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旺水季节，一向不甘驯服的黄河本该是惊涛拍岸、浊浪排空、狂躁呼啸不止，却仿佛突然变得温顺、忧伤了许多，慢慢悠悠，晃晃荡荡，波澜不惊，连往日闷雷般的咆哮、喘息声都见小多了。
渡Fl两边排开了一只只大大小小的木船，扳船的汉子们一个个赤脚光膀，有的甚至只在腰间拦了一片布，早已握桨待命。一个个高兴地说，嗨！这黄河也通灵性哩，红军过河去打鬼子，回回是好天气！
芝川镇渡口半个月里这是第三回这样紧张繁忙了————
第一回是8月31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奉命出征，浩浩荡荡，急马追风似的开了过来，一夜之间就抢渡过去，可把扳船的汉子们累得喘不过气；
第二回是9月3日。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突然开过来又一支红军部队，唱着((抗日出征》的歌子，听说是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也打芝川镇抢渡过河。
这一回过河的这队人马又是红军的哪个部分呢？
这些扳船汉中间有的很有些眼力，一眼就认出朝他们笑嘻嘻地走过来的是朱德总司令。
面对国家蒙难、华北危急，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战呼声，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勘、(航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路线和基本任务。会议指出，争取胜利的关键，是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强调，党必须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为实现这一战略任务，同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扩大中共中央军委组织，成员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叶剑英等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3个师，总兵额45000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周恩来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林彪为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贺龙为一二。师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刘伯承为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
8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宣布为实现抗日救国目标，率师东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毛泽东为什么要首先在山西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呢？或者说，党中央和毛泽东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首先确定放在山西，其客观依据是什么呢？
其一，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战局的形势一方面是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步步深入，另一方面则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丧师失地。随着华北战局的日趋恶化，日本侵略者不仅把战火从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绥远烧到山西之北部边城，而且把恒山山脉当作它侵吞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造成向山西纵深进击的态势，致使太原吃紧，山西形势日趋紧张。而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队，如同其他战区的国民党军队一样，已被挫伤其锐气，丧失抵抗能力。形势如毛泽东指出的：“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虽然“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因此，挽救华北危机、扭转华北战局的根本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并必须坚持山西阵地，首先开展山西游击战争，创造山西的战略支点，方能达到支持与发展华北抗日战争的根本目的。为实现此根本目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再度挥师渡河东征，并且改变了国民党原来规定的部署，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指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首先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命令八路军迅速分兵挺进并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敌后及其侧翼的战略要地，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造成“使敌人虽然深入山西，但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的有利局面。
其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秋天，终于促成了阎锡山与我党的“合作关系”，当时在山西的党组织掌握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牺盟会的实际领导权。牺盟会在山西各地城乡各界人士中广泛发展组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与此同时，还创建了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简称“决死队”)，为我党我军在山西“布置全省游击战争”、“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为“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的“特殊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三，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地形地貌。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多为山区，太行山、吕梁山、管涔山、五台山、恒山、太岳山、中条山等纵横其间，可谓重门叠户，里山外山，表里山河。山西四周与冀、察、绥、陕、豫五省毗邻，东出娘子关，下太行山，又有平津重地遥遥在望，联手相辅。山西物产丰富，地下有取之不竭的煤炭资源，地上有高梁、玉米、谷子等五谷杂粮和核桃、柿子、红枣、黄梨、苹果、党参等水果药材。山西进可攻，退可守，易守难攻，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地。陈毅当年曾有一首气势磅礴的诗《过太行山书怀》，极赞太行山的山川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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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曾有过打算撰写这本书。
