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儿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谈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两部书，～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儿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诨————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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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风的智能是一种洞悉与悲悯的智能，她的爱是一种执着与坚毅的爱，她的同情是一种无私与绵远的同情，她的力量，是一种收敛自如的光芒。
————席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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