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常常被认作一种并不明显适于年轻人从事的文体。这种观点在有关散文的会议和论着中虽然很少被明确提出，但它和与其类似的“少不谈水浒，老不读三国”一样，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潜滋暗长绵密发力，持续影响着散文的阅读乃至创作。
在传统文学批评和作家闲谈交际的边缘地带，“悔其少作”的说法可以视为以上观点的强援。此四字从浩如烟海灿若星汉的作家普遍经验出发，对“年轻的”散文作家作品强力“补刀”——长期致力于散文书写的作家，难道他的终作就注定是一本感忏式的随想录吗？
人，在时间中成长，如果我们还不能玄奥地站在所谓更高的“维度”——比如科幻作家特德·姜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一种能够彻底颠覆对时间认知的全新语言，我们或许就必须面对以上江湖与庙堂双重加持的对散文的认识，尽管它看起来并不那么——正式。
“什么样的经验更值得书写？”在这个问题上，年长一些的人站在了批判与扬弃的更高处——这既是事实，也是合理的。
然而这种认知之所以显得不那么“正式”，是因为在悔其少作的作家个人体验之外，在更大的写作人群和更长的时间跨度中，它的描述渐渐显得不再适用。如我们所知，“经传注疏”的写作传统对文字历史而言，其时间跨度可谓地老天荒。在这个传统中，作为起点的孔子，选择以“温柔敦厚”“思无邪”作为标准，对书写对象与书写内容进行甄别筛选，写下其认为最具书写价值的东西。
不过，大成至圣先师的书写价值观也迅速漫漶在时间的洪流之中。在时间和写作造成的固有的、愈来愈大的意义裂隙里，传与注疏相继萌发，蓬勃生长，甚或最终更改了传统的价值与意义走向。需要强调的是，在对既有经典《易》进行书写时，孔子本人，也同时成为“传”方式的源头。
书写内容与对象价值的高下之判难于明辨，但确定存在。用散文方式进行书写的个体，因经验阅历的积累不同，造成理性认识的完善程度相异，也同样毋庸讳言。但就作为整体的传统或体系而言，经传注疏之间实无高下之别。后来者或齿若者，拥有同等的书写价值和发声权利。我们也越来越明白地知道，在记录全景式的“当下”以及更“切痛”的情感体验方面，他们“临场即景”的书写，为历史捕捉下了更多的东西——在巨大的时间之中，在如此众多令人叹惋的稍纵即逝面前。
2018年5月28日，宇航员阿兰·比恩辞世，在登月一域，他是第四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没有在同休斯敦的通话中留下名言金句，很多地球同胞对他几无所知。但，在他身去之后，这个地球上能为我们讲述登月经历的，就只剩下四个人了。
《散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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