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元年(707)农历七月的一天,长安城被盛夏炙热的阳光烤焯着,高温袭击着这座拥有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 长安城呈长方形,按中轴线朱雀大街对称布局,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划出十一里坊,形如棋盘。长安城开十二座城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东西分别为启厦门和安化门;东面正中为春名门,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西面正中为金光门,南北分别为延平门和开远门;北面的中段和东段分别与宫城北墙和大明宫南墙重合,西段为景耀门,东西分别为芳林门和光化门。除正门明德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 宫城位于外郭城正中部,平面为长方形,宫城的四周有围墙,南面中正开承天门,东西分别是延喜门和安福门,北墙中部开玄武门。宫城分为三部分:正中为太极宫,称作“大内”;东侧是东宫,为太子居所;西侧是掖庭宫,为后宫人员的住处。西内苑在宫城正北,亦名北苑。南北一里,东西与宫城齐。北部为西苑,内有殿宇十余处,以及冰井台、樱桃园。 在西苑内东北部就是大明宫,大明宫位于太极宫东北方的龙首塬高地上,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城堡,可俯瞰整座长安城。大明宫建造于贞观八年(624),从唐高宗开始,历代皇帝都在这里居住和处理朝政,称为“东内”。大明宫的宫殿为中轴对称格局,前部由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等组成前朝的南北中轴线,后部以太液池为中心组成内庭,分布着麟德殿、三清殿、大福殿、清思殿等数十座殿宇楼阁。 皇城亦为长方形,位于宫城以南,其东西与宫城等长。城北与宫城城墙之间有一条横街相隔,其余三面开有五门。南面三门,中为朱雀门,两侧为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面各一门,分别为景风门和顺义门。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正门,向南经过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的明德门相通,向北与宫城的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城内有东西向街道七条,南北向五条,道路之间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社稷等祭祀建筑。 外城郭内有南北向大街八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街道的两侧都设有排水沟,并种植榆、槐等行道树。在外城郭设有东、西二市,东市和西市是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 此时虽是盛夏时节,但是东、西二市的街道上仍然人声鼎沸,往来客商络绎不绝,叫卖之声此起彼伏。忽然间,榆树的枝叶动了一下,一股微风吹过,带来了丝丝凉意。但是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股凉风的到来,依旧忙着手头的工作。然而风越吹越大,转眼间狂风大作,街上的尘土被吹至半空中,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伴随着狂风的肆虐,街道上瞬间乱作一团,人们争先恐后地寻找自己的去处,因为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果不其然,不久便电闪雷鸣,豆大的雨滴一滴、两滴、三滴……突然间“哗”的一声从天空倾泻而下。 直到夜幕降临后,长安城才渐渐平静下来。长安晚间实行宵禁,各个坊均采取封闭式管理,坊门有卫兵把守。此刻,北衙禁军的兵营却灯火通明、兵戈林立,充满了紧张的气息。太子李重俊面对着议事大堂,墙壁上那巨大的“忠”字让他心里五味杂陈。羽林军大将军李多祚、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炜之、沙吒忠义等人围在他身边,等待着他的命令。李重俊一言不发,李多祚忍不住说:“太子殿下,将士们已经准备妥当,您下令吧!” 李重俊低下头,长叹道:“我们这样做算是犯上作乱吗?” 他身边的将军们吃了一惊,李思冲急切地说:“太子殿下,韦氏、武三思、上官婉儿沆瀣一气,挟持天子,祸乱朝纲。这等奸佞之人不除,大唐的江山社稷将陷入小人之手。我们这样做是在替圣上分忧、为大唐除害,怎么算是犯上作乱呢?”李思冲刚一说完,其他人马上附和,劝李重俊不要多想。 P9-10 在繁荣昌盛的李唐王朝背后,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着。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和租庸制度都濒于崩溃。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已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危险局面。李隆基本人又好大喜功,他在位期间连年用兵,征伐不断,李唐的军队没有一天不打仗,“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李唐王朝为了维护广大的疆域,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 募兵制虽然解决了由于府兵制而造成的百姓负担过重、士兵大量逃亡的弊端,可是募兵建立的常备军所带来的危机也在慢慢酝酿中。这些士兵由朝延招募而来,长期服役,军器衣粮均由朝廷供给,由专门将领统御,改变了府兵制下将不专兵、兵不识将的现象。但这样一来,这样的军队很容易成为藩镇将领的私人武装,给那些与中央朝廷离心离德的藩镇权臣树立个人威望、把持军权、与朝延分庭抗礼、伺机叛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募兵制的实行,正好为那些节度使拥兵自重提供了方便。这些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但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监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使得原来的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成了节度使的部署。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长期雄踞一方,拥兵自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李唐王朝的隐忧。那些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到地方节度使的收买笼络,同手下将领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团伙关系。由于有些节度使也担任地方长官,这也就使得军队和地方盘根错节、军政混乱。到了开元末期,这些边疆节度使名为李唐边臣,实为藩镇割据。 特别是进入天宝年间,地方上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边军的数量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握的范阳三镇的军队数量就达到了十五万人。 与边军相比,镇守京师长安的彍骑,原本以骁勇见长,素质较高。可是到了天宝年间,彍骑多招募市井无赖为兵,军中腐败丛生,战斗力低下,平时毫无打仗作战的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且仅有八万人。地方团结兵缺少财政支持,装备差,数量又少,唯有边军军力强大。“猛将之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 盛世下的李唐王朝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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