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艺评家、公共知识分子约翰·伯格的自传性小说；一部记忆之书、死亡之书、爱之书、成长之书，一部深沉无悔的告解。
没人能比死人更懂得咀嚼活着的滋味。
在里斯本，约翰遇见自己的母亲，坐在一个公园长椅上，冲他绽出学生般的天真笑容。她已经死去十五年了。
在克拉科夫的集市，他认出了肯，他的“向导”，他少年时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们上次相遇，肯六十五岁，而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
如何计量，进入我们人生的，究竟有多少生命？
这本书领我们在生者与死者的相遇中穿越欧洲：从里斯本，到日内瓦，到克拉科夫，还有伊斯灵顿、马德里、波兰……
那些看似独立的故事，暗自勾连；那些难以安顿的灵魂，终于找到归属之所；那些感性可触的记忆，刺痛了现在。
作者简介：
约翰·伯格 192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44至1946年在英国军队服役。退役后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代后期，伯格以画家身份开始其约翰·伯格192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44至1946年在英国军队服役。退役后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代后期，伯格以画家身份开始其个人生涯，于伦敦多个画廊举办展览。1948年至1955年，他以教授绘画为业，并为伦敦著名杂志《新政治家》撰稿，迅速成为英国颇具争议性的艺术批评家。1958年，伯格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我们时代的画家》，讲述一个匈牙利流亡画家的故事。此书揭露的政治秘闻，以及对绘画过程细节的刻画，令读者误以为这是一部纪实作品。迫于“文化自由大会”的压力，出版商在此书上市一个月之后便回收入仓库。之后发表《克莱夫的脚》和《科克的自由》两部小说，展示英国都市生活的疏离和忧郁。1962年，伯格离开英国。1972年，他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在BBC播出，同时出版配套的图文册，遂成艺术批评的经典之作。小说G，一部背景设定于1898年的欧洲的浪漫传奇，为他赢得了布克奖及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此一时期，伯格亦对社会问题颇为关注，这方面的成果是《幸运的人：一个乡村医生的故事》和《第七人欧洲农业季节工人》，后者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于农业季节工人的关注。也因为这本书的写作，伯格选择定居于法国上萨瓦省一个叫昆西的小村庄。197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住在那里。后来，伯格与让·摩尔合作制作了摄影图文集《另一种讲述的方式》，将对摄影理论的探索与对农民生活经验的记录结合在一起。他对单个艺术家的研究最富盛名的是《毕加索的成败》，以及《艺术与革命》，后者的主角乃是苏联异议雕塑家内兹韦斯特尼。在1970年代，伯格与瑞典导演阿兰·坦纳合作了几部电影。由他编剧或合作编剧的电影包括《蝾螈》、《世界的中央》以及《乔纳2000年将满25岁》。进入80年代，伯格创作了“劳动”三部曲，包括《猪猡的大地》、《欧罗巴往事》、《丁香花与旗帜》，展示出欧洲农民在今日经济政治转换过程中所承受的失根状态与经历的城市贫困。他新近创作的小说有《婚礼》、《国王：一个街头故事》，还有一部半自传性作品《我们在此相遇》。伯格还撰写了大量有关摄影、艺术、政治与回忆的散文，展示出宽广的视野和卓越的洞识。这些文章收录于多部文集，较有影响力者包括《看》、《抵抗的群体》、《约定》、《讲故事的人》等。2008年，伯格凭借小说FromAtoX再次获得布克奖提名。
目录：
导读：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传人
1里斯本
2日内瓦
3克拉科夫
4死者记忆的水果
5伊斯灵顿
