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为祝贺陈岱孙先生九五华诞而作
燕南园可能是北大最幽静的一个园子。高大的树木遮掩了阳光，即使在艳阳高照的时刻这里也是清爽宜人；长满青苔的石径在园里蜿蜒着，有一段时间，于岑寂的黄昏，或百鸟啼鸣的早晨，我时常在这些小径上流连，偶尔地，可以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迈着缓慢而稳健的步伐散步，手杖在小径上磕出笃笃的声响。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者，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
“予未得为‘先生’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在我，只能抱着深深的遗憾。然而与先生见面的机会仍是有的。今年春天，为了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建院十周年(1985年由北大经济系改为北大经济学院)，我们去拜访陈岱孙先生。那是五月，二月兰与迎春花开得满院都是。后来听说陈岱老身体不适，在北大医院休养，其间，认真审阅了我的采访文章《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访陈岱孙先生》。那八个字，是从《诗经·大雅》上摘下来的，用在德高望重，在经济学界、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的陈岱孙先生身上，我想是不为过的。
陈岱孙先生是本世纪的同龄人。1900年10月20日(农历闰八月二十七日)，陈岱孙先生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书香门第，用陈岱老的话说，“就是一个中落的旧官僚家庭”。陈岱老的祖父，曾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散馆之后回乡，就聘于福州鳌峰书院任山长之职终其身。就在父祖辈“克绍家风”的期待之下，虽然清末废科举、立学校断绝了“正途出身”的道路，但陈岱孙的幼年和少年教育，却仍延续着传统的模式，自六岁至十五岁，整整在私塾读了九年半线装书。尽管不求甚解，但少年时代所接受的系统的经、史、诗、文等方面传统文化的浸染，却不能不说对他日后的学术事业有所裨益。1912年祖父的去世，宣告了这个封建家族传统教育模式的终结，陈岱孙的读书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1915年秋他考入福州鹤龄英华中学，1918年夏赴上海考取了清华学堂高等科的三年级插班生，1920年夏毕业后被录取为公费留美生，赴美深造。他先入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经济系，1922年6月从该校毕业，于同年秋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6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可以说，自1915年到1926年的11年，陈岱孙又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这种“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带着时代特有的烙印，是清代末年以来我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独特现象，而陈岱老所受的教育，正是这场变革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生动的缩影。
1926年4月陈岱孙赴欧洲大陆游学，主要在巴黎大学旁听金融方面的课程，同年年底离开巴黎回国。归国后，陈岱孙先生历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1952年至今，任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改为经济学院)教授，其间任系主任之职达三十年。
陈岱孙先生的一生，可以分为几个大的时期。自1906年初人私塾到192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为第一时期，亦即求学时期；自1926年底归国到1949年，中间经历清华时代、联大时代，而以抗战八年为主线，此为第二个时期，也是陈岱孙先生一生中最为精彩、最为活跃的时期；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时间，形势复杂多变，其间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其中1959年到1978年近二十年，是陈岱老沉默的二十年，此为第三阶段；1979年后为第四阶段，是陈岱孙先生重新焕发学术青春的时期，其间著作逾百万字。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陈岱孙先生的一生，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空前剧烈震荡、风云变幻而又同时充满希望与活力、多姿多彩的时代。光明与黑暗，愚昧与理性、真理与荒谬、进步与反动，一幕幕地在中国大地上演出，呈现出异常纷繁炫目、光怪陆离的画面。先生在其百年历程中的丰富阅历，就是一部活的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P1-4
王曙光，笔名舒旷，山东莱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出版经济学著作20余部，发表经济学论文百余篇，并有数部散文集与诗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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