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延安
延安，魂牵梦萦的延安，我回来了，犹如儿女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宝塔山
披一身金黄的夕照，高高地耸立，背后的蓝天、白云，把宝塔山及山上的宝塔衬托得那么庄严，那么挺拔！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霎时，贺敬之的诗在我的心头飞旋。
啊，宝塔山，尽管我们没有在延安成长的那一代人浓烈的感情，但多少次在电影、画报中看到你的身影！如今，你就在我的眼前，怎不令人感动万分！
宝塔山，你是延安的象征吗？
当年，你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全国青年的心。他们冲破层层封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甚至一路讨饭、吃野菜也要冲你而来。诗人王云凤在《奔向光明》的诗中写道：“万重山，难又险，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宣誓：“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在这人如潮的路上，有一位名叫樊成的广东青年，经西安奔赴延安，路上不幸病倒。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用双手抠进黄土地，朝着延安的方向艰难爬行……
啊，延安，你何以如此吸引当年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让他们告别自小长大的城市，告别舒适的温柔之乡，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来到这异常艰苦的黄土地上，为的是什么？
当日寇的铁蹄踏上卢沟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是你坚定地喊出了“全民抗战”的声音吗？
当西安事变出现，是你从民族的大义出发，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发出了全国抗战的号令，促成了全民抗战？
抑或你是民主的圣地、黄土地的伊甸园，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全国的民主进步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或是你廉洁的政风、自由的空气，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进步青年报效祖国、挽救民族危亡、寻找抗日救国真理的光明之处？
啊，历尽风霜而巍然屹立在宝塔山上的宝塔，你雄视古今，应是一位大智者，你能告诉我吗？
延河
清晨，我漫步延河边。如轻纱般的薄雾弥漫在延河上。河床宽阔，而河水却如浅浅的小溪，缓缓而流。
可当年，那是多么丰盈的河呀！这条黄河的支流，曾是延安人民喝水、用水的所在。宽阔的河面上，碧波荡漾。河水，给了延安人民多少的快乐！夏天，人们在河里游泳、嬉戏，伸出河边的高地，是天然的跳台。
当然，延河边还有更多的风景。出征前，部队在这里集合；凯旋归，群众在这里欢庆。人们更记起延河两岸的歌声。延安的同志告诉我，那时，延河到处都可以听到歌声。大伙在吃饭前唱，在开大会前唱，还有极富煽动力的拉歌：再来一个好不好！人群中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于是歌声又此起彼伏。年轻人打心里喜欢唱歌，唱《松花江上》，唱出了对日寇的深仇；唱《延安颂》，唱出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和心中的豪情。他们在歌声中学习、生活，在歌声中成长、升华……平日，常见穿着灰布军装的战士，争着为老乡挑水；夕阳西下，人们还会看见着补丁衣服的毛泽东在河边踱步，思考。
啊，延河，你是否记得，你如镜的河面上，倒映着多少情怀，多少诗意！假如你是长长的胶卷，该会录下多少感人的场景；或是，如果有哪一位丹青手像描绘《清明上河图》的画师一样，去创作一幅当年的延河两岸图，该是多么有意义呀！
当年，为了培养抗日的志士，延河两岸，办了不少的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年轻人，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晨曦、暮霭，回荡着年轻人琅琅的读书声；抬头、俯首，河面倒映着年轻人思考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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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那难以忘怀的……
当校完集子的全部清样，已是凌晨一点多，我长长舒了口气。
可以说，这本集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催出来的。这些年来，远在澳大利亚的郭精锐同学，每次通电话时，总是嘱我把发表的作品收集起来，整理出版。我知道他对人生的价值取向。他在韩江边、湘子桥畔、韩文公祠旁长大，自小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怀有深深的敬意，自觉把文章看作是名山事业。从他毕业留校当上副教授，到后来赴澳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及至客居他乡期间，已陆续出版了十几本著作。每给我一本，都要求“交换”。中山大学中文系原副主任陈颂声老师，多年来一直过问，甚至说要为我联系出版社。而早在十多年前，时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谢大光来广州，也嘱我多写快写，早日结集出版。一晃多年过去，仍两手空空，想来实在辜负了老师、同学、朋友的期望。加上近年来陆陆续续收到不少友人的大作，想到“礼尚往来”，想到“还债”，于是从前年初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散见于省内外报刊上的散文并加以挑选，加紧修改未定稿，又赶写了部分，以成此集子。
