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圣徒与罪人》为2011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由十一篇短篇小说构成，这十一篇涉及的题材各不相同，从婚姻危机到母女关系，从婚外情到单身的幽怨，从背井离乡的落魄到亲人之间的芥蒂…这是十一故事几乎包含了人可能会有的所有痛苦，这些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人的是非对错并没有绝对的心理成因，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为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或许每个人都能在这些故事中找到自己的一些情感碎片。
作者简介：
艾德娜·奥布莱恩，爱尔兰著名小说家。出生于一个严苛、虔诚的爱尔兰家庭，童年颇为沉闷压抑。成年后在爱尔兰获得药剂师资格。1954年不顾父母的反对，与离异的爱尔兰作家欧涅斯特·格布勒结婚并移居伦敦，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年。这些经历在她的作品中多有展现。在伦敦期间，博览群书，并立志开始写作，自196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乡村姑娘》以来，陆续创作了二十余部作品，其中包括詹姆斯·乔伊斯和拜伦的传记。获得过包括爱尔兰笔会终生成就奖、美国国家艺术金质奖章和尤利西斯奖章在内的多项国际奖项，也是第一位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爱尔兰作家。
目录：
1.铁铲王
26.罪人
34.卡珊德拉夫人
44.黑花
55.劫掠
51.内心的牛仔
80.绿色乔其纱
90.曼哈顿杂记
106.求赐甘霖，滋养我根
121.我的两个母亲
130.旧伤艾德娜·奥布莱恩写的故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写的故事都更美，更让人心痛。
——爱丽丝·门罗（2009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
艾德娜·奥布莱恩的才华有一种烈性，一种与冷静对立的勇猛。这本书情感浓烈，但是这种情感却被各种手铐和枷锁所束缚。
——托马斯·麦卡锡（2011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评委）
艾德娜·奥布莱恩是五十年来爱尔兰移民的先驱。没有任何一位在世的爱尔兰作家能在格调、创作耐力、深度或意义上与她相比。她一直不自觉地把人推向安身立命的身份的边缘。
——科伦·麦凯恩（《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作者）
艾德娜·奥布莱恩作品一个巨大的优点是把对于世界的感官用语言重新塑造......如歌的语言反而更加可信，因为这语言来自于一种明白活着的回报与代价的洞察力。
——谢默斯·希尼（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铁铲王
一边的翻领上别着一把金绿相间的小竖琴，另一边是个飞翔的天使。他的这件蓝夹克曾风光一时。他头戴黑色的霍姆堡毡帽，一头白发打着卷儿，几乎垂及肩膀。他肤色泛黄，而巨大的双手则呈深栗色，右手有一节指关节变形歪斜，明显是因伤造成的。往上，手腕处，他戴了一条黑色的宽手带。他看不出年纪，像个表面结了一层永久冰霜的人。他不疾不徐，郑重地提起杯子，慢慢喝下健力士黑啤酒。我们在伦敦北部一间名叫毕蒂?穆里甘之家的大型酒吧，那天是圣帕特里克节，人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企盼的氛围。墙上挂了“圣帕特里克节快乐”的宏伟横幅，多台平板电视的屏幕上显示着故乡风光的画面，山丘、溪谷、湖泊、整洁的小镇，以及历年来知名体育竞技片断的集锦。小巧的许愿灯与圣心灯别无二致，钉在大大小小木梁的犄角上，在这重大的日子里宛如护身符一般。店里只有三个人：那名安静的男子，一位声音嘶哑、头发纠成一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妇人，和我。
年轻的酒保艾德里安正在黑板上写承诺的美酒佳肴:低于半价的大杯爱尔兰威士忌、免费的小碟爱尔兰炖菜和苹果蛋糕。此外，老板还特别准备了满满一箱绿羊毛帽和绿围巾，送给老主顾。艾德里安年轻友善，一边问我还要不要咖啡，一边想知道那名安静的男子—他叫他拉弗蒂—是否要续杯，以庆祝这一天。艾德里安在自动点唱机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戈尔韦披巾》1，宣泄着乡愁，令青春活泼的助手克洛达赫甚为恼火。
端给我的咖啡难以下咽，可我仍逗留不走，因为预约的时间未到，我拿起放在旁边空桌上的一份报纸。灾难和丑闻醒目地占据头条。据报道，某国北方一省发生进一步骚乱；一名女演员被拍到酩酊大醉、由人扶着走出夜总会；另一张照片则显示了仅几个小时前她抵达时的模样，穿着雪白的紧身洋装，踩着岌岌可危的高跟鞋。一名在某非洲蛮荒小国被关押了六十七天后获释的人质，面对团团包围他的记者似乎显得茫然无措。我看了看纽约的天气预报—我经常在那儿过圣帕特里克节，站在纷乱拥挤的人群里，他们向彩车和乐队发出欢呼。整个庆典活动中，我感到出奇地孤单。
我约的是个医生，在他那儿就诊已有大半年时间，也许是因为租金过高的缘故，他放弃了位于樱草山的住处，刚搬到伦敦这片相对较荒的地区。这是我第一次去这新寓所，我心感忧惧，一部分是因为，在我看来，我已把支离破碎的自己留在了原来那个房间，那里堆满了书，生着一盆火，病人和分析师之间有种难得的亲切随意的气氛。我坐在酒吧里，一只眼盯着墙上的钟，不停地核对新地址，
1“TheGalwayShawl”，一首爱尔兰民谣。
向艾德里安打听这条路那条路，再三确认自己没有走错。对，他认识那个人，说他来过几次，我理解为这暗示着我的医生喜欢喝上一两杯。
与此同时，克洛达赫穿着翠绿的围裙跑来跑去，吟诵着一首打油诗，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马铃薯饼铁板烤马铃薯饼锅里煎若你不吃这马铃薯饼永远得不到男人的心
她穿梭于桌子之间，光线从带花饰铅条的窗玻璃照进来，跟随她的影子舞动。她一边高唱马铃薯饼赞歌，一边用掸子拂扫棕色的圆桌，上面积着黑啤酒的陈年老垢。
掸完桌子后，她动手把绿色的酊液滴在一杯杯汲出的健力士啤酒上，摹画三叶草的标志，拉弗蒂静静地注视，隐忍不语。一群喧嚷的家伙闯了进来，他们披挂着各色花哨的绿色饰品，打扮成矮妖精。领头的是个高挑的女子，拿着新鲜的三叶草，上面还粘有一团肥沃的泥土。她用略带矫情的口吻讲述自己自圣诞以来就写信给年迈的叔叔，提醒他这株草一定不能离开土壤，而且，必须记住给它喷水，要用打了孔、里面填满肥土的盒子邮寄。
