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云压城
屠刀其实早在1926年就举起来了。
这年的4月间，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连年混战的反动军阀们表现出难得的一致。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虐政屠刀之下，北京城里封禁报馆，钳制舆论，共产主义和一切不符合军阀心意的言论都成了杀头的罪名。《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说他们有“赤化嫌疑”。受军阀掌控的宪兵团、军警和密探增加了4万余人，他们在京城的学校、报馆、机关、邮局里四处打探，闻风而动。一时间，北方群众运动陷入低谷，革命领导人纷纷南下。
尽管如此，奉系军阀张作霖“讨赤”的心意仍不满足，这位“讨赤联军总司令”自从1926年6月进京之后便执掌了北京政权，年底又自我擢升为“安国军总司令”。他早就和军阀头子们商量好，将捕杀邵飘萍、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张作霖等军阀头子对李大钊的痛恨是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边还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有了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当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军阀们当然将李大钊视作北方的头号“赤敌”。
眼下，邵飘萍已然被除掉，李大钊又在哪里呢？张作霖觉着骨鲠在喉。
李大钊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
自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国驻华使馆区和兵营的所在地。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未经许可不得擅人，若要进入，必须解除武装。所以，东交民巷成了落难国人的避风港。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去过；“辫帅”张勋被讨逆军追得无处可藏时也去过。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了躲避通缉，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苏联使馆地界儿上的俄国兵营(现在的“苏联豁子”巷以西)，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法日使馆“举报”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不大对劲儿，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他们觉得奇怪，但也不明其理。苏联使馆的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讲话和争论，仿佛忙得顾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国兵营里的李大钊的确很忙。彼时，国民军与“讨赤”联军正在北京南口鏖战，奉直晋三大军阀的42个师、47个旅、890门大炮、946挺机枪、59万人马陷在南口的崇山峻岭间。同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很快打到湖南，直逼武汉，锐不可当。
当时的中国乱成一团，从北到南，一路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情报的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奶书写，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北方革命力量此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产党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200多人发展到4300多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发展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苏联使馆里的“动静”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这个吴晋曾经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国使馆参赞，是个亲法派。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
东交民巷里之后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儿的“车夫”。他们把本就不脏的人力车擦了一遍又一遍，却对招揽客人从不热心；他们漫不经心地闲聊、歇脚，眼睛却一刻不离地盯着东交民巷西口北边的苏联使馆。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
李大钊住在俄国兵营是许多人知道的事情。但他的具体地址30号院，本来只有北方区委委员、地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团区委书记等少数领导同志才晓得。
但谁知道，党组织内部竟然出了一个叛徒。他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还是李大钊的学生。
当时已是冬去春来。但在帝国主义的联络下，蒋介石、张作霖二人合作反共的说法甚嚣尘上，北京城里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阎振山，有一天出去送信再也没有回来。送信、取报工作就由帮大家做饭、打杂的张全印肩负起来，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的时候也失踪了。而大家还不知道，京师警察厅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但只凭所收集到的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西交民巷有情况！
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动军警一下来了精神，“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山东人，1920年夏天入北京大学读书，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前往山东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渤海被调到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当过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
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沈维翰如获至宝，因为李渤海是唯一一个被捕并叛变、而且又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人物，熟悉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这个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深得少帅信赖与赏识。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撤销原判，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20年。
此外，1991年4月3日的《文汇报》上还有一种说法，与沈维翰的回忆类似又不尽相同，但也提到了李渤海的叛变：1926年9月，京师警察总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个小村口，抓到一名身上带有“赤化宣传”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认是中共北方区委交通员，并将负责人李渤海供出。李渤海的叛变使敌人获悉：中共北方区委及李大钊等均隐蔽在俄国兵营内。不久，特务抓到了一名经常出入苏联使馆的交通员，这人叫李大成。特务们把李大成押到前门内顺成街警察署司法处，警察局侦缉处长吴郁文亲自审讯，软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稀里哗啦全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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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曾一语道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北京地铁诞生记》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
一个地下党学生曾对胡适说，前一天夜里延安广播电台曾对胡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听了以后，却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他们会用我吗？”
————《北平1949：危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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