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价是什么？性自由、恋爱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或宗教自由……
达里娜·阿勒让迪联手穆罕默德·卡西米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个由真实、疯狂、暴力、柔情组成的故事。黎巴嫩的整部当代史被浓缩为一部个人史，她坚守着拥有记者和作家双重身份的父亲誓死不渝的梦想——绝不出卖自由。这一梦想却在内战的暴力与仇恨下粉身碎骨。在战争中，一切成为可能，这位年轻的反叛者用性对抗恐惧，用毒品对抗生活，她拒绝接受一切社会规则与宗教习俗，而这个冷酷的社会随之向她施以无情的报复。当我还是孩子时，我见谁就咬。我妹妹奈拉的身上总是留有我的牙印。我讨厌穿女孩的衣服。我把自己的黑发剪得很短。和小流氓的臭嘴一样口无遮拦。村里的人都叫我“小哈桑”。他们不得不承认我就是个男孩。我憎恨洗澡，因为洗澡让我冻得浑身发抖。我总是这样脏兮兮的，我去捕蚱蜢，折断它们的腿，然后把它们放进火柴盒。我就是用这些蚱蜢给阿农的小孩做沙拉。
我们的房子是用波福尔城堡的石头砌成的，这是一座十字军在十一世纪建造的城堡。是前往巴勒斯坦的必经之地。城堡和村子的其他建筑完全孤立，通向城堡的道路两侧是椴树和垂柳装点的林荫小道。周围田野的泥土是血一般的红色。它们被巨大的向日葵和大块的高岭土覆盖，这些大块的高岭土，犹如传说中古罗马斗兽者的雕塑。
我父亲是一只怪鸟。一九三三年，他出生于色拉美亚，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城市。一个诗人、作家和共产党驻扎的城市。当地的大部分居民是伊斯玛仪派，这一宗派是新柏拉图学派的信奉者，对于他们来说，理性高于信仰。伊斯玛仪派人有一个做祷告的寺院，他们在耶稣和穆罕默德的位置放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一九五八年，我父亲二十五岁，流亡到黎巴嫩，他先是在泰尔，然后在贝鲁特教文学和哲学。他一生都未丢掉他的色拉美亚口音。他总是穿一件阿拉伯长袍和一双母亲每年宰牲节从叙利亚连同一盒蛋糕寄来的皮凉鞋。在贝鲁特，他邂逅了我母亲。母亲很快怀上了父亲的孩子。为了掩盖丑闻，他们被迫结婚。
我母亲是黎巴嫩电台声名显赫的人物。她出生于一个有教养的大地主家庭，她的父亲是宪兵队的军官，曾在约旦首相谢里夫·侯赛因的部队里服役。侯赛因把最后一面旗帜托付给了外公。旗帜被外公叠放在他房间的大衣橱里。谢里夫在旗帜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面旗帜将属于有一天解放耶路撒冷的人。”而我们这些孩子，相信巴勒斯坦只是一个童话。
外公做事向来都有始无终，浴室也就一直没有屋顶。我就在阳光普照或灿烂星空下淋浴。田野里有一个盆地，我们靠它来收集雨水。在南方，没有人可以用上自来水。
我的外婆是岗度耶一个地主的女儿。她在利塔尼河边上也拥有土地，我们每年都去那儿度假。外婆从来不戴面纱。当时在整个南方，所有妇女都不戴面纱，也没有人过斋月。
傍晚时分，我总是和父亲一起，去参观波福尔城堡的废墟。他肯定地告诉我上帝正在被一个骑士困扰，因为这位骑士，是来寻找他那位穿着宽大蓝色裙子的公主的。我对父亲的话坚信不移，我甚至听到了黑暗中这对恋人在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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