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韩国生长的华桥，1974年来台湾上大学。
在韩国的时候，中国人本来人数就少，生活上各种机能难以齐备。其中，书店以及书店里的书籍，就更少之又少。更何况，我居住的城市还不是汉城，而是釜山，情况相形更差。
在这样一个境里成长，后来我还可以对文字的工作有兴趣，甚至后来进入了出版业工作，固然有太多命运中不可预料与解说之处，但是多年后再仔细回想，也发现其中来是有一些基本的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不论在多贫瘠的环境里，最起码，你要遇上那幺一两本书，会在你生命中种下一两颗神秘的种子。我要感谢自己的父母亲，他们一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帮我取得阅读与求学的机会，一方面他们收在家里并不多的一些书籍里，就让我找到了一颗那样的程子。（这段过程我写在本书《阅读的狩猎》一文之中，就不赘言。）
来台湾后，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当然像是进了天堂。尽管在为生宿舍里听本地的学长抱怨当时台湾在书籍上的各种禁忌与限制，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还来不及抱怨的事情。
可是，很快地，我也发现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环境所感受到的不便。以一个拄着拐杖行走的人来说，去图书馆借书并不是那么方便；去逛重庆南路很辛苦；到牯岭街的旧书店，狭小的空间加上需要攀上蹲下，也几近于不可能的任务。许多阅读的机会，因此受了限制。如果阅读比作狩猎，太多动作需要借助别人的协助时，这种狩猎是一定不足的──即使是美中的不足。
所以，起码对我来说，1990年代之后的台湾的阅读环境，意义相当特别。一方面固然是所有的禁忌全开，在软件的内容上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许多书店与图书馆的公共设施也越来越方便，在硬件的设备上让人更乐于亲近。
不要谈网络了。我从网络上买来的旧书很快就越来越多，也就十分合理了。
所以，固然时代的推进总会破坏一些旧有美好的东西，但我永远是乐于从美好的那一面上观察的──尤其是在阅读的狩猎这件事情上。
可是我们还是得做一些事情才行。
看过《大敌当前》(Enemy at the Gate)那部电影吗？那个在列宁格勒战役留名的狙击手，是从小跟着爷爷埋伏在雪地里猎取野狼的。越小接触一个狩猎的环境，越容易成为一个猎人。在阅读的领域里，也是如此。
有关阅读，我们从小最重要的一个环境，就是学校。而今天的学校，只是一个教你如何接受阅读的喂食，而不是阅读的狩猎的环境。
我们会另外找机会再谈这个主题。
把阅读比作狩猎，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就西方的说法而言，在书籍上用到「hunting」这个字的时候，主要是「for books」，换句话说，去搜寻书来珍藏。是否阅读倒在其次。因此我们这次英文书名就定为「Hunting for Knowledge」，以作区别。至于Hunting for Books，是的，我们也会做的。
另外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是真正的狩猎中，猎物应该是躲你犹恐不及。但是在阅读的狩猎中，书和知识这个猎物却是有灵的，只要你诚心找它们，它们会迎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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