每当校阅稿子时，往事总是历历在目，深感幸运：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几乎是全民都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时代。在省城，《南方日报》的《南海潮》、《羊城晚报》的《花地》、《广州日报》的《珠江》副刊，均是整版地刊登文学作品。三家报社文艺部的负责人李钟声、万振环、符启文兄，给了我不少指导和帮助。记得有一年教师节，我写的《红荔流思》和《荔枝树下》，分别在当天的《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上刊登，令我着实高兴了好些日子。《羊城晚报》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两次征文中，拙作《三江水暖》《一支未出唇的歌》先后获奖，又让我深受鼓舞。而远在天津的《散文》月刊，是当时全国最早创办的发表散文作品的园地。当我试着将《三月红》寄去后，不久竟发表了，随后又收到了《散文》月刊执行副主编贾宝泉老师的来信，信中既有点评，又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令我感动。尔后，拙作陆续在《散文》月刊上发表。《弄潮儿》还获得月刊征文优秀奖。这都与贾宝泉老师的热心指导和帮助分不开。一九九一年春，我到南开大学学习，见到了通信多年一直未谋面的贾老师，十分高兴地在其书房听贾老师教导，后来又读了贾老师的几本散文集和散文理论著作，受益匪浅。今年“两会”期间，我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的会务工作，适逢三月八日休会一天，我坐车前往天津拜访了贾宝泉老师，对他多年来的指导帮助再次表示感谢，并请他为我将要出版的集子作序。他十分愉快地答应了。请贾老师作序，我希望能再次得到其点评、指导，同时也蕴含了我对李钟声、万振环、符启文三位编辑的深切谢意。随后又拜访了谢大光兄，当我说准备出散文集时，他很是高兴。
人海茫茫，能走在一起是一种缘分。作为大学同班同学的袁鼎生兄，又近在山连山、水连水的广西，多年来常有走动，彼此关注，心灵相通。他毕业后再进校门深造，直至取得最高学位，走上了一条美学研究的路子。他每出版一部专著，总是给我寄来，使我有了一次又一次学习的机会。这次也请他作序，以慰同学之情。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多看到一些东西。
不知怎的，此时我总是想起家乡旧屋的小楼阁。爱好文学的父亲调惠州工作时没有把一大箱书带去，而是放在小楼阁里。箱子有我国的四大名著，唐诗宋词，还有那个年代的长篇小说、诗歌、散文。如《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杨朔的《海市》《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艺海拾贝》等等。课余我总爱躲进小楼阁，在阅读中开始做文学梦。
我想到了小学时的张梓楠、姚润良等老师，中学时的曾立彬、梁玲光、黄林等老师，集子里一些写老师的篇什，均是我的经历和观察，师恩总是难忘。大学时的黄天骥、张维耿等老师，我参加工作以来仍可随时向其请教并得到指点，想想真是幸福的事情。
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岭南这块热土，使我产生了不少创作的灵感，而生我养我的故乡又常入梦。今年一月《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我写家乡增城的散文《荔枝红了就回来》，是我的“思乡曲”。
记得九年前调任省人大机关，临走时凝望工作了十九年的省政府大院，于不舍、茫然中又感到温暖：“有需要帮助就直说。”————一路走来又走上各个领导岗位的同事如是说。于是举凡探讨问题、儿童入幼儿园、机关扶贫、老同志看病等事，姚恒尹、蔡汉雄、何启环、彭玮、黄飞、陈祝生、傅铁笔、蔡树淦、潘雪芬诸君，给予许多热心有时是意想不到的帮助，使我在履职中能较顺利地完成分内和分外的任务，更令我心中常常如沐春风。对他们，我心存感激。
我还想起了不同阶段的领导。他们对我的关心、指教、提携，可谓没齿难忘。他们还给了我工作和创作的良好氛围，对他们说声感谢难尽心声，只想留作以后再详述。
在编集子的过程中，孙莉、李为明、李亚莎、李翔宇诸同事分别为我打印或校对稿子，花去了不少业余时间；陈海波和远在深圳的旧同事陈畅，通读了书稿，校正了不少错漏。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集子不知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付梓。对他们，我充满感激，又深抱歉意。
我还要感谢花城出版社的詹秀敏社长、张英主任及其同事，正是他们的热心和尽责，这本集子才能较快地编辑出版。
长期以来，我在省直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写官样文章、办理公文是我的主业。对此，我心存敬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悉心以待。只有在工余假日，才会写点自己的文字。为此不断地读书、思考，从而积累了知识，拓宽了视野，陶冶了性情，也使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互促进。记得云杉先生曾经说过：“‘为政为文两从容’，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应该成为从政者追求的一种境界。”而发扬这一传统，于今尤有意义。当别人“喝咖啡”之际，我在自己拥有的一方天地静静地挥锄劳作，家事国事天下事格外入心，平日工作或生活中遇到的不快，也随之遁入泥土。时而在沐着晨光的小园子摘取一条鲜嫩的青瓜、两把沾露的叶菜，那情景，真可借用张孝祥言：“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集子肯定会有许多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作者
二○一四年荔红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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