“用的兴许是圣水吧？”那位声音嘶哑的妇人忽然喊道。
“闭上你的嘴。”有人回她。她举起一根唬人的手指说：“我出来混的时候你们可都还没出世呢。”
那棵孤零零的三叶草被传来传去，不知怎的看起来有几分落寞。
第二拨人紧随第一拨人的脚步而来，大家热情地互相打招呼，把外套和背包扔在许多张桌子上，强占了几个安静隐蔽的角落，扬言有朋友要来。一名留着鬓角、态度傲慢的男青年，身穿黑色皮夹克，径直走到老虎机旁，酸橙绿和樱桃红的灯光一闪一闪，照亮的图案以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速度转动。两个少年，大概是他弟弟，站在一旁，张着嘴，看他连续不断地往机器里投币，空等哗啦啦的出钱声，年纪较小的那个捧着摊开的手绢，准备接收进账。年长的那个胖嘟嘟的，把巧克力块塞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吮吸，弟弟则带着顽童愁眉苦脸的表情在旁边干看。
我放下报纸，在笔记本上简记下一两件可能要和医生讨论的事，就在这时，拉弗蒂意外地站到我跟前，近乎羞怯地问：“你介意我拿回我的报纸吗？”我表达了歉意，提出请他喝一杯，可他已经走了，摆脱那帮高声喧哗的人，带着一身冷漠超然的傲骨，举起右手向艾德里安道别。
经过三四个星期后，我们有了些言语的交流。
“那把竖琴代表什么？”一天早晨，当他习惯性地开个小玩笑，把报纸递给我时，我问道。
“证明我是爱尔兰人。”他回答。
“那天使呢？”
“哦，那是守护天使……我们每人都有一个。”他说着，露出敬畏的浅笑。
自我们第一次碰面大概六个月后，我与拉弗蒂不期而遇，我们像老朋友似的互相问候。当时，我在奇尔本大街一家二手家具店外，他坐在那儿的一张皮扶手椅上，朝过路的人微笑，如王者一般。他在露天下显得无拘无束，大团洁白慵懒的云朵飘过我们头顶的天空，周围尽是桌椅、五斗柜、火炉用具、围栏、陶器和杂七杂八的小摆设。
他让出一个座位给我，说店主认为有他在可以刺激生意，有一次，当他唱起《我将再次带你返乡，凯瑟琳》1时，路过的人纷纷停下来倾听，并依他所言，浏览起卖的东西来。旁边，一位妇人在为一个变了形的筛子讨价还价，一位年轻的母亲拼命想把黏在木摇马上的儿子拉下来却未果。白色的油漆已有几处剥落，金黄的鬃毛变成了脏兮兮的褐色，可在男孩眼里，他的战马高贵神骏。
拉弗蒂卷了一根烟，合上烟袋，在内心某些回忆的驱使下，向我讲述起四十年前他来伦敦的故事：一个十五岁的毛头小伙，和父亲一同抵达卡姆登镇，心想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古怪、被煤烟熏得最黑的地方，连鸟儿，连走路摇摇摆摆的肥硕的鸽子都是人造的。他们住的房间很小，是父亲一年前租下的，里面只有一张铁床、一张薄薄的床垫、一个脸盆和一个用来烧水的小煤气灶。
翌日早晨，在卡姆登地铁站，那儿停着运料车和马车，年轻人在等待应征，足足有几百人，几百个爱尔兰人，盼望获得一份工作。一名工头上下打量拉弗蒂，对他父亲说，这男孩绝对不到十七岁，可父亲撒谎，非说他到了。两人唇枪舌剑，说什么他妈的同胞手足之类，最后，有人命拉弗蒂爬上运料车，他照做了。我相信（拉弗蒂说）有大好的未来在等着我，而留下的那些小伙子，他们站在街上，绝望的神情令人难过，那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一幕。
大家被载到北面几英里外的一处地方，一群年轻人正在挖掘一条长长的沟渠，稍后里面将安设电缆。铺路的石块已被掀起，堆
1“I'llTakeYouHomeAgain,Kathleen”，一首爱尔兰民谣。
成一叠一叠。第一眼看到这情景时，用他的话说，很难不去想象这些人，尽管那么年轻，却注定永生永世受雇挖掘某座没有尽头的坟墓。有人递给他一把铲子，命他开工。铲子的手柄很短，比他在家里挖土豆或萝卜时习惯用的那种要短，铲头方方正正，又宽又厚。就这样，我（他说）被派去挖掘伦敦的蓝黏土，那是当时的叫法，土色因泄漏的天然气而发蓝，富有黏性，黏得必须不时把铲子往水桶里浸一下，然后斜插入土中，使劲转动。大伙儿排成一行，因太热而光着膀子，每人被分配若干码长的一段任务，要挖出四英尺六英寸之宽，四英尺六英寸之深。工头穿着绿色的惠灵顿长靴走来走去，恫吓我们。畜生，而且还是个爱尔兰畜生。挖了一个小时后，我拄着铁铲昏昏欲睡，若不是有霍利，我肯定被解雇了。他掩护我，扶住我不让我倒下。他来自多尼戈尔，说山峦和起伏的山路让他变得瘦长结实，说我会慢慢习惯的。旁边两个康尼马拉来的人只会讲爱尔兰语，听不懂其他人说的一字一句，但却深悉工头的旨意和他的残忍无情。我不感到饿，只觉口渴，十点半的那杯牛奶如天赐的甘霖。大桶里一整天都泡着茶，可霍利说那味道像番泻叶。茶童泰迪负责食物，晚餐大家分到的是土豆和卷心菜，可惜我吃不下。傍晚，当收工的哨声吹响时，我满手都是血，背快要断了。我倒头睡在房间的小桌旁，父亲把我和衣扔上床，连鞋都没脱，然后走了出去。
每天干着同样的苦工（他继续说道），但大家用聊天和讲故事来保持高昂的斗志。他们会谈论所有一切与家乡有关的事。有个家伙出其不意地宣称萝卜需打过霜味道才甜，引起哄然大笑。他当即被冠上萝卜奥马拉的名字。绰号意味着更深厚的同志情谊，我们—一个地下深沟里的兄弟会，对抗他们—体壮如牛的工头、承包商和分包商，在我们看来他们只不过是畜生—十足的畜生。我们说不定会有意外之财。相传有人找到一个价值好几百的古罗马的盘子，另有人挖出过一个装有三枚金十字架的木盒，把它当了。可我们找到的只有扎在土里的粗壮的树根、单张的煤炭收据和四十年代德国战犯埋下的毒气管道腐烂的外壳。每逢星期四，会有一个科克人坐绿色的面包车来发薪水，他的保镖，也是科克人，挥着板球拍以防哄抢。一时间大家自觉成了国王。我拿到四英镑，那必须交给父亲，他还让我写了封信给母亲，说自己过得多么开心，多么容易就适应了伦敦的生活，害得母亲来信说，她希望我不会染上英国腔，那等于不忠。
其实我对伦敦一无所知（拉弗蒂语带歉意地说），知道的不过是房间的四面墙、床里断裂的弹簧、通往马车和运料车接人地点的街道和那间雪白、广阔、有三座圣坛的小教堂，星期日爱尔兰牧师在那儿进行振聋发聩的布道。我心中充满恐惧，觉得每件事都是罪孽。如果圣餐碰到牙齿，我就认为那是死罪。做完弥撒，我们在收藏圣器的房间里喝茶，吃撒了糖的饼干。星期日的时光让人难熬，在街上来回溜达，看看晦暗的店面、楼上污秽的网眼窗帘和脏得发黑的古老墙砖。父亲星期日一大早就出门，可我从不知道他去哪儿。
