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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泼莱拉 Page 1
她有一个平民的名字，叫克莱岑莎·安娜·阿罗依佳·冯肯胡伯，今年三十九岁，生在齐勒塔尔一个小山村里，是个私生子。在她的身份证的“特征”一栏里画着一条表示“无”的斜线；但是，如果一定要警官描述她的特征，那末，只要很快地朝那一栏里瞥一眼就必定会看见这样的附注：像一匹骨骼宽大、精疲力竭的山区瘦马。因为在她那过分下垂的下唇轮廓上，在那张晒得黝黑的又长又尖的鸭蛋形脸上，在那忧郁的无光的眼神上，特别是在那蓬乱、厚密、一绺绺油滋滋地粘在前额的头发上，可以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马的特征。她走路的姿态也不禁令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民的一匹驮马所生的傻骡子那样的耐力，它们总是在那里不分冬夏迈着同样笨重、迟缓的步子，拉着同样的木制大车，愁闷地沿着山间车路爬上爬下。干完活休息时，克莱岑莎常常胳膊肘稍稍张开一点，把松松地握在一起的长着大骨节的双手沉闷地往膝盖上一放，便出神地坐在那儿打起盹儿来，就像骡马站在马厩里，一切感官似乎都麻木不仁了。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坚硬的，笨拙的，沉重的。她思想迟钝，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每一种新的思想，好像都必须很费劲地经过粗筛子才能一点一滴地进入她的脑海。可是一旦她最终接受了什么新的东西，她便顽强地如饥似渴地抓住它不放。她从来不读书，既不读报也不读祈祷书，写字很困难，她在厨房账本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母使人很奇怪地想到她本人那粗笨的遍身格外凹凸不平的体型，谁都看得出，她的体型连半点女性固有的特点也没有。她的声音像她的骨头、前额、两髋和双手一样硬，，这声音虽然有蒂罗尔人重浊的喉音，但听起来总有些发涩，——本来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克莱岑莎向来不对任何人说半句无用的话。没有一个人看见她笑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完全像个动物，因为，也许比丧失了语言还要残忍的是：对上帝的无意识的创造物说来，笑这种内心自然流露情感的表现，它们根本就不会。
作为一个私生子，她是社会抚养起来的，十二岁就自己谋生了，曾经在一个客店里当过清洁工，最后她在一家车夫小酒馆里因为干活肯吃苦，像牛一样顽强，被人看中了，便一步登天进了一家像样的旅馆，当了厨师。在那里，她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起床干活，扫地，擦桌子，生火，掸灰，收拾屋子，做饭，发面，揉面擀面，又是洗又是涮，把锅碗瓢盆弄得噼啪乱响，一直忙到深夜。她从来不休假，除了上教堂做弥撒，从不上街：灶口那一小团火对她说来就是太阳，她一年到头劈的成千上万块木柴就是她的森林。
男人都不搅扰她，也许是因为这二十五年的繁重劳动使她丧失了女人的一切特征，也许是因为她执执拗拗、三言两语就回绝了男人的每次亲近。在以乡下女人和未出嫁的姑娘土拨鼠一般的直觉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金钱里，她找到了她惟一的欢乐，这样，到了老年也就用不着到救济院里再啃别人赏赐的酸面包了。
仅仅是为了钱，这个愚昧的生物三十七岁时也第一次离开了她的故乡蒂罗尔。一个来避暑的职业女经纪人看见她一天到晚都在厨房和客房里操劳不息，就以答应给她双倍的工资作为钓饵，把她带到维也纳去了。在火车里，一路上，克莱岑莎什么东西也不吃，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始终把那个装着她全部财产的沉甸甸的稻草筐横放在压得生疼的膝盖上，同路乘客亲切友好地想帮她把筐放在行李架上，她连理都不理，因为在她那笨拙的一团浆糊的农民脑子里，对大城市的惟一的概念就是欺骗和盗窃。到了维也纳，最初几天总得有人陪她到市场去才行，因为她害怕车辆，就像牛怕汽车一样。但等她认识了到市场去的那四条街，她就不需要人陪了，她挎着篮子慢腾腾地闷头从家门口走到菜摊，然后就回家，像在以前的灶台前一样在那个新灶台边扫地，生火，忙这忙那，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九点，按照乡下的习惯时间，她上床休息，像一个牲口似的张着嘴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被闹钟吵醒。谁也不她对新的差事满意不满意，大概连她自己也不，因为她谁也不接近，只是用发音模糊的“好，好”来应答主人的吩咐，或者当她的看法不同时，只是惊愕地耸一耸肩膀。邻居和家里别的女仆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她那些爱说爱笑的女伴一双双嘲弄人的目光从她那冷漠的脸皮上扫过，就像水在光滑的皮革上滑下去一样。只是有一次，一个侍女模仿她的蒂罗尔方言嘲笑她，一步也不放松地捉弄这个闷声不响的人，她突然从炉灶里扯出一块带火的木柴向那个吓得嗷嗷直叫的女仆追去。从此以后，大家都躲着这个一脸怒气的女人，谁也不敢再讥笑她了。
