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调法度的同时，东坡主张“通其意”，书法应追求字外之奇、字外之意。他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韵子由书》)“通其意”即精熟诸体之特色和用笔方法，深谙书法之妙理，而后进行创作。这里，苏轼提出“通其意”并不拘泥于某种笔法或流派。他又云：“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跋君谟飞白》)苏轼在此文中强调各体书法之“意”，找到书法创作的共同规律，从而在篆、隶、行、草、飞白等方面无不如意，强调书写规律，掌握共性，体现个体色彩，抒发个人性灵，反对只有个性没有共性。这种“通其意”是学养和实践的结合，他本人的书法创作即是如此。
黄庭坚论苏轼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元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以所从他人终莫能及尔。”(《山谷题跋》)他自己在诗中也认为：“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只有具备“读万卷书”的学养，对前人法书之妙处才能有所体悟。学书贵于多读书，读书多，下笔自有意境。我们今天学习书法，了解苏轼的书学观，对于引导我们走上做学问之路是有好处的。苏轼评介蔡襄的书法时，就认为其书法天赋好，积学深，心手相应，以意作书，所以能写出气象万千、纵横跌宕的作品。
东坡十分重视书法的实践，他认为书法应该有新意，自成一家。意法相成之作，是学养和实践的产物。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题二王书》)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做到“通其意”，并能“出新意”。他十分推崇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创造精神：“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唐氏六家书后》)可见，苏轼对颜、柳两家能推陈出新、施法造化、自成一家、自出新意是大为嘉赏的。
欧阳修并不以书法名世，但苏轼也赞赏他的书法“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题欧阳帖》)这些都反映了苏轼反对墨守成规、食古不化的书法观点。对于自己的书法，苏东坡认为其书能自成新意，“不践古人，是一要诀”(《评草书》)。在他看来，书法的优劣，并不是当时的俗人所认为的那种只要对某家书体模拟得精到极佳，而在于书法家能否“出新意”，从而表现出自己的主观情态。这里强调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这是建立在积学和实践基础之上的。自出新意、大胆创新的思想，贯穿了苏轼一生文艺创作的各个方面，“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重视抒发灵性。反对规矩束缚就成了苏轼的书法意法观。
在《论书》中，苏东坡认为，书法必须有神、有气、有骨、有肉、有血，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这是其对书法艺术要素的总括，是对书法的全面要求。他把“神”放在书法其他要素的首位，实质上这就体现了其对书法神采的重视，即要求显示一种内在的精神与意蕴，一种合乎逻辑的情意。若只具形质，缺乏神韵，如人只有躯壳而无灵魂就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他把书法用人来比喻。正是说明了“神”在书法中的重要性。
P41-42朱天曙，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杂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被称为我国“70后”书画家群体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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