我们房间的小架子上有本书，是赞恩?格雷写的。我想必已经读了几十遍，对里面的内容烂熟于心，能想象出犹他州一排排紫色的鼠尾草和三角叶杨，逃犯、蒙面骑手、在空阔的山岭间互相追逐的坏人，有个垭口特别被称作“骗局口”。我相信我发过誓，一定要去那儿，我想念户外的生活，想念在家周围的原野上漫步，还有星期日的狩猎，猎回一头白鼬。苦命的母亲每周至少写两次信来，哀求父亲回去，说她无法既照看孩子又干农活，还要替人洗衣服，而且，她头晕的毛病越来越严重。最后，父亲终于宣布他要回去了，可就在动身前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们正在屋里，房东太太喊我父亲去接电话，电话装在厨房。我料想大概是母亲过世了，但不是，父亲回来时吹着口哨，一脸笑意。他给我一个半克朗的硬币，叫我去主街上的意大利餐厅，待到他来接我为止。我在那儿流连了三个小时，却不见他的踪影。那地方要关门了。他们把椅子翻到桌上，一个女的准备拖地，拖把已浸在水桶里。我回去时，卧室的门锁住了。我敲了敲，等了等，又敲了敲，父亲嚷着让我穿过走廊去后面的花园。可我反朝大门走去。没多久，一个高挑的金发女子，穿着斗篷，从我们房间出来。她远不如我母亲，迈步的姿态如此傲慢自大，我看得出她自觉在我们面前高高在上。她朝我投来一个冷漠、屈尊降贵的微笑。父亲看见我站在那儿，气疯了，什么话也没说，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进屋里，拉下我的裤子，狠狠地揍我。他一边用皮带抽我，一边不停地重复同样的话—“我让你知道……我让你知道廉耻……让你知道听话……我让你知道尊重长辈。我让你知道我让你知道我让你知道”，因被逮个正着而暴怒。
父亲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拉弗蒂继续往下说），我开始上酒吧。那时我觉得自己更独立了。我去那家改名为佐巴的希腊小餐馆，点熏肉片、鸡蛋和炸面包。厨房位于柜台后面，在爱尔兰兄弟的驯化下，佐巴荒废了烤肉串和葡萄叶饭卷，而开始精于煎炸。接着，我会直接走进对面的阿兰酒吧，那儿完全是天堂，温暖的氛围，红色的台灯，高谈阔论，聊天吹牛，点一杯啤酒，坐在凳子上，连一句话都不用说。平时晚上很安静，可周末就又吵又乱，每次都有人打架，因为大家都喝醉了。打架的原因什么都有，为了一个女孩，一条灵犭是，种种恩怨—因为工头为了雇佣自己堂区的人而开除了六个人，因为讲错一句话，你知道，拳头就挥起来了。先是在酒吧里，然后到门廊，最后到外面的街上，两个喊打喊杀的壮汉和聚集在人行道两旁煽风点火的我们，场面与角斗士时代无异。当情况真的变得很糟，他们快被打成肉酱时，有人，通常是房东，会打电话报警。如果两个警察是走路来的，那么他们什么也不会做，只会袖手旁观，因为他们就想看爱尔兰人自相残杀。他们痛恨爱尔兰佬。警车驶来时，两个血流如注的家伙会被一把扔进后座，让他们在抵达警局前打出个结果。为此我们得到一个恶名，被叫作流氓阿飞。
瞧（他辩解道），无论工作时还是收工后，你都必须坚忍强硬，即便身体里面快撑不住了。就这样，我们细腻敏感的心灵被摧毁殆尽。可它没有消失，仍潜伏在那儿。有一晚在酒吧（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变得阴沉）我看见几个成年男子痛哭流涕，场面像守灵。他们是从豪恩斯洛区来的一帮人，进来时失魂落魄，静坐不语，宛如幽灵。发生了一桩惨祸，他们都有份，因为都亲眼目睹了全过程。一个名叫奥兰莫?乔的年轻人坐在挖掘机上，液压装置失灵，杠杆滑落。他开始没注意到，直至几秒钟后才看见盛满泥土的大铁铲在空中猛然坠落，向站在下面的一名同事的头砸去，把他撞翻在地，切下了他的脑袋。大家慌作一团。工头、房屋检查员、警察，现场铺了一块蓝色的塑料布，工人被遣散回家，通知他们第二天早晨来报到上班。我没亲眼看见（拉弗蒂说），但听见他们描述，起先嗫嗫嚅嚅，后来一下子栩栩如生起来，斩落的头颅和那名青年双眼圆睁的惨象，如其中一人所言，那眼睛像锅里羊头的眼睛一样。最不幸的是，奥兰莫?乔和杰杰，就是那名青年，来自同一个村子，事实上，是乔帮他找了这份工作。对他而言，他与杰杰情同手足。他们在酒吧筹了些钱，把尸骨运回家乡。大伙儿都倾尽其囊。一英镑在那时是很大一笔钱，但数张一英镑面额的纸币被丢进扔在柜台上的呢帽里。自那晚后（拉弗蒂哀叹），奥兰莫?乔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再也不肯操作机器。公司购买了一台新的挖掘机，可他不肯上去。他改干地上的活儿。他会坐在酒吧里，一声不吭，两眼发呆。大伙儿努力安慰他，说：“没事，乔，没事，不是你的错。”唯独他相信是自己的错。我们见他想啊想啊，后来有一天晚上，他进来，穿着藏青色的西装，拎着手提箱，一边吹口哨一边在酒吧里四处走动，像在寻狗似的，又喊又叫，还钻到凳子和桌子底下，后来我们听清了他说的话。他在说：“出来，杰杰，我们回家了。”我们明白，我们明白他疯了，我们再也见不到原来的他了。他完了。“失去的，不是一条，而是两条生命。”拉弗蒂沉痛地说。
一九六二年冬天，在父亲走了两年后，他差点不得不步其后尘。雪从圣史蒂芬节那天开始下，连续下了几个星期，毫无减小的迹象。所有的户外工作都停了。马路上和人行道上结了冰，厚得能把什么样的大锤都敲断，沟里积满了雪。大家没拿到薪水就遭解雇，许多人上了船。他的房东太太，一位特立尼达来的妇人，宽限了他几周，碰巧，他在当铺遇见了莫尔斯金?姆加文，当时拉弗蒂正要典当一副镶紫宝石的镀银袖扣。莫尔斯金在招人去整修肯辛顿的一家旅馆。这是份完全不同的工作。往料斗里加入沙子、砾石、水泥和水，掌握诀窍，在料仍是液体、尚未结块时搅拌成混凝土。他和墨菲，两人一组，据拉弗蒂说，比铲伦敦的蓝黏土容易，而且没有工头。莫尔斯金是老板，耳后夹着一支铅笔走来走去，时不时溜去酒吧或登记赛马赌注的经纪人那儿，自以为是个眼光敏锐的纯种马行家。下班后，拉弗蒂陪莫尔斯金去一间与赌场相邻的鸡尾酒酒吧。照他说，在那儿他爱上了喝低酒精饮料。莫尔斯金与各类声名狼藉的人互相直呼其名，而且还和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有来往，那女人住在一栋拉毛粉饰的白色大房子里，要走台阶上去。每晚九十点的样子，他们会提着数瓶黑啤酒前去那儿，那离了婚的女人穿着孔雀蓝的礼服，戴着一圈圈珍珠项链，在那儿等莫尔斯金。由于他们的靴子上沾了雪和湿嗒嗒的冰粒，门内摆着几双棕色的毛拖鞋。那棕色的拖鞋（据他说）让他想起家中茶壶的保暖罩，一样的材质，上面绣有一间白茅屋。宽敞的房间一间连着一间，犹如铺了地毯的天堂。每次都有热闹起劲的派对，人们跳舞或坐在彼此的大腿上，酒柜敞开。作为特别节目，莫尔斯金站在钢琴旁，唱起“我是伯灵顿?贝蒂，我十点半起床”1。午夜，一个扮成牧羊女的少女会走进来，敲响玻璃铃铛，宣布晚餐已就绪。各式各样的奥地利美食，维也纳炸小牛排，蔬菜炖牛肉，涂了辛香果酱的苹果卷，以及遵照爱尔兰习俗准备的水煮猪脚和卷心菜。
旅馆的工作预计至少持续九个月，但遗憾的是，莫尔斯金打了老板的儿子达德利一拳，把他推翻在地，让他跌过楼层的搁栅摔到一摊碎石上，就在当天，工程戛然而止。之前，身穿克隆比2外套、围着方格围巾的达德利，会来突袭检查，确保我们没有偷懒。他婆婆妈妈的，总把爹地挂在嘴边，左一个爹地，右一个爹地。爹地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爹地非常爱爱尔兰，每周四晚都要飞回家，为了踩一踩爱尔兰的土地，和妻子及家人团聚。就在那天，他说人们应该为爹地竖一块纪念他的牌匾，和领导解放运动的丹尼尔?奥康奈尔及已故的著名诗人并排，这时，莫尔斯金爆发了，叫他别再废话。
事发后，他和莫尔斯金离开了伦敦地区几个星期。莫尔斯金认