6阿尔克桥
7马德里
8浚河与清河
81／2
致谢
回顾：地志学书写与记忆术1里斯本
在里斯本某广场中央，有棵名叫卢西塔尼亚（Lusitanian）的丝柏树，“卢西塔尼亚”这个词的意思是：葡萄牙人。它的枝桠并非朝天空伸展，而是在人力的驯诱下水平向外舒张，舒张成一把巨大、绵密、异常低矮的绿伞。直径二十米的伞盖，轻轻松松就将百余人收纳进它的庇荫之下。支撑树枝的金属架，围绕着扭绞纠结的庞大树干排成一个个同心圆。这棵丝柏起码有两百岁了。它旁边立着一块官方告示牌，上面有一首过路人写下的诗。我停下脚步，试着辨认其中几行：
……我是你锄头的柄，是你家屋的门，是你摇篮的木，是你棺材的板……广场的另一处，一群小鸡在蓬乱的草地里觅啄虫子。几张桌旁，男人正玩着sueca牌，每个人仔细挑选纸牌，然后放在桌上，带着精明又认命的表情。在这儿，赢牌乃是静静的愉悦。
五月的末尾天气炎热，兴许有二十八摄氏度。再过一两个礼拜，从某种意义上说始于塔古斯河2彼岸的非洲，就会出现在遥远而又清晰可见的距离之内。一个老妇人带着一把伞寂然不动地坐在一把公园长椅上。是那种引人目光的寂然不动。她这般坐在公园长椅上，打定主意要人注意到她。一个男子拎着公文包穿越广场，带着每天每日往赴约会的神情。然后，一位面容悲伤的女子抱着一只面容悲伤的小狗经过，朝自由大道走去。长椅上的老妇人依然维持着她那展示性的寂然不动。那姿势究竟是摆给谁看呢？
就在我喃喃自问时，突然间，她站起、转身，拄着雨伞，向我走来。远未看清她的脸庞时，我就已经认出了她的步伐。那是一个人早已期待到达、期待坐下来的步伐。那是我的母亲。
我时常梦见，我必须打电话到父母的公寓，告诉他们，或请他们转告其他什么人，我要晚点儿到，因为我错过了联运车。我想提醒他们，我不在这个时刻我应该在的地方。梦中的细节每次都不同，但我要告诉他们的主题全都一样。还有一点也一样，我总是没把电话簿带在身上，而且不管我怎么想，都记不起他们的电话号码，不管试了几次，总没一次是对的。这倒是和梦醒时的情况相符合，我的确已经把那栋公寓的电话给忘了，我父母在那栋公寓住了二十年，对它我也一度稔熟于心。不过，我在梦中也忘了他们早已离开人世。父亲二十五年前撒手人寰，母亲十年后随他而去。
在广场上，她挽着我的手臂，像说好似的，我们横穿街道，慢慢往“水之母”的阶梯顶端走去。
约翰，有件事情你不该忘记——你已经忘记太多事情了。这件事你该牢牢记住：死者不会待在他们埋葬的地方。
起一段逝去的悲伤往事。
小时候，她的笃定明确经常激怒我（与我们争辩的内容无关）。因为，至少在我眼中，那种笃定明确泄漏出在她虚张声势的口气背后，她是多么的脆弱和犹豫，而我希望她是无坚不摧的。于是，举凡是她用坚定无比的口气谈论的东西，我都会一概予以反驳，希望这样我俩能发现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凭借彼此信任而共同质疑的东西。但事实上，我的反击只会让她变得更脆弱，然后，我俩就会疲惫无助，陷入永劫与哀恸的漩涡，只能无声地呼喊天使，求他来拯救我们。但不管怎样天使也没有到来。
这里至少有只动物可以帮我们，她说，眼睛盯着一个她以为是一只正在晒太阳的猫的东西，在十个台阶以下。
那不是猫，我说。那是一顶旧皮帽，一顶筒状的波兰骑兵帽。
就是这样我才吃素，她说。
你很爱吃鱼吧！我争辩道。
鱼是冷血的。
那有什么不同？原则就是原则。
约翰啊，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画线问题，你得自己决定你要把线画在哪里。你不能帮别人画那条线。当然啦，你可以试试，但不会有用的。遵守别人定下的规矩可不等于尊重生命。如果你想尊重生命，你就得自己画那条线。
所以时间不作数，地方才作数？我又问了一次。
不是任何地方，约翰，是相遇的地方。这世界还留着有轨电车的城市已经不多了，对吧？这里，你总能听到它们的声音，除了深夜那几个小时。
你睡不好吗？
在里斯本市中心，几乎没有一条街上听不到电车的声音。那是194号电车，没错吧？每周三我们都会搭这趟车从克罗伊登东去克罗伊登南，然后再搭它回来。我们会先去萨里街（SurreyStreet）的市场买东西，然后走到戴维斯影院，那里有一架电子琴，那人一弹它就会变颜色。那班电车是194号，不是么？
我认识那个琴师，她说，我在市场帮他买过芹菜。
你还买腰子呢，虽然你吃素。
你爸早餐喜欢吃腰子。
和利奥波德·布卢姆一样。
别炫学了！这儿没人会注意到。你老是想坐在电车的最前面，楼上的。没错，那是194号。
爬楼梯时你就总是抱怨说：哎哟，我的腿，我可怜的腿！
