，你这次恐怕又要‘红旗飘飘’啦。”他知道我这是善意的“调侃”，便随之“哈哈”一笑。
这几年来，历史所的老同人走了不少，告别、悲伤、惋惜、感叹之余，使我越来越相信，死亡对学者来说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另一种存在的开始。如果把学术看做是我们共同付诸青春、精力和生命的万世之业，那么无论是“在”的人，还是“不在”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分离。沈宏礼老师留下的文字，不正可以和我们继续交谈吗……P3－5
我从事学术活动二十余年，除了写书、写长篇论文外，也留下了一些短篇文字。近日搜检，发现其中有不少尚未正式刊发，且多为近七八年以来所作，有札记，有游记，有悼文，有演讲，亦有散论和信件。今结集予以出版，定名为《屉内拾遗集》。对自己，则是生活和学术的留痕；对他人，或许可供一笑。
马军
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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