1歌曲《伯灵顿?贝蒂》（“BurlingtonBertie”）里的一句歌词。2Crombie，英国高级成衣。
识一个人，在霍夫的沙滩那边藏了辆大篷车，他们躲在里面，靠面包和沙丁鱼为生。莫尔斯金冒充园艺师，给他俩找了点零活，（拉弗蒂说）他又重新沦落到铁铲下。
他最后一次见到莫尔斯金是一个夜晚，在阿兰酒吧，结冰的地面已经解冻，他正在为另一批承包商干活，跳上的是蓝色而不是棕色的货车（他说）。莫尔斯金穿了件绿风衣进来，宣布他将离开伦敦，去林肯郡照料一位女士，接着，他向面前所有的人借钱，答应周末请他们去狩猎。
多年来拉弗蒂时不时被迫去伦敦以外打工。一次在伯明翰附近，修筑高速公路，另一次在谢菲尔德郊外，建造发电厂。大家住在巨大的帐篷内，睡在稻草垫上，到公共食堂解决吃饭问题。可我始终（他十分腼腆地说）想念卡姆登。卡姆登是我的第一个落脚处，虽然起初我号啕大哭，走过那些阴沉、令人绝望的街道，可那是我扎下根的地方。奇怪的是，你会眷恋一处地方或一个人，并非是你特别喜欢的，他将这归因于人类的习久成性。
直到他向我告别之际，我才发现夜幕已降临。几小时前的白云消散了，天上隐微闪着一颗星星。人们有的步行，有的开车，有的骑自行车，在交通高峰中以不自觉的疯狂速度赶路，拉弗蒂的故事讲完了。我提出请他喝一杯，可无论是那时还是此后我与他渐渐熟稔的这一年里的任何时刻，他都没有接受盛情。他最后的一丝骄傲。
圣诞节后，在酒吧，拉弗蒂心情很愉快。他剪了头发，外套胸前的口袋里惹人注目地插着一条褐紫红色的真丝手绢。照他的说法，他去了趟“外地”。所谓外地，只是往北几英里，但对他而言，平日关在他自己狭小的圈子里，任何一次出行都是特别的经历。至今，我对他的行踪略知了一二。他每天早上在毕蒂?穆里甘之家喝一杯啤酒，晚上回去喝限定的两杯。白天，他四处巡游，按他的说法，他可以当个人口普查员，要有人愿意雇他的话。中午，他去活动中心，和其他一些人一块儿，分到一份煮好的餐点和咖啡。女负责人鲁瓦桑是位可靠的朋友，遇上有代销的衣服，会不时送他一件夹克或套衫，那是一个乐善好施的都柏林人寄来帮助在伦敦受苦受难的爱尔兰人的。有时他会帮忙干点花园的活儿，甚至还被鲁瓦桑招去给其他濒临失足的年轻人忠告建议。
圣诞节，他在焦橡木区道纳尔和艾斯琳开的酒吧和他们一起度过。他说，他们是豪爽仗义的友人。平安夜酒吧早早打了烊，以便招待来访的客人，包括他、住在富勒姆之外老远的克莱尔?米克，以及中过风但幸好脑子没受损的维斯奇?提普。还有楼上的房客，三个爱尔兰人、一个蒙古人和一个黑人。极乐世界，他这么形容。走到柜台后，给自己打一杯啤酒或任何想喝的东西。酒吧的灯光昏暗幽微，铁闸门已拉下，电台里播放着欢快的颂歌—“梨树上有只鹧鸪”—平安夜的晚餐是烟熏肉和卷心菜，之后，圣诞节那天，据他讲，一桌丰盛的佳肴。宴会开始时，道纳尔在每个客人面前咚的放下一瓶香槟，不过他和艾斯琳两人滴酒未沾。烤全鹅，里面塞了土豆、鼠尾草和洋葱，烤马铃薯，孩子们淘气嬉闹，饼干、纸帽、玩笑、谜语、吹牛扯淡，有了这些，那几顿饭吃得畅快淋漓。这正是你幻想中的家，拉弗蒂说，话音里无疑藏着惆怅。
三月，我与医生的一次约诊改到了晚上。走出来时，黑暗的夜色中雾气迷蒙，酒吧温暖的灯光着实诱人，气氛与白天截然不同，如此愉悦，把人缠绕，当我进去时，已然有了微微的醉意。不仅如此，里面还挤满了人。一张大圆桌上正在举行热闹的生日派对，一名肥胖的年轻女子，整个人淹没在花束里，享受当贵宾的感觉。我朝拉弗蒂所站的柜台走去，点了一杯白葡萄酒。酒一上来，他就把我拉到另一个没有人在喝东西的柜台旁，避开人群。我们一度没有交谈，而是仔细端详堆放在架子顶层的那排酒瓶，贴着金色、黑色或红褐色的显赫商标，印有花体字母和纹章的记号，证明它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架子下层的酒瓶被倒过来，瓶颈卡在透明的塑料量酒杯里。拉弗蒂说，每间酒吧的度量都不一样，毕蒂酒吧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给的小杯威士忌或伏特加会多五毫米。关于这一点，他思忖了片刻，说，有了酒，就有无穷无尽的可能，你可以做任何你能做、想任何你能想的事。而且，时间会被吞噬，或更确切地讲，照他的说法，会迷失。
父亲返乡后过了几年，母亲去世了。他相信是父亲害死了母亲，把她累死了。接到这封伤心的电报，他动身前往维多利亚车站，据他说，去赶乘接旅客到霍利黑德搭船的斯莱特里长途车。可根本没走成。他一路在各式各样的酒吧饮酒作乐，大伙儿同情他，说着酒后感伤的话，直至白天转成黑夜，长途车开走了。我一直悔恨自己没有回去，他说。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受酒精掌控，可他清楚一切都是关联的，属于同一种困境。他会工作六个星期，然后豪饮买醉。接着变成打点零工，赚几个小钱去买苹果酒，不久，他就开始游手好闲。桥下的床垫，来自爱尔兰各地的人，夜晚的吹牛扯淡，边喝酒边大话连篇，随后是争吵和早晨的呕吐，震颤性谵妄，看见老鼠和蛇，吮吸空空的酒瓶。
一天早晨（拉弗蒂往下说），我从被子里爬出来，准备去打一针。通常街上有几个去上班或下了夜班的人，他们会给你些施舍，尤其是女的，女人的心肠比较软。我发现街对面有个穿白色束带雨衣的女人在看我。那是嫁给了比利的玛奇。
她走过来，即便现在，我仍能读出她心中想的却没有说出口的话：“你该瞧瞧自己的模样，拉弗蒂，你的自尊没了，一半牙齿没了，美丽的黑头发花白了，目光变呆了。”
我问：“比利怎么样？”她说：“比利死了，走了。”眼中盈满泪水。我简直无法相信，手风琴手比利曾是多么出尽风头，他们两个，如此光彩地在舞池里，赢取奖牌，畅饮玫瑰红的葡萄酒。当他们获得圣马丁巷一家连锁酒吧的经营权后，比利放弃了工地的工作，照她说，这毁了他，毁了他们。接着，出乎意料地，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记事本，塞进我手里。在他看来，她一直在等待这次意外的碰面，遇见某个昔日旧识，让她能把本子拿出来。她的过往，断断续续地记在上面，很多时候字迹潦草，用的是不同颜色的墨水。
又被狠狠打了一顿。内出血，急送医院，差点失去宝宝。
比尔三天三夜没回家，找遍了主街，发现他在一块租来的地里和别的家伙一起喝廉价的苹果酒，甚至认不出我来，带他回家，把他全身擦干净，给他洗澡、刮脸，答应等我一发工资就给他买新衣服。
比利在我怀里哭了半个晚上，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喝成那样，他回答不是什么大事。我问什么事。他说出了点问题，只肯说这么一句。出了点问题。他把问题带进了坟墓。
还有一次，我醒来，他正把药片和威士忌往我喉咙里塞，当时神情恍惚。他想死，想我们一起死，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要死就一块儿死吧，”我嚷道，“两个年幼的孩子就在隔壁。”
他的母亲是白羊座，七十岁生日时，我给他买了张回家的票。我说可以喝一杯，喝几杯，但答应我，不要喝到烂醉，如果你爱我，答应我，他应允了，我们互相拥抱。他一大清早抵达姐姐家，小外甥女正要拉他去放CD，姐姐走进厨房去烧水，就在这时，他倒在门口，再也没有醒来。