你想坐在楼上的最前面，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假装在开车，而且你想要我看着你开。
我喜欢那些角落！
里斯本这里的栏杆可是一样的喔，约翰。
你还记得那些火花吗？
在那些该死的下雨天，记得。
看完电影后开车感觉最棒了。
我从没见过哪个人看起来像你那么难受，老是坐在椅子边儿上。
在电车上？
在电车上，在电影院也是。
你常在电影院里哭，我对她说。你有个习惯，老是揩眼角。
就像你开电车，一开就刹车！
不，你是真哭，大多数时候都这样。
我可以跟你说件事吗？我想你之前注意过圣胡斯塔高塔吧？就是下面那个。它归里斯本电车公司所有。塔里面有座升降梯，但那座升降梯真正说来哪儿也不到。它把人载上去，让他们在平台上嘹望四周，然后再把他们载下来。那是电车公司的。现在啊，约翰，电影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电影也可以把你带上去，然后再带回原来的地方。这就是人们在电影院里哭泣的原因之一。
我本以为——
别以为了！人们在电影院里哭泣的理由，就跟买票进去的人数一样多。
她抿了抿下嘴唇，每次擦完唇膏她也会做这个动作。在“水之母”阶梯上方的一座屋顶上，有个女人正一边唱着歌，一边把床单夹在晒衣绳上。她的声音忧郁悲伤，她的床单雪白闪亮。
我第一次来里斯本时，母亲说，就是乘圣胡斯塔的升降梯下来的。我从没乘它往上升喔，你明白吗？我是乘它下来的。我们全都是这样。这就是它建造的目的。它用木头做衬里，就像铁路的头等车厢一样。我看过我们中有一百个人乘它。它是为我们建造的。
它只能载四十个人，我说。
我们又没重量。你知道，当我踏出升降梯时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吗？一家数码相机店！
她站起身，开始回头爬上楼梯。不用说，她爬得有点喘，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也为了鼓励自己，她双唇间吹出长长的嘘声，嘴唇撅着，像吹口哨似的。她是第一个教我吹口哨的人。终于，我们到了顶端。
我暂时不打算离开里斯本，她说。我正在等待。
她随即转过身，朝她刚刚坐着的长椅走去，然后，那座广场变得宛如展示品般寂然不动，这样寂然不动直到她终于消失。
接下来几天，她始终没有现身。我在这座城市里四处游逛，观看、作画、阅读、交谈。我不是在找她。不过，时不时地，我会想起她——通常是因为某种半隐半现的东西。
里斯本这城市和有形世界的关系，与其他城市都不同。它玩着某种游戏。这座城市的广场和街道铺着白色和彩色小石块组成的各式图案，仿佛不是道路，而是天花板。城市的墙，不论室内户外，放眼所及，都覆满了著名的azulejos瓷砖。这些瓷砖诉说着世上各种精彩绝伦的可见事物：吹笛的猴子、采葡萄的女人、祈祷的圣者、大洋里的鲸鱼、航行中的十字军、大教堂的平面图、飞翔的喜鹊、拥抱的恋人、温驯的狮子、身披豹纹斑点的莫里亚鱼。这座城市的瓷砖，吸引着我们去注意周遭的有形世界，去留心那些可见的事物。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出现在墙面、地板、窗子四围和阶梯下面的装饰，却又诉说着一个不同的、完全相反的故事。它们那易碎的白色釉面、那朝气蓬勃的色彩，还有黏覆四周的灰泥、不断重复的图案，桩桩件件都强调了这个事实：它们掩盖着某种东西，不管藏在它们下方或背后的究竟是什么，都可以永远地隐藏下去，在它们的掩护之下，永远隐匿不见！
当我走在街上，看着那些瓷砖，它们就像在玩纸牌似的，盖住的牌远比掀开的多。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发牌、一局又一局的牌戏间，行走、攀爬、转身，然后，我记起她玩牌时的毅力。
这城市究竟是建立在几座山丘之上，对于这个数字，始终莫衷一是。有人说七座，就像罗马一样。有人不以为然。但无论几座，这座城市的中心都是建立在一片峭拔险峻的岩石地上，每隔个几百米就要升降起伏。几百年来，这座城市起伏的街道采用了各种手段来消除这令人晕眩的地形：阶梯、围地、平台、死巷、衣物晾晒成的帘幕、落地窗、小庭院、扶手栏、百叶窗；每样东西都用来遮阳挡风，用来模糊室内与户外的界限。
没有什么能引诱她走进距悬崖边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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