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这个被沿袭下来的词，让人联想到田园、烟囱、篱笆和狗。这是因为我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多数人的老家建立在乡村田野上，植物的根有趋水性，中国人的根便朝着想象中的美好家园，热乎乎地伸展。
英语里的HOMETOWN指的也是家乡的意思，按字面翻译，却是“家镇”。对于已经在都市生长几代的人，“家城”也许更加贴切？可是我们不愿意。汉语词汇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传统情愫，有约定俗成的内涵，有字与字之间对应的韵味，甚至于文化积淀的美感。
很小的时候，我总问外婆，为什么我会生长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地方？只要往外闪一闪，就是台湾，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往里挪一挪，可能是西藏，不但高原风情神秘，说不定我会是个藏族歌手，像名扬四海的才旦卓玛；索性更远一些，比如冰岛怎么样？仅是这个地名，就多么叫人向往，冰山、雪橇、壁炉、毛领皮裘和窗上的霜花，南方人梦想中的北国风光啊。
外婆回答得很明确简练：上帝的旨意。
父亲出生在鼓浪屿，毕业于岛上教会的英华男中。母亲毕业于同是教会的毓德女中。他们的婚礼在岛上的洞天酒楼举行。父亲西装革履白手套，母亲披着洁白婚纱捧着鲜花，从照片看，幸福美满似乎一生一世。哥哥就是在鼓浪屿出生的，我本顺理成章应该投胎这里。不料父母去龙海县土改，我便不慎降生在石码镇上一座临时租房里。忙于革命的父母无奈把我托付给渔妇乳母，被她扔在稻捆上，抹地瓜渣灌米汤草草喂养，赢弱垂危，四个月大就被外婆抱回厦门收容。可是，按西方人的习惯，“出生地”一栏，我必须填上“石码”；而在中国，“籍贯”一栏里，我填的却是祖辈的“泉州”。瞧瞧！上帝这么大的权威，只不过稍一错愕，就给我造成终身的麻烦。
结婚以后，我变成陈龚氏，寄人篱下至今。丈夫在岛上出生，儿子也是，鼓浪屿已经把我牢牢系在她的衣角上。她甩我不掉，我离她不行。
所住的是丈夫的祖居，这座红楼多年来失修，外观堂皇优雅，镶嵌玻璃窗门呀雕花栏杆什么的，内部却渗漏灰泥脱落。我们只拥有一又三分之一房间的产权，若要翻修，至少揭去整层屋顶，银子需大大的。前年春雨连绵，天花板进水多日，终于撑不住了，正午12时脱落一块浮雕，砸在我的头顶，裂一大口子，上医院缝了好几针，还理了一个粲然光头。现在，我仍然每日怀着侥幸，冒着危险在泥沙簌簌的书房工作，窗外是上帝的微笑和赐福，绸缪如蜜的阳光和无陇无虑的鸟鸣。
(2005年，潘世健副市长来家说事，见此情景，让鼓浪屿风貌建筑维护部门来抹了一下屋顶。他们可是此道专家，对于老房子的整修驾轻就熟。于是春雨连绵之时，再不必夜夜盯着渗漏的天花板胡思乱想。)
鼓浪屿的房子是买不起的，为以防万一，我们搭了福利房的最后一班车，两年前在厦门买了公寓，至今尚未装修。我和我的家庭可会搬离鼓浪屿？仅是想想而已，就有肉体和心理的双重危机感，好像将被连根拔起似的疼痛难忍。
肉体的居所和精神的家园总是相距甚远，其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一套豪华公寓和一座半倾泥屋比较，前者满足生活的舒适和需求，后者常常更能慰藉灵魂的渴望。西方有人把“家园”引义为“生态”，便是更加注重了人与居住环境的依赖、共鸣、互相的承诺和深刻的情感交流。
2002年杭州一个《建筑与文学》的研讨会上，女作家张抗抗在发言时，指着我开玩笑：“舒婷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完成诗意栖居的作家。”她指的是鼓浪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几乎不为我们所选择，真真是上帝的旨意。
不可否认，我的家族，我的认知，我的生存方式，我的写作源泉，我的最微小的奉献和不可企及的遗感，都和这个小小岛屿息息相关。
音乐家们强调鼓浪屿的钢琴密度全国第一，以及闻名海内外的音乐天才，诸如殷承宗、许斐平等，“琴岛”之美誉由此而来。到过鼓浪屿的作家朋友却要说，住在鼓浪屿就应该会写诗。他们说的意思我很明白。人们在形容土地肥沃时，习惯性这般感慨：插一根木棍也能生根发芽呵。P10-13舒婷，原名龚舒婷。世居福建厦门鼓浪屿。1969年开始写诗，1979年公开发表。1998年后主要写作散文随笔。诗集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舒婷的诗》等；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今夜你有好心情》等十多部；出版《舒婷文集》三卷。作品被翻译成近二十国文字，境外出版有六个语种九种诗歌个人译本。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团委员，福建省文联副、厦门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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