我把本子递还给她，她说：“我依然爱他……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依然爱他吗，拉弗蒂？”我不能。在跑去赶公交车时，她回头喊道：“人生在世，不只是拿来挥霍的。”这给了我某些触动。我回到在霍洛韦以远的那间斗室，是位牧师替我安排的。我鲜少踏进那儿，更喜欢在桥下和流浪汉鬼混，可那天早晨我去了。屋里有面我从船上拿来的镜子，我在里面看到自己堕落的模样，把镜面转向墙壁。我动手打扫房间，清理杂物，用完的牙膏管、眼药水、旧袜子和工作服，把它们统统装进垃圾袋，然后，从楼梯底下拿出吸尘器，开始吸尘，把漂白剂倒在一罐水里，擦洗窗台和木板。我站在淋浴间里，望着塑料浴帘上的小黑伞图案，和自己定了个约。我戒不了酒。你可以说我赢了一半输了一半。我给自己定下目标，早上喝一杯啤酒，晚上喝两杯，多一滴也不沾，永远如此，除了婚礼上可能要敬酒除外。
“女人，”他近乎羞怯地看着我说，“女人可以对男人做出一些很有杀伤力的事。玛奇是这样，我母亲也是。”在我离家一去不返的前一晚（他继续说道），母亲决定我们去采越橘做馅饼。那是一种颜色和蓝莓一样的浆果，但比蓝莓酸，长在树林深处隐蔽的地方。那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夏日傍晚，树林里光线充足，生机盎然，鸟儿、蜜蜂、蚱蜢，给人一种天空永远不会再灰暗或下雨的感觉。我们运气很好，采了满满两罐，双手被染成浓浓的靛蓝色。不知何故，母亲用手涂抹起脸，然后我也跟着做，我们俩，两个紫色的怪物，像小丑似的，笑得前俯后仰。也许是笑声，或也许是那份放肆，给她壮了胆，母亲捏住我的指关节，说她有话告诉我，说她爱我胜过这世上的一切，胜过她脾气火暴的丈夫和两个可人的女儿。这话太重了，重得不该说给这么小年纪的人听，于是，我走了，永远地走了。
有时，他沉默了许久后说，当他看见橱窗里的圣诞饰品和圣诞蛋糕的抽奖活动，或收到妹妹—她们现已长大成人，早早就出嫁搬了出去—的卡片时，他会儿戏般地兴起回家去扫墓的念头。只是他从未去过。“如果回家，我一定会杀了他。”他说，悲伤黯然的眼睛与我四目相对，无所畏惧。
*
夏天的一个星期日，我被招去给在伦敦郊外一个仓库举行的旧物甩卖活动当帮手，由艾德里安组织，旨在筹钱让贫困的孩子去海边度假一周。我被分到书报摊—大多是破烂不堪、封面被撕掉的平装书，有几本小说，一本关于圣地土生土长的树木和植被的书，全景式的图片配以《圣经》里优美的引文。拉弗蒂张罗全局，领人们到各个折叠桌旁，搜罗便宜货。出售的物品五花八门—有冬天和夏天的礼服、用过的毛毯、棉被、男士衬衫、陶器、汽车轮胎和成摞的旧唱片。
一个背后飘着蓝色尼龙面纱的年轻修女，她的生意格外红火，卖蛋糕、馅饼、长面包和自制的果酱，她骄傲地宣称，那果酱是在她修道会的母园里酿制的。另一个吸引人群的摊位是一窝小狗，装在很深的纸板箱里，它们咿咿呀呀，又跑又蹦，想跳出来。里面有长耳狗和别的一些品种。一个当天过生日的小孩，抱出他最爱的一只—一条黑白两色的小狗，脑袋前端有道红褐色深长的伤口，当那位父亲递上两枚硬币时，众多孩子都吵着要一只宠物。
虽然生意并不理想，但艾德里安宣布活动大获成功。我们包好没有卖掉的东西，清扫现场，让表面上看起来整洁干净。当面包车载我们返回伦敦时，拉弗蒂礼貌地问我，想不想在回家前喝一杯。我们被扔在伦敦一个我们俩都不熟悉的地区，毫无引人之处。一栋栋暗褐色的公寓楼高耸入云，那精心策划的丑貌，想必是设计者断定将来里面的住客会愿意生活在这密不透气的阴郁之中。一只鲜红的风筝在他们头顶飞舞，漫无目的地飘荡，偶尔，当抵挡不住陡增的风力时，它会盘旋打转，我们不禁表示，希望它永远别回这丑陋的深谷。放飞它的可能是个小孩。附近有座操场，更像是个天井，边上种了一排小杨树，少年们在杨树另一侧欢呼呐喊，进行各类球赛，个子较高的聚在篮球架周围。狗儿跑来跑去，吠叫不止。
我们看见一家酒吧的招牌，但找不到入口。它夹在一座天主教教堂—我们从灰蓝色尖顶上的十字架判断得出—和青少年活动中心之间，可尽管我们上上下下走了几段水泥台阶，钻过昏暗、臭气熏天的水泥拱道，却总是回到原地。一个穿着短裤的爱尔兰青年主动出手相助，但说我们必须先往天主教教堂的窗户里瞥一眼，那儿的圣坛是数世纪前从欧洲运来的，价值连城。教堂上了锁，傍晚的弥撒已结束。我们透过高高的彩绘玻璃窗张望，看见空荡荡的屋里只有几排长椅。圣坛与墙壁相隔一段距离，上面有用金箔雕刻的花叶树枝，繁复精细，两侧是金黄粗实的柱子。那个年轻人极其健谈，指着远处的公寓楼，历数那儿多发的犯罪活动。他是名社工，协助当地的牧师，称牧师是自己的偶像。他热情地拿出一张该区的地图，上面用绿色的图钉标识出三起凶杀案的现场，都和毒品有关。接着，他像个狂热的爱好者似的，点评起市面上销售的毒品类型，它们的质量和售出的天价。他让我们猜猜看，这片住宅区里通行的语言有多少种，接着替我们回答，超过二十种，爱尔兰人不再占多数，许多已返乡，其他许多成了百万富翁。
我们感谢他为我们带路，可他已转入另一个话题，讲述某些不良分子假扮盲人，实际是机灵的扒手。进了酒吧，我们怎么也甩不掉他，直到拉弗蒂小声说我们有重要的事要讨论，他才和我们告别，但临走前给了我们名片，上面印有他的名字、生态学学位和可担任本地导游的说明。
那地方空无一人。夕阳微弱漫漶的光线透过长长、低矮的窗户照进来，从厨房那儿传出小提琴演奏的音乐。拉弗蒂一边听，一边用一只脚打拍子，听得十分入神，仿佛既是在现场又是隔着遥远的时空在谛听，振奋人心的旋律带他回到克里科伍灯红酒绿的哥尔第摩舞厅，那儿既有现代流行乐，也有小提琴器乐演奏。星期六夜晚。入场费是两先令六便士。几十个青年，包括他，穿上藏青色西装、白衬衣，戴上斯文的领带，站在舞池边缘，审时度势。有个女孩叫格拉尼娅，那是海盗女王的名字。别的女孩穿着鲜艳闪亮的连衣裙或半身裙，内有上过浆的衬里，可格拉尼娅穿的是黑洋装，白色的领子，镶有白色的围涎，看起来像个护士。他后来得知，她是牛津街一家店的裁缝，制作窗帘和给人改衣服。除了雪白的肌肤和浓密的棕发—红与金的色泽宛如秋日的沼泽地—最初吸引他的还有她朴实的个性。在两支舞中间，她会坐下来，踢掉鞋子，搓揉自己的脚，为下一轮登场做准备。在卖汽水的吧台，别的男子会请她喝柠檬水，强邀她跳下一支舞，下下支，她总是和他们打情骂俏。拉弗蒂自己从未踏进过舞池，因为克服不了羞怯。过了六个或六个多月后，格拉尼娅上前与他攀谈，又过了同样长的时间，她准许他送她回家。她住在克里科伍三英里外的地方，靠近霍洛韦运动场。他记得他们在她的住所外站到凌晨一两点，听她温柔的声音，用故事把他迷住。聆听她的声音令人心荡神摇。她父亲是个裁缝，同时也经营一家酒吧兼食品杂货店，人们在那儿喝酒，琢磨最新的流言飞语。她本人更喜欢一位北部乡下来的老人，他偶尔进来，讲述久远的故事、治病的土法和诅咒，用从河床上捡来的黑石头按摩以去除疣子，还有巫婆毕蒂?厄利的神术—她可以盯着自己的蓝瓶子，预见未来。
平时晚上他会喝酒，但到周六，为了注视格拉尼娅，给她买汽水并送她回家，他让自己保持相当清醒的状态。有一晚，分别时，她交给他一件礼物，包在折过的纸里，嘟囔了几个爱尔兰单词。她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对他的心迹。