但冥冥之中好像早已注定就该我来撰写这本书。
我的创作计划是要撰写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的，且已经有编辑上门敲定给他们。就在这时宋富盛同志突然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没头没脑地问：嗨！考虑好了没有？
我莫名其妙。
宋富盛是时任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又是我的同乡，我们关系甚好，但他身为一社之长，又是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工作特忙，平时见面的机会却不很多。
我问：什么事？富盛说，怎么，你倒忘记了？写书的事！
哦哦！我想起来了：数月前，他是曾经向我讲过，他们社有一个重大选题，希望我来为他们完成撰写书稿的任务。当时我的整个思想都集中在构思长篇小说，本来就没有“全心全意”倾听他讲些什么，一听说是写邓小平的，头便大了，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这么大的题材便是写也不一定十分着急，一时盛情难却，便随着他的话答应说，好吧，我考虑考虑。以为这一“考虑”就搪塞过去了。不意他还如此耐心地等着我的回答。
富盛为人十分认真，说，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中，在太行山整整生活、战斗过十个春秋，这一段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上最艰难也最光辉的一页。撰写这部书稿，是省新闻出版局和出版社领导共同研究、一致同意的重点书稿，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你是个作家，又是从太行山里出来的，理当
我说，你越是重大，我越是胆小。你们社领导能看得上我，自然是我的幸运，我应当感激你们。可是，也许是这题材太重大了，老虎吃天，我真感到有点四顾茫然，无从下手，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胜任不了。
富盛说，我们是经过再三考虑一致认为你能够胜任，才特意请你的。我们张副局长还要找你谈的。
时任张副局长叫张成德，现在官做大了，十几年前却同我一样在同一个文艺编辑室当小编辑。张副局长说，你就不要推辞，正因为这个题材难度大，才专找你干！你不干谁干？第一，这部书稿不是通常的史料汇编，我们要写成纪实文学作品，既要真实，还要有文学性、生动性，你是有成就的作家，具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才请你来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你就是太行山上长大的，地理风貌、人文环境、生活习惯、语言等等，都比较熟悉，听的、见的也比别人多；第三，你又是一把快手。这部书不但要写，要写好，保证质量，还得快。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要赶上纪念活动出书！
什么，赶上纪念活动出书？半年时间，八字还没划一撇……采访，搜集资料，三四十万字……你想要我的命不是！
想一想，他们讲的也有道理，太行山是我的故乡，从儿时起我即听到许许多多关于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关于“刘邓大军”的故事，跟上大人赶庙会看“西洋景”里都看的是刘伯承、邓小平挎着盒子枪，骑着大洋马，跃马太行，驰骋中原的战斗故事；我的家乡，我家，都曾经住过八路军的“工作员”，我的叔伯、兄长中有的曾经当过民兵，当过“暗八路”，支过前，参过战；儿时的我就曾经跟儿童团的大孩子们一样，手握红缨枪，腰里别着木头“手榴弹”，站岗放哨“查路条”，捉汉奸特务，就跟着大人学习纺线、织布、做军鞋，“参加”过大生产运动……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度过的，是伴着层出不穷的神话般的“刘邓大军”的故事成长的。长大之后，特别是进入“文学圈”之后，太行山的山山水水始终是我创作的依托，尤其是这一段生活，一直在我的潜意识中时隐时现，激励、呼唤着我写点什么，常常引发一种朦朦胧胧的创作冲动，好像不写点什么就对不住什么一样，有种良心上的折磨。究竟写点什么，怎么写，却一直没有认认真真地思考过。现在，经他们这一提一“将”，仿佛茅塞顿开，哦哦，原乃天意！这不正是我偿还这笔良心债的机会吗？
这样重大的题材，这样短的时间完成这样一部大部头书稿，困难是大了些，但我还是下决心把既定的创作计划暂搁一边，把一切家务、人事、社会活动，统统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使命”之中！
接着就是时任副总编董高怀、编辑部主任田红具体安排我的先期采访活动；再接着就是编辑贾娟和司机杨和国陪同我一道上太行山，下河北，赴上党，过黄河，到延安……沿着邓小平当年生活、战斗的足迹采访；再就是钻图书馆、资料室搜集资料，无日无夜地伏在等身高的“资料”上寻找、勾画、标记关于邓小平的那段历史的记载，反复对证一些资料中史实的前后矛盾，正是五黄六月、酷暑难耐的盛夏，开始正式动“笔”了。说我是把快手，其实外人哪里知道，一把资料和电脑搬进一间昏暗的外人不晓得的小房子里，就无异于过起与世隔绝的苦行僧生活。每天早上7点钟从床上爬起来，在水管上冲把脸，就坐到电脑前面，不停地“敲”呀“敲”，一直“敲”到晚上零点甚至凌晨两三点钟，脑袋实在涨得不转了，才算一天的结束。整整40天，中间除了3天时间因为停电不能继续“敲”，几无一日不是这样“赤膊上阵”熬过来的。能不快吗？大热天，电脑都不甘忍受其苦，一次次“发难”，个中甘苦，唯一能够收取点精神补偿与安慰的是，这本书稿————《邓小平在太行》，终于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审读，通过了，付梓了！
《邓小平在太行》一书的出版，是我个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众多人的劳动成果。在整个采写过程中，曾经得益于许许多多老同志的帮助与支持，得益于大量的历史文献与回忆录，因此除了对这些老同志与回忆录的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外，还应当特别感谢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山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对我的信任与支持；感谢中共左权县委宣传部、麻田乡政府和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中共武乡县委宣传部、武乡县文联、武乡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王家峪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和砖壁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河北省赤岸一二九师司令部纪念馆的领导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山西省作家协会资料室等多家资料室、图书馆给我提供借阅资料的方便；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贾娟、司机杨和国陪同我一道顶骄阳，淋暴雨，上太行，过黄河，下延安，吃了许多本不该他们吃的苦头……
太行山是我的故乡，自古有“与天为党”之盛誉，堪称一座亘古丰碑。
谨以此书献给我伟大的母亲————太行山！
王东满
199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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