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绳子那头
尽管翱叔的翱字是翱翔的翱，但我还是愿意写成敖叔，敖德萨的敖。巴别尔在自传中第一句写道：我于1894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
先说今年。
今年五月是少有的低温，在北京，五月中旬穿起了薄毛衣，据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温。动身去湖北的那天北京城区温度竟然是9℃，门头沟也适时飘起了雪花。在电视里看到东北重返隆冬，大雪纷飞万物厚白。似乎老天爷把节令踹了一脚，全国各地处处如此。也就是说，在湖北，五月没有去年那么热，不至于在田埂上走着汗就掉进眼睛里，穿一件单衣也不凉，身上清爽。于是我和木珍走过田埂去河岸上采桑葚。桑树是野生的，东一棵西一棵，桑葚结得累累下垂，没人要，掉下地烂了。不过真要采，也没那么理想，有的树桑葚虽多，却小得不像话；有的熟成了深紫，大而饱满，伸手摘时却发现每一粒都趴着一只苍蝇。跟着木珍往远处走，我忽然意识到，离公路越远的桑葚越好，公路是散发恶臭、招来苍蝇的地方，所谓污染的源头。
田里虽已全是荒草，成群的喜鹊仍飞起飞落，很是春风浩荡。布谷鸟和斑鸠也都一声声叫唤得清晰，不停地循环往复，仿佛代表着老天爷。有两种鸟也是好看，不知它们的名。一种双翅金棕色，身是深灰；另一种极小巧，全身漆黑独头白，有婉转的叫声。回家的路上遇到两个老人：一个老妇，奋力拖着一枝枝杈极长极繁的大树杈；一个老头，背一只喷农药的背箱。他们都是聋子，脸上有一种聋子特有的歉疚的神色。
我看到对面两幢房子中间有一幢拆掉了，很像一排门牙缺了一颗。从这颗“牙洞”望过去，能看见庄稼地和远处的山，地里摊着一堆堆刚收割的油菜。拆下的红砖就地摞着，刚被雨淋过，颜色新鲜。原来的地基上冒出了两处钢筋，显然，这是拆了旧屋盖新屋。木珍说，这是敖叔家，他去年正月吊死了，就在他家的窗户上的吊。
世界上就是有人要赶着死的。
敖叔要赶在正月二十六日之前死，因为儿子出门打工买好了这日的火车票。他生了癌，儿子走了谁来给他收尸?最好不要超过正月二十三，一定要死，不死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呢?
我听见自己问死去的敖叔。人不在了也是可以问的。
当然敖叔自己已不能直接回答我，他躺在棺材里，虽然棺木还未腐烂，但已被红砖封紧并盖实了土，坟前的土里已经插了两朵大大的塑料花，黄而艳，远远看去十分醒目。我问木珍：那是什么呀?木珍说：那是花，大儿子和小儿子各插了一朵。我才忽然想起，清明节过去还不到一个月。
我从敖叔家旁边的斜坡下去，看到了去年，去年敖叔从这里走到塘边。天虽然冷，总算是晴的。他到塘边去拖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树杈。高大的乌桕树枝权繁多，大风刮过，总有一两杈刮落在地。先让它晾在一边，半干时再拖回砍成段，码在门廊下继续风干着等到过年。
他下斜坡时碰到一只羊，是邻居老太太的羊。老太太孤身一人和羊做伴，平时下地时她在地里，羊在地边，晚上羊跟她共一屋，你从她家经过，听见叽叽咕咕的说话声，是老太太跟羊说。
敖叔问羊，羊，你怎么自己一人?老太太去哪儿了?羊不会说话，敖叔替它回答，前日你家进了贼，心烦吧，赶你自个儿出来散散心。羊咩咩叫了两声，之后各自走路。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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