翌日早晨，他把那份礼物研究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枚光滑平整的贝壳，反面有突起的条纹，骨白色，弯成扇形，缝隙里有细细的朱红色阴影，像有人用画笔画上去的。
他们找了间很小的公寓，在一家五金店楼上，离卡姆登许多英里。朋友们捐助了些东西—床单、长枕、一个带调羹的果酱碟，上面有幅教皇陛下的彩色画像。很快，他发现格拉尼娅的厨艺惊人，可她也非常挑剔，星期天去散步时，不会让他穿有一丝皱痕的衬衣出门，并早已用钩针剔清他指甲里的污泥。关键在于（诚如他懊悔地说），格拉尼娅的酒量能把任何男的灌倒，可她懂得何时该停。傍晚，他回到家，桌上会摆着两杯牛奶，搭配晚餐。可他想念酒吧，想念那儿的喧哗、扯淡，没过多长时间，他会中途在阿兰下车，喝上几杯，稍晚回家。后来变得更晚。不久他就谎称加班，不到半夜不回家。结果往往是一场大吵，抑或格拉尼娅已上床睡觉，他的晚餐，用盘子盖着，放在煤气炉上方的架子上。有一晚，他到家发现厨房桌上有张纸条—“从今以后，你可以尽情加班了”，就那么一句。他以为格拉尼娅第二天晚上会回来，或再隔一天，可她没有。
“她什么也没拿，连那个带调羹、绘有教皇陛下画像的果酱碟也没拿。”说到这儿，他骤然停住，不再往下说。操场上的一条狗跑进来，抬头盯着我们，剧烈地喘气。拉弗蒂把手放在它的鼻口处，等这家伙的呼吸平息下来后才拿开，沉寂中，我首次注意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考虑到此前我们收到提醒，这儿犯罪活动猖獗，我提议叫辆出租车，并表示可以送他回家。
“承蒙好意。”他说，我明白这是他推辞的方式，随后他举起大大的右手，上面戴着黑色的宽腕套。
我们在户外，正巧坐在墓园的长椅上，那儿的氛围一点不阴郁。一条两边筑有围墙的宽阔的路，从大门直通另一端的入口，为走路和骑车的人提供了捷径，因此出没的活人和死人一样多。那些坟墓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对面草坡上的草新近刚刈过，为伦敦春日倍添欢快。四周是含苞待放的黄郁金香，前后两片花园竞相争艳，枝繁叶茂，紫藤兀自怒放，密密匝匝地垂挂下来，缠绕交叠，蓝得如此浓烈，给眼睛也抹上一层蓝晕。艾德里安说，如果可能的话，拉弗蒂乐意和我小聚一会儿，并暗示，他有天大的好消息。
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他要回家了。是永久性的。再也没有账单，再也没有烦恼。接着，他从破旧的皮夹里拿出信，但在递给我之前犹豫了一下，他需要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个好心人，最初从挖掘工干起，但后来越干越好，发了大财，他和活动中心联系，要求找个品行端正的人，返回故乡爱尔兰，照料他一位年迈的亲戚。一向仗义的鲁瓦桑推荐了拉弗蒂，在经过多番的书信往来、提供了各类证件和其他等等材料后，他被录用了。此外，有乐善好施者新寄了一批代销品来，鲁瓦桑送给他一套新的花呢西装和一件套衫。
他将前去那栋房子，那间梦想中的别墅或孟加拉式平房，与那位老人合住，每天都会有个女的来做饭，并密切观察老人的需求，他晚年患了糖尿病。那位好心人的信被折了又折，拉弗蒂一定是把它读了几十遍。四十年前，当他离开爱尔兰时，母亲，他挚爱的母亲，把他的东西装在一个棕色手提箱里，后来，他拿出了所有行李，除三件圣物—一本弥撒书、一个母亲祈过福的十字架、和一件条纹睡衣，他从没穿过，但一直留着，以防要上医院。他幸运地躲过了那一劫，许多同伴得了慢性病，哮喘、肺病、皮肤病，或受了各种各样的伤，不支倒下。他说，他会迁就那位年迈的亲戚，估计他半天都在睡觉，或至少是在打盹。他会陪他打牌，或许也会玩填字游戏。他兴致勃勃地考虑重拾铁铲，干点园子里的活儿—种种卷心菜、甘蓝、冬葱、生菜—看那片土壤特产哪种土豆。“我会上酒吧，”他说，“这是当然的，但我会循序渐进，决不让拉弗蒂重蹈覆辙。”那间孟加拉式平房并不在他自己家乡所属的地区，但仍是家，他大声发问，是否可能会再听见秧鸡的鸣叫，那与众不同的啼声，从未淡出他的记忆。
迷失方向的鸟儿在墓碑旁忙乱地俯冲疾飞，而好斗的几只则围着一个塑料午餐盒，里面有吃剩的沙拉，它们叼着软塌塌的碎生菜叶，你争我夺，战况激烈。橘色的鸟喙明亮刺眼。
等我到了那儿，在利特里姆郡和罗斯康芒郡的交界处，坐在一张摇椅上（他继续说道），如果人们问我建筑工的活儿怎么样，我会告诉他们很棒，总的来说棒极了，我会给他们讲煎饼佬帕迪的故事。那天是忏悔星期二，我们全在工地，盼着早点下班，我们发过誓，要为大斋节戒酒。煎饼佬帕迪突然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本人滴酒不沾，佩着那枚彻底戒酒的徽章，让大家都能看见。他在伊林某地当晚班厨子，从黑色的油布袋里拿出面粉、鸡蛋、牛奶、白砂糖、盐和一小瓶看起来很危险的蓝色烈酒，还带了一个揉面的盆子。然后，他环顾四周，拾起一把大铁铲，用水管冲刷了几遍，转眼他又像变戏法似的，有了平底煎锅。附近工地上散落着大量可当柴火的木料和旧门，两名小伙子被派去生火。帕迪娴熟地用铁铲抛翻煎饼，一名助手把白砂糖和几滴烈酒洒在上面，大伙儿争先恐后，狼吞虎咽。更美妙的是，一个腼腆的戈尔韦男孩站到料车上，高唱反叛歌曲，“今日罗迪?麦考利死在图姆桥上”，那歌词和他的嗓音如此动听，发自肺腑。
他回想那次的狂欢，眼中涌满泪水，那是个冬夜，熊熊的火堆，跳动的火焰，红的、蓝的，大伙儿在伦敦的荒野里跳舞，宛如置身于古罗马的圆形剧场。
他把信塞回皮夹时，一张他自己的照片掉了出来。那其实是张快照，摄于某条河边，他和朋友显然是在那儿游泳，脸上活力四射的表情令人诧异。他的头发乱蓬蓬的，眼睛，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水汪汪的，散发着青春气息。那张照片里看不到一丝和坐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相像的特征。
“噢，对你而言还早。”他忽然羞怯不安地说，我猜到，那等于一带而过的告别。
过了不到两星期，当我光顾那家酒吧时，一度以为自己定是产生了幻觉。在拉弗蒂常坐的位置上，坐着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子，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杯啤酒。相同的宽沿黑帽、皱巴巴的夹克，还有那杯啤酒。我转开视线，可艾德里安朝我点点头，我又看了一眼。是拉弗蒂。是他。他默不作声，慢吞吞，过了半晌才和我打招呼，完全没有那天在墓园的热和。“真巧。”他说，随后就准备告辞，留下桌上没喝完的啤酒，并补充了一句，说滚动的石头不长藓。
