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16日，已近49周岁的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以接替因病不能理事的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并保留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胡耀邦49岁生日后的第十天，他带着秘书戴云(此前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传华和一名公务员，于1964年11月30日晚乘火车到了陕西省省会西安。
临行之前，胡耀邦曾去拜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深知胡耀邦敢说敢为的秉性，劝告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
半个月之后的12月14日，胡耀邦接到通知返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时出席研究制定全国社教文件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一待就是35天。其问，他于12月24日向西北局、党中央和国务院递交了《走马上任报陕情》的报告，汇报了他到陕西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如实谈了陕西生产的落后、农民生活的困苦和社教运动的过火。
胡耀邦的这个汇报，多少有点儿不合时宜。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西北局的领导也主张“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在处处在”。他的汇报大有逆流而上诤士直谏的味道。
胡耀邦为什么敢有这个举动呢？这是因为，此时的毛泽东主席养成了深居简出的习惯，正为听不到全国各地的真实情况而苦恼着。毛泽东一再要求与会者“冲口而出”。崇拜毛泽东的胡耀邦在冲口而出的感召下，递交了他的陕情汇报。他想他对人民的一片忠诚毛主席会理解的。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在到陕西后不长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听取了47个厅、局的汇报，了解到陕西非同一般的情况————
陕西省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单产竟比西藏还低；棉花132万担，单产只有40斤；多种经营被“以粮为纲”而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八百里秦川，自古就是富庶之地，而当时陕西的农民，生活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
1963年5月至1964年10月问，陕西省在第一期社教运动中清出的有问题的人竞达17560人，逮捕了6470人，拘留了5000人，平均每天抓人30余名，高于全国各省的比例。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有3200多人，被整死的有六七百人。几近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当时，陕西省在陕北、陕南、关中各有一个社教试点县：延安、西乡、长安。三县共清查退赔现款813万元，平均每个基层干部183元，比当年全省人均收入122元多出61元。在山上砍柴进城卖了，进城当保姆，其收人都要退赔。三县发生自杀事件430多起，死亡364人。试点县的农民常常要参加清算会、批斗会，社员们无法正常生产，无心正常生产，土地荒芜、减产减收成为必然。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着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面，胡耀邦请求把陕西省17亿斤征购粮减到了14亿斤，以休养生息，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他希望中央拨款在陕西建几个化肥厂，以解决陕西连一个小化肥厂都没有而造成的化肥紧缺问题。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深表同情。同意了胡耀邦的请求。
1月17日，胡耀邦从北京回到西安。
此时已是腊月时分，再有十来天就要过春节了。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梳理梳理大家心头的认识，让人们多年神经紧绷的脸上有点儿笑颜。
1月18日，胡耀邦在丈八沟招待所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委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刚刚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作家刘心武在一篇创作谈中感慨说：外国人要读懂中国小说，必须借助注释，否则会如坠五里雾中。因为中国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惨惨烈烈的运动太多。其实，中国当代读者要知晓昔日之事，何尝不需要闹通某个“运动”的脉络呢？
譬如“社教”。
“社教”在今天的生活中，已经渐行渐远。而在20世纪50、60、70年代却是一个使用频率甚高的热词。
“社教”，自然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
社教运动有第一期社教和第二期社教之别。
P3-5
历经几年的熬煎，书稿总算完成了。书稿的写作并不难，难在资料的搜集。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太多人的支持。一方面体现了胡耀邦崇高的人格魅力，一方面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胡耀邦的敬仰。
现在，我要对这些人深深地鞠上一躬，表达我的谢意了。
