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斯坦布尔列车，这一名噪一时的连接欧亚大陆的东方快车上，围绕逃亡与追捕、梦想与现实展开，浓缩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各国的社会问题与精神风景。从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德国的科隆、奥地利的维也纳，到塞尔维亚的苏博蒂察，主人公们相继登场：精明又多情的犹太商人迈亚特、高贵而失意的政治流亡者津纳、柔弱而善良的歌舞演员科洛尔、强悍而机敏的小报记者兼女同性恋梅布尔、虚伪又做作的畅销书作家萨沃里、猥琐而凶残的惯偷格伦利希等各色人物，怀揣各自的梦想与企图，在这趟浪漫和冒险之旅上相遇、碰撞，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场景。暴风雪中，革命者津纳为信念命丧异国车站。车至终点君士坦丁堡，虚假的欢乐奢侈、诱惑勾引的气氛消解了对艰难旅程不安的记忆，主人公各自有了不曾预料的归宿，一切恍若隔世。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大师级小说家。他悲观厌世到极点，却又最关注灵魂的挣扎和救赎；他作品中“恶”无处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可最惊心动魄的却是个人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琐、绝望至顶点，可是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他称得上是20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可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于，是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师级作家之一、英国20世纪读者最多的小说家之一。
目录：
第一部奥斯坦德
第二部科隆
第三部维也纳
第四部苏博蒂察
第五部君士坦丁堡“格林将某种公认的新意带进了小说。”——《每日电讯报》轮船事务长手里拿着最后一张登陆卡，望着乘客们穿过灰蒙蒙的潮湿的码头，跨过横七竖八的铁轨和道岔，绕过废弃不用的敞篷货车。他们缩着肩膀，大衣领子朝上翻着；在长长一列火车里，桌上的灯亮着，透过雨雾看去像一串蓝色的珠子闪闪发光。一台巨大的起重机旋动着，下降着，一时间绞盘咔啦咔啦的响声甚至淹没了无处不在的水声——雨水从阴沉的云天上倾盆而下，海水冲击着渡轮和码头。这时正是下午四点半。
“春天，我的上帝。”事务长大声说，想驱除最后这几个小时造成的印象：湿漉漉的甲板，蒸汽、燃油以及酒吧里的陈巴斯啤酒发出的气味，女招待端着洋铁盆到处走，黑绸裙子在地上拖来拖去，等等。他顺着起重机的铁臂看去，望见工作台里那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小小人影正在转动轮盘，心里升起一股不常有的嫉妒感。那起重机司机高高在上，三十英尺的雨和雾将他与事务长、旅客以及灯火通明的长长的快车分隔开来。可我就没法儿躲开那些讨厌的嘴脸，事务长心想，记起了那个穿厚皮大衣的年轻犹太人，他因为上渡轮时被分到一个双人舱里而怨声不绝，其实一共才不过是该死的两个小时。
他对从二等舱出来的最后一名旅客说：“别往那儿走，小姐。海关检查站在这边。”看到这张年轻的陌生面孔，他心里轻松了些，这人至少没发牢骚。“你不要人帮你搬行李吗，小姐？”
“不了，”她说，“我听不懂他们的话。行李也不重。”她从那身廉价的白雨衣里伸出头来，朝他咧嘴笑笑，“除非是您愿意帮忙，船长。”女孩子的冒昧使事务长高兴起来。“哎，要是我年轻，你可真用不着脚夫。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事务长摇摇头说道，只见那犹太人离开了海关，穿着灰色羊皮鞋在铁轨之间找下脚的地方，身后跟着两名搬运工。“你路远吗？”
“全程。”她说，一边悒悒不乐地凝视着铁轨那边的行李堆、餐车的灯火以及停在那里的黑黢黢的车厢。
“有卧铺吗？”
“没有。”
“你该弄个铺位，”他说，“像你这样坐全程的人，要在火车上过三夜，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去君士坦丁堡做什么呀，结婚？”
“我倒不知道是结婚。”她怀着离别的忧郁和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勉强笑了一下。“这事儿谁也说不准，是吧？”
“去工作？”
“去跳舞。打杂儿什么的。”
她说了声再见便转身走了。雨衣显露出她那瘦削的身子，即使当她跌跌绊绊地走在铁轨和卧铺车厢间的时候，她的身躯仍然保持着那种忸怩不安的姿态。一只信号灯由红转绿，蒸汽长啸着从排气管中喷出。姑娘那寻常而又活泼的面孔，大胆而又沮丧的举止，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停留了片刻。“记住我，”他向她喊道，“过一两个月我们还会见面的。”可是他心里明白自己根本不会记得那姑娘。今后几个星期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从窗口向他的办公室里张望，要一间舱房啦，要换钱啦，要一个铺位啦，等等，他根本无暇去记住某一个人，何况这姑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地方。
当事务长回到船上时，甲板已冲洗好准备返航了。看到船上不再有那些生人，他感到愉快多了。他喜欢船上永远是这个样子：有几名可以用意大利话差来遣去的肤色浅黑的意大利人；有个女招待可以陪自己喝杯啤酒。他用法语朝水手们咕哝了一句，水手们冲他笑笑，一边唱着一首关于某个“戴绿帽子的丈夫”的下流歌曲，使他不禁妒火上升，一腔思家之情也减了几分。“这一趟横渡真不顺当。”他用英语对茶房头儿说。那人曾在伦敦当过跑堂的，而事务长除非是迫不得已，决不愿多说一句法语。“那犹太人，”他说，“他给了你不少小费吧？”
“你想是多少？六法郎。”
“他病了吗？”
“没有。倒是那个留小胡子的老头儿一直不舒服。给我十法郎吧，我赌赢了。他是英国人。”
“算了吧。他的口音生硬得能用刀切。”
“可我看了护照。理查德·约翰。中学教师。”
“这可是够怪的。”事务长说。这可真有点古怪，他暗自想，不情愿地掏出十法郎来，同时，脑海里又浮现出跳板升起、汽笛响彻云霄之时，那身穿雨衣、须发灰白的疲倦的男人大步从轮船栏杆边走开的情景。那人曾向他要报纸，要晚报看，于是事务长对他说，这么早伦敦的晚报还没出呢。听到这话，那人呆呆地站着，用手指捻着长长的灰白胡子。事务长给女招待倒了杯巴斯啤酒，他在结账之前又想起了那位学校教师。一时间他几乎有点怀疑与自己擦身而过的是否是个戏剧性的人物，一个正被追捕、疲倦不堪、适合充当故事素材的人。不过，这教师没发过牢骚，因此他就比那个年轻的犹太人、比那个厨师旅游团、比那个丢了戒指的穿紫红衣服的女病人以及付了双份卧铺钱的老头儿更容易被遗忘。那姑娘在半小时前就已经被忘却了。这是她与理查德·约翰共命运的头一桩事——头顶甲板上沉重的脚步声，燃油味，闪烁的信号灯，忧虑重重的面孔，叮当作响的玻璃杯瓶，账面上一行行的数字，伴随着这一切，他们都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化作了幽暗的虚无。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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