艾德里安向我转述了发生的事。那栋孟加拉式平房崭新整洁，太新太整洁了。那位老人丹尼整天坐在椅子里，眺望低处始终笼罩在薄雾里的原野，他每隔几小时测一次血糖，注射一针胰岛素，并服用四组不同的药片。一位前来做饭的莫罗尼小姐，把他们逼疯了。楼梯平台像神龛，摆着雕像。莫罗尼小姐滔滔不绝地列举喝酒的罪状，动之以情地游说他们为第三世界不幸的孩童捐钱捐物。即便去酒吧，拉弗蒂也很不自在。那儿又吵又闹，年轻人来来往往，没有一个可以让人沉思的安静角落，没有人对他的故事感兴趣。至于想在园里种点东西的打算，房子周围的土地上已有了美化院落的矮树和开着黄花的灌木。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对艾德里安说，可又什么都不对。那位好心人大度地接受了他突然要走的消息，说如果他愿意，可以夏天来住上一个星期，说他不怪他。去机场接他和把他送回机场的是同一个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开车开得像疯子，同时还用手机和人谈生意，叫那个有意向的买方去死，两百块，门儿都没有。几秒钟后，他打电话给另一人汇报情况，说低于那个价出手，他们就是傻子，他们要屏住赚笔大的。据艾德里安讲，拉弗蒂推测卖的是摩托车或旧汽车。到了机场，出租车司机使劲握着他的手，殷勤地道别，说真遗憾假期这么短。
鲁瓦桑说服委员会重新把之前的小房间分给他，如艾德里安所言，那个放了弥撒书、十字架和条纹睡衣的棕色手提箱又被塞回单人床底下。
“他不适应英格兰，也不适应爱尔兰。”艾德里安说着，敲敲太阳穴，强调话中的含义，并补充道，精神上的流亡，无可救药。
那天，我的精神分析师通知我他将离开伦敦，去布里斯托一家医院工作，我大惊失色。他费心地弄了一张铁路时刻表，向我证明火车班次有多频繁，说我可以一个月去两次，每次会面的时间延长一倍。
我折回酒吧，算是去告别。艾德里安请我喝了一杯爱尔兰咖啡，拉弗蒂走过来，站在我们旁边，听艾德里安讲述他在温布尔登灵犭是赛上盛况空前的一夜，得到酒吧女招待—一个康尼马拉女孩的指点，命中了四个优胜者。他希望能再见到这个女孩。
“保重。”这是拉弗蒂最后对我说的话。他没有同我握手，像第一天早晨一样，举起长满老茧的右手作别，既表示礼貌，又显出决绝。他已和我斩断关系，就像和他母亲、和极少几个他至爱的人了断一样，不是出于铁石心肠，而是出于一颗被彻底伤透的心。
人行道底下，一条条电缆连接了伦敦大街小巷的灯火，一直延伸至肯特。我想起铁铲王，他们的名字遽然浮现眼前，像成串的祷文—霍利，墨菲，莫尔斯金?姆加文，萝卜奥马拉，维斯奇?提普，奥兰莫?乔，茶童泰迪，煎饼佬帕迪，风琴手比尔，拉弗蒂，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人，他们全都化作了尘埃。
罪人
他们进来了。母亲、父亲，还有女儿。迪莉娅一直没睡，听见他们进屋。可不管怎样她都会醒着，随着年纪增大，睡意越来越淡。偶尔，她会不知不觉睡着，然后在阴森的黎明前醒来，走到窗边，看见自己的狗从树篱下钻出来，迎着屋内第一声几乎难以察觉的动静，用会意的目光仰视她，请求她下来，打开后门，如常地端给它一碟奶茶。
她有时服一片安眠药，但害怕受制于药物，也害怕自己有一天买不起药。当睡意全无、夜不成眠时，她会祈祷或试图祈祷，可如今，就在她本应和神圣造物主的距离越拉越近时，祷告和睡眠一样，每况愈下。那些祷词只是从她嘴里冒出来，而不再发自内心。她失去了与上帝之间曾经最诚挚的沟通。
于是到了晚上，睡不着时，她会在屋内神游，寻思自己要及时做的修缮—标准房的窗框周边，现有的粉红墙纸因反复受潮而出现棕色污渍，需要换新的。还有，储存苹果的那间空房，墙纸贴倒了，多年来没有一个访客发现橡果和蜂鸟是反的。或许她本该把那也换了，却只为治治那帮贴错的浑小子而没换。迪莉娅是个喜欢永远处在有理一方的女人。滑稽的是，贴墙纸那天，她向城里一位占卜师咨询某件事，对方告诉她，回家后她会发现鸟儿和橡果上下颠倒，令她惊愕的是，果真如此。对于屋内其他地方，她预想的改进所需的开支更节俭—她觉得也许可以在大厅门内的地上铺条新的油地毡，让瓷砖免受皮靴和惠灵顿长靴的踩踏。如今，她已不太干得动擦擦洗洗的活儿了，腰背尤其受不了。还有些小的必需品，诸如新的毛巾、茶巾和洗碗布。现在的洗碗布，不管怎么彻底浸泡或沸煮，闻起来都像牛奶，有股酸酸的、食物变质的味道。
迪莉娅最敏锐的是嗅觉，那天早晨，当这几个住店的客人抵达时，她嗅出那女人和她女儿用的是同一款香水，除此以外，她们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女儿萨曼莎骄傲自满，一头太妃糖颜色的头发，眯着眼睛，仿佛在思考什么数学问题，而其实想的只是“瞧瞧我吧，宠我吧”。一头长发是她的主要武器，当她仔细打量墙纸或架子上方一幅猫咪企图把闹钟指针拨向喂食时间的画时，头发拂过桌面。她一再要求父母尝一口裹了糖衣的蛋糕，因为那很好吃。虽然标明的价格里只包含住宿和早餐，可客人来时，迪莉娅乐意为他们提供茶水和马口铁盒里正巧有的蛋糕。萨曼莎的短裙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她的大腿，像两根坚实的牛轧糖立柱，裹在奶白色的蕾丝长袜里。她穿着双色的鞋子，脚背上系有带扣的鞋带。那位母亲肤色黝黑，身材丰腴，习惯一高兴就摸摸女儿。那位父亲抽着烟斗，相貌英俊，高大冷漠，看起来像某学科的教授。
用完茶和蛋糕后，他们询问可否为他们准备个野餐篮，装些三明治和白煮蛋，他们准备去游船。迪莉娅解释，他们必须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她这儿可只是提供住宿加早餐的家庭旅馆。
等他们回来时，已过了午夜十二点，她听见他们说“嘘嘘嘘”一边重复一边上楼。他们轮流用了洗手间。她根据脚步声来判断，必须承认他们竭力蹑手蹑脚，的确如此，直到有东西哗的摔碎了，摔碎了。她估摸是那个瓷牙杯。她很爱那个牙杯，乳白色，上面有绿色的凹凸条纹和小小的三叶草花环。她想起床，去和他们交涉，可有什么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且，她没晨衣。他们会正穿着晨衣吗？那女的可能会，那男的则穿着汗衫。她会思念那个牙杯，为它哀悼。她身边的物品已成为她忠实的伙伴，因为其他东西都没了或散了。她知道，是的，她知道，孩子们的爱随着时光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断断续续，和洗了又洗的衣服无异，最初的色彩只剩隐微的痕迹。他们的女儿，他们的萨曼莎，很快也会变成那样，一旦有了别的爱好，有了男朋友等等，就会远走高飞。
那对夫妻住的是蓝房间，那曾是她与丈夫的洞房，她的孩子们在那儿出世，随着岁月流逝，她尽可能不睡在那儿，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去看望丈夫，事后要把自己全身都冲洗一遍。对任何女人而言，五个孩子足够了。四个各奔东西，一个死了，媳妇使她的儿子，她唯一的儿子，变得贪婪成性。然而，她不该太苛求他们，太主观武断。几个姑娘记得时记得，会寄礼物来，特别是小女儿，下次，若被问起要什么生日礼物，她会说要一件晨衣，这样就可以在关键时刻和住客当面对质。