感谢安康市档案局晏德芝副局长、黄安蓉科长、全新芝女士、许晓红女士为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胡耀邦在安康遭受批判的卷宗，并按我所需，对材料进行复印。感谢魏顺奇局长对书稿的关注。
感谢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任安康地委书记的韦明海。他以80岁高龄接受我的采访。
感谢曾任韦明海的秘书、安康市水利局副局长张志远。他为我提供了大量胡耀邦在安康的信息。可惜他因病逝世，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
感谢1965年2月胡耀邦到安康调研时的速记员郭步越。他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感谢张世康老人，延安时期他曾和胡耀邦在一个部队。他是最早鼓励我把胡耀邦安康之行写出来的人。遗憾的是世康老人已经离开人间。
感谢海子久先生，他在报刊上每发现有关胡耀邦的资料，立即为我或复印，或剪下邮来，更多的是送至。书稿完成之后，他又认真校阅，令我心生感动。
感谢我的同事吴定国先生。他时时把了解到的胡耀邦安康之行的故事告诉我，为我联系手头有胡耀邦照片的记者，还从电视上、画册上为我翻拍需要的胡耀邦的照片。
感谢我的同事梁真鹏。每当在网上发现什么最新的关于胡耀邦的资料，便为我下载，推荐我阅读、参考。
感谢平利县文化文物局的吴全云、石泉县方志办的吴龙晏、汉阴县政协主席陈绪伟、汉阴三沈纪念馆的胡玉厚、宁陕县档案局局长沈兰虎、白河档案局的蔡建中、旬阳县海事局的刘贵棠，还有宁陕的谭海波、石泉的胡树勇、白河的李海军、汉阴的戴辉旭等，他们或为我速寄相关资料，或为我落实有关写作中的问题，或为此书配拍照片。
感谢安康歌剧团的陈纪元、安康影剧院的颜守言。他们为一个细节在一起交流，回忆，然后把意见反馈给我。
感谢旬阳县蜀河镇党委书记吴良友对采访的支持。
感谢本地的若干文友对书稿的关注、支持。他们对书稿的问讯，在我，都是一种力量，使得我在熬煎中不放弃。
感谢安康学院中文系教授戴承元先生对本书文字的错讹给予指正。
当然，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夫人王爱萍。她陪我一同经受采访的颠簸劳顿，承担家务，让我集中精力和时间完成书稿。
2008年8月23日上午，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约见我在中南海东侧会稽司胡同的家中，并带领我参观了胡耀邦生前在中南海的会客厅，我向着胡耀邦的半身铜像深深地鞠躬。胡德平详细了解了安康的发展建设情况，并对安康人民深情热爱胡耀邦表示感谢。他对初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填补了胡耀邦研究的空白。他认为此书应该公开出版，能让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胡耀邦。
序言，原本想请曾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中顾委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水利部副部长、胡耀邦研究专家的李锐先生撰写的。当我去请求他时，他说，“我已经是93岁的老人了，没有精力读你那么长的书稿。”李老主动提出，“为你题个书名吧。”这对我是多大的支持呀！
我又怀着诚惶诚恐之心给中国青年报的摄影部主任贺延光打去电话，请求支持一张胡耀邦的照片，贺老师非常慷慨：“给你两张。”发到邮箱里的，竟是四张。对这位陕籍著名摄影家，除了敬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部书最终得以出版，得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孔明先生。2010年夏季，在作家、书法家、我的朋友马士琦的引荐下，携稿拜访了张孔明先生。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对书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具体的指导。可以说，没有张先生的慧眼识珠，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胡耀邦的风范，也就不会为更多的人所知。
还要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彭莘女士。她对书中的文字进行整理，对大量的数字进行换算，以便规范统一。其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佩。
书稿写成之后，只有几位同志先期阅读，他们对书稿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说，这部书稿应视作是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它保存了可贵的历史资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胡耀邦。有的说，假如说胡耀邦是一棵大树，那他的安康之行，就是这棵大树成长的过程。
本书部分图片，来自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视频截图和有关摄影集，暂时无法与之联系，作者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胡耀邦安康之行，按说是一件大事，对此事的撰述，应该由一定的部门组织专门的班子来集体完成。由我这样一名无职无权，仅仅出于对胡耀邦敬重的普通记者非职业写作来完成此书，显然有许多力所不逮的地方，书稿出错的地方想必在所难免。我真诚地希望本书能对胡耀邦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请一切阅读到本书的读者，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以期把这位伟人的安康之行写得更翔实、更完整，留给人间一段信史。
2008年7月22日安康日报社办公室一稿
2008年12月25日安康天龙居二稿
2009年4月8日上午三稿
2009年11月27日江北寇家沟安康日报社二楼办公室四稿
2010年8月26日夜安康天龙居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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