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十二岁男孩布莱斯·福提恩被法国海关人员从卡车里拖出来时，他只会说一句法语：“我叫布莱斯·福提恩我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民这绝对是事实。”他的护照是伪造的。除了几个法语单词，他只会说俄语。他无法解释是如何从高加索地区来到这个人权国家的，这可是夏尔·波德莱尔的国度。而且，他还在路上失去了葛洛丽娅·波希米亚。这个女人曾一直伴随着他，尽管有战争，有重重边境线，尽管生活在苦难和恐惧之中，这个心怀广阔的女人总是对他说：朝着更远的地平线前进。
多年之后，布莱斯·福提恩长成了一个青年，取得了法国公民身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他念念不忘多年前失散的葛洛丽娅，从来没有停止寻找她。终于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法国驻第比利斯大使馆的信。他将找到的不只是葛洛丽娅，还有他自己的身世之谜，这个谜一直被隐藏在一连串精心编织的谎言背后。
作者简介：
安妮-罗尔·邦杜（Anne-LaureBONDOUX）一九七一年出生于巴黎。她在巴黎十大完成文学专业的学习后，从事过广播剧、小说和香颂的创作，之后在巴亚出版社成为一名专业编辑。三十岁那年，她决定潜心写作，出版了《杀手的眼泪》《公主与船长》等七部青少年小说。这些小说不但深献给我的母亲
一
我的名字是布莱斯·福提恩。我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民。这绝对是事实。
那天当海关人员在卡车最里面发现我时，我只有十二岁，身上的味道就像阿布德马利克住的垃圾场一样难闻。我只会重复这一句话：“我叫布莱斯·福提恩我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民这绝对是事实。”
我几乎把所有珍贵的东西都弄丢在路上了．幸好，我还有护照。葛洛丽娅在加油站用力地把它塞进了我衬衫的口袋里。上面白底黑字地写着：我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芒什海峡岸边的圣米歇尔山。这个地方在绿色地图册的第十六页。问题是我的照片是撕下来后又粘上去的。尽管阿先生很用心地重做了照片上的官方钢印，海关人员还是不相信我是一个真正的小法国人。我想向他们讲述我的故事，又不懂足够的法语单词。他们就抓住我套衫的领子，把我从卡车里拉出来带走了。
就这样，我的童年结束了：在高速公路A4路口，在我意识到葛洛丽娅不见了，而我必须在一个人权国家，在夏尔·波德莱尔的国家独自生存的时候，我的童年一下子就结束了。
我在一个等候区待了一天又一天，又到了一个接待中心。法国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堵堵墙，一张张铁丝网和一扇扇门。我睡在宿舍里，这些宿舍使我想起了“玛塔钦”的阁楼，只是这里没有天窗可以看星星。你看，在这世界上，我是孤单一个人了。但是，我不能让绝望完全腐蚀我的灵魂。我还要去圣米歇尔山找我的妈妈呢！这很好解释，可我不懂法语。我不能讲述“恐怖的事故”，也不能说出那些指引我来这里的机缘巧合！当你不能讲话的时候，感觉就要憋死了。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一切都改变了。我能够用法语说出每个事物的名称，会使用动词、名词、形容词、连词和动词变位。我的口袋里装着一份新护照，符合社会法律规定的护照。
不久前，我收到一封来自法国驻第比利斯大使馆的信。信上说有可能找到了葛洛丽娅的踪迹。因此我坐在这个戴高乐机场的登机室里，带着一只行李箱，带着沉重的心情，还有终于能再见到她的强烈希望。不过，在见到她之前，我得理清我的思绪。
那么，就是这样：我叫布莱斯·福提恩。我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然而，我生命的前十二年是在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度过的。这个地方在我的绿色地图册的第七十八页。那时我说俄语，人们叫我库玛。这似乎很奇怪，不过很容易理解，只是我得从头讲述。把一切都讲出来，而且有条有理。
二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一九九二年的冬天，那年我七岁，和葛洛丽娅一起跟其他难民家庭住在一幢大厦里。我不记得那座城市的名字了。由于战争，我们没有电，也没有暖气。
空气中弥漫着碱水和醋的味道。
女人们聚集在院子当中，围着一个烧着木柴的大铝桶。她们光着胳膊，一直到肘部的皮肤都是红红的。她们很大声地说话，嬉笑。桶内热气蒸腾，楼层的玻璃上被蒙上了厚厚的水雾，衣物在污浊的泡沫中翻滚。
远处的挡雨披檐下，可怕的谢尔盖在磨他的剃刀。嘁呖，嘁呖。
他吆喝我们，一个接着一个。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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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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