她只在夏天留宿客人，一部分原因是夏天有游客来，另外，油价很贵，冬天给整个屋子供暖太浪费。而且，她留宿客人从不超过两到三晚，认为否则他们会得寸进尺，开始把房子当作自己的家，打开橱柜和抽屉，发现她过去的纪念品，绣有箴言的手绢，熏衣草色的舞裙和紧身短上衣，一把乌木柄的黑色薄纱折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隐秘的原因。她怕自己说不定会对他们产生依恋，要求他们多住些时候，与她做伴。她用夏天接待客人的收入修缮房子和庭院，唯一的奢侈是一大罐覆盆子蛋奶糕饼干，那可说是她的一种嗜好。
没错，那对夫妇正躺在她的婚床上，床很宽，橡木床头板会嘎嘎作响，一床玫瑰红的棉被，是订婚期间做的，她把所有的梦想都缝了进去。她想象他们，教授模样的丈夫和丰腴的妻子，并排躺着，棉被上缝出的一个个方块跟随他们的呼吸而起伏。她记得当丈夫满腔怒火、毫无爱意地和她做爱时，她紧紧抓住被子的情形。年纪大了后，他变得温和了些，成为了她最初心目中理想的丈夫，过了五十五岁，他再也没碰过一滴酒，这就是她为何不分昼夜时时给他泡茶、迁就他的原因。
萨曼莎可能没睡，而是在修眉或梳理如瀑的长发，动作慢条斯理，说不定还在对着衣橱的镜子审视自己，欣赏短睡衣下自己丰满紧实的娇小身材。在他们出去吃饭时，她窥探过他们的房间，事关信誉，她没有打开他们的行李箱，但察看了他们的一些物品—那女人的珍珠项链，她的化妆品，和一个悄然摆在丈夫烟斗旁的深棕色发网，那些烟斗由不同颜色的木头制成，还有一大堆摞拢的碎烟草。他们的钱，他们的英国钱，堆成整齐的两小叠，男方的和女方的，迪莉娅这么认为。女孩的梳妆台上只有一把梳子、数根棉花棒和一瓶婴儿油。粉红色透明的睡衣摊在枕头上，看起来栩栩如生，或者说里面仿佛有个洋娃娃似的。
睡意不肯袭来。
她起床，意欲去看看那个打破的牙杯，可一走到门旁，又有什么令她止住了脚步。她羞于被他们听见，仿佛这屋子成了他们的。她对他们存有某些特别的保留，他们彼此间亲热得过分，互相吹嘘正在享受一个多么美妙的假期，而且，有什么东西令她惶惶不安。她在房里踱来踱去，无法按自己的习惯到走廊上去踱步，把手放在圣母玛利亚冰冷的石膏像上，寻求保佑。
在他们回房就寝后，过了恰好半小时，事情来了。她听见吱的一声，女孩房间的门徐徐打开，她以为是上厕所，可听见的却是女孩踮着脚，朝父母的房间走去，她敲了一下门，连续敲了好几下，轻佻、顽皮，不像是生了病或兴奋得睡不着，也不像是怕黑的小孩，或是受到烟囱里乌鸦的惊扰，全都不是，俄顷，迪莉娅恍然大悟，全身因厌恶而僵直。她听见女孩走进父母的房间，便从床上起来，手握门把，动作很轻地打开门，赤脚经过楼梯转角，往他们的方向走去，不知自己到底该做什么。整栋房子都在竖起耳朵谛听。他们没有说话，但那里面正在进行某些骇人的事，窃窃私语，吃吃或咯咯的傻笑。她看不见，但目光似乎能穿透镶了框的门，视其如透明一般。她想象他们，他们的手，他们的嘴，他们的四肢，都在互相搜寻对方。他们不敢开灯。女孩也许光着身子，顺从地接受他们的爱抚，男的抚弄她是用一种方式，女的是用另一种方式，旋即，她断定这会演变成龌龊放荡的狂欢。她必须进去，把他们逮个正着—男的—闺房的主人，跨坐在女孩身上，绝非是他的女儿；女的，从旁协助，这是她能绑住丈夫的最可靠的方法。那不是他们的女儿。她可能是搭便车的，或可能是他们打广告，花言巧语，登在本地报纸上，在英国中部，他们的故乡，或者说自称的故乡。那间房里有根拨火棍，插在煤筐里，自三十年前她最后一次生产后就留在那儿了，她已预备捡起那根棍子，抽打他们一丝不挂、正在寻欢作乐的躯体。是什么阻挠了她，她说不上来。一切均决定她可以进去，然而她还是犹豫了。接着传来惊呼声，三种音调截然不同—女人的声音响亮得意，女孩的透出无助，仿佛快要哭出来似的，而男人的，则像森林深处一头与情妇们在一起的公驴。她赶忙折回自己的房间，坐在床沿，浑身颤抖，从床头柜里的小圆盒中摸索出安眠药，药片是绿松石色，与明信片上大海的颜色一模一样，那是有一次小女儿从海滨度假胜地寄来的。为了节省，她把药掰成两半，她总是把它们一分二。药粉在舌头上留下苦味，让人难受，没有水可以送服下去。
睡意来袭，连带着大量的梦。她和一群妇女在一起，正要让两个男的给她们拍照，那两人明显是竞争对手，互相吵来吵去，用手肘把对方挤开。等真正拍照时，大家被命令脱去衣服，可她做不到，她不愿意，死也不肯脱掉背心，那是用未漂白过的粗麻布做的。她旁边那个女的，她认出是艾莉，本地的裁缝，真的脱得精光，像荡妇似的，一摇一摆，四处走动。倏尔，梦境变了。她一个人在偌大的教堂里，气势恢弘，却非常下流。圣徒约瑟夫、犹大、安东尼和耶稣的小花特蕾莎，全都被剥掉长袍，如果说这种渎神的行为还嫌不够，那么，牧师唱歌时色迷迷的，像在露天啤酒屋一般。然后，一个穿着深红色衣服、当祭台助手的小男孩开始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擅自喝取圣餐杯里的葡萄酒。她一直相信自己不是在做梦，但的确是在做梦。当猛然惊醒时，她立刻想起住宿的客人，他们的喘息、龌龊的行径，以及她得煎好熏肉片、鸡蛋和香肠，为他们准备可恶的早餐。
她匆匆穿好衣服，手忙脚乱地扯拽长筒袜，本该可以很快拉上的却拉不上，她用侧梳狠命地把头发捋到脑后。
当他们坐下时，早餐已摆在桌上—各种油炸的食物、一壶茶、一壶热水、一壶速溶咖啡。她还留了一小盘柑橘。他们可以自便。通常有客人时，她会逗留在早餐间，了解远方的风情—珊瑚礁，澳大利亚不同地区差异巨大的气候，或是开普敦的桌山，凝聚的水汽像给平坦的高原铺上一块云做的桌布。可她没有和这拨人说话，甚至没有从门口探头问他们还需不需要吐司或咖啡。
等他们准备离店时，她采取了报复。他们，摆出无辜的一家人的样子，拖着行李，妻子用的是黑布行李箱，女孩是个蓝色的帆布背包，丈夫拎一个棕色的皮公文包。她说，她只收他们一间房的房费，因为据她估计，只有一间房是住满的。她看出他们听懂了，但选择强忍着不发作。那位丈夫递给她一张五英镑的钞票、一点零钱和镍币，包含了两间房的费用。她坚持让他拿回一些，可他拒收，他妻子亦然，于是弄得火药味十足。那位丈夫露出上排牙齿，表示不悦，妻子则抱怨洗手间的毛巾太少，抽水马桶时灵时不灵的老式链条，旧得该和诺亚方舟一块儿淘汰。那个女儿一边窃笑一边吮吸一小瓣一小瓣柑橘。最后，丈夫把三张钞票和硬币塞进她罩衫的斜口袋里，她决意不被对方压倒，像抛套索似的，把钱掷在碎石地上。硬币在明媚的晨光下闪闪发亮。
此时，他们已走到大门外，父母把行李放进后备箱，女儿跑回来捡钱，随后公然轻蔑地吐了吐舌头。
她望着那辆车，等它驶出视线完全看不见，然后，扑通倒在草地上，开始痛哭。她哭得歇斯底里。她为什么哭？“我为什么哭？”她开口问道。不是因为他们或夜晚的索然无味，而和她自己有关。她的心早就筑起了围墙，她遗忘了生活里的小事，遗忘了点滴的快乐和互谅互让的道理。她连自己的罪孽都忘了。
草坪在雨露和一缕缕阳光的滋养下，柔软光滑，未太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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