但每个星期天，克莱岑莎都穿着满是皱褶、飞了边的裙子，戴着农民的平顶女帽到教堂去。只是她到维也纳后第一次获准外出时，曾试探着散过步。这是因为她不想坐电车，小心翼翼地游逛着，一直看着石头墙穿过一条条使她晕头转向的街道走，她竟一直走到了多瑙河的河湾；在那里，她呆望着这奔腾的江流，觉得有点眼熟，当她返身回来，重步踏着原路走时，老是靠着房子，胆怯地避开大街，结果又走回去了。这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试探性的漫步，显然是使她大失所望了，因为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座房子，每逢星期天她便坐在窗前，不是做针线活就是空手闲呆着。所以，这个大城市并没有给她那像老式脚踏水磨一样的周而复始的日子带来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每到月底落到她那布满皱纹、多处烧焦过、撞得到处都是伤痕的手里的，是四张而不是二张贬了值的钞票。每次她都是长时间不信任地察看这些钞票，她笨手笨脚地把它们分开来，最后又几乎是温柔地把它们抹平了，然后才把这些新票子跟别的票子合在一起，放到她从乡下带来的那个黄色的小木箱里去。这个粗笨的小钱箱就是她的全部秘密，就是她的生活的意义。夜里她总是把钥匙放在枕头底下。白天她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种特殊的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正如人们提到她时这么的，虽然这种人性只是刚刚相当模糊、隐隐约约地从她的举止言行中显露出来）——但是，也许恰恰需要一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才能忍痛在年轻的男爵封·弗××这个同样极特殊的家里当佣人。因为一般说来，那里的仆人只要按照契约规定的雇佣期限做满，就一天也忍受不了那吵闹的环境了。那被激怒的、简直是到了发疯地步的喊声是女主人发出来的。这个爱森城一家殷实的工厂主的青春已过的女儿，她在一个疗养地认识了这位（出身没落贵族，家境窘困）年轻的男爵，很快就同这个漂亮的贵族风度十足的浪荡哥儿结了婚。但是几乎连蜜月还没度完，这个新婚的女子就不得不承认，她的更看重为人可靠和精明强干的父母当初反对如此匆忙成婚是对的。因为抛开那无数被隐瞒的债务不谈，不久人们便发现了：这个很快就变得懒懒散散的丈夫对单身汉的种种娱乐要比对夫妻的本分感兴趣得多。他并不是不怀好意，甚至可以说在内心深处像一切放荡的人一样温和，然而照他的人生观来说那只不过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而已，他这个漂亮的半骑士的人物，像对待出身卑微的人们狭隘的吝啬心理一样鄙视任何有利可图的投资。他想过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而她却想过莱茵河市民那种正派的有秩序的家庭生活：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尽管她很有钱，他也不得不为每笔较大的开销跟她讨价还价，他那会算计的妻子甚至拒绝满足他想盖赛马厩的最大心愿，于是，他看到已经没有理由再把这个粗俗的瘦得皮包骨的北德意志女人当妻子看待了，她那粗野的高腔他听起来是那样的不快。这样一来，如同人们常说的，他便让她坐冷板凳了，虽然没有露出丝毫严酷的表情，却毅然决然地把这个伤心失望的女人丢在一边不管了。要是她责备他，他就老老实实地听着，而且装出心有同感的样子，但她的这套经一念完，他就把这热情的劝戒连同他口里喷出的香烟烟雾全都吹得不见踪影了，照样毫无约束地爱干的事。
这种圆滑的官样文章的对爱情的尊重比任何反抗都使这个失望的女人愤慨。因为面对他这有教养、不失礼，然而却十分令人讨厌的客客气气的态度，她无可奈何，所以便把堵在心口的愤怒无情地向别处发泄：她对仆人破口大骂，她那本来正当的，但在这里却是无来由的气愤竟一古脑儿倾泻在这些没有过失的人的头上。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二年之内她不得不更换使女有十六次之多，有一次甚至是在动手打了一架之后，这次吵架花了好多赔偿费才算了结了。
只有克莱岑莎一个人像风雨中拉出租车的马一样，毫不动摇地站在这暴风雨般的骚动之中。她不参与任何一派，不关心任何变化，好像没有发现跟她住一间下房的陌生的同伴不断地更换着呼唤用的名字、头发的颜色、身体的气味和言谈举止。因为她自己不跟任何人说话，不注意噼啪山响的关门声，被中断了的午餐，昏昏然、疯颠颠的吵闹。她冷漠地从厨房走到市场，再从市场走回厨房，的事：在一墙之隔以外发生的事，她一概不闻不问。像一个连枷坚持不懈地没有知觉地工作着，她一天一天地打发着时光，在大城市里的两年岁月就这样平平安安地从她身边流逝过去了，她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她那只小木箱里摞起来的贬值钞票增高了二三厘米，到年底她用温润的手指一张一张数完这些钱时，发现离那神奇的一千已经不远了。
但偶然事件像金刚钻一样能穿透一切铜墙铁壁，而危险四伏、变幻莫测的命运，常常会从完全意料不到的地点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悬崖峭壁的大自然的道路，并震撼它的基础。在克莱岑莎的生活里，偶然事件发生的外部原因就像她本人不惹人注意一样，是披着一层外衣的：间断了十年以后，国家又心血来潮，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为了精确地填写每人的情况，向各家各户分发了一张极复杂的登记表。男爵对仆人们那字体难看、仅仅发音正确的书写能力很不放心，他宁愿亲自动手填写表格。为了这件事，也把她叫到他房间去了。当他问起她的名字、年龄和出生地时，他发现，作为那个地区主人的热情的猎手和朋友，他恰恰常在她那个阿尔卑斯山的一角打羚羊，而且正是她家乡村落里来的一个向导陪了他两个星期之久。令人奇怪的是，说来说去，原来这个向导恰巧还是克莱岑莎的舅舅，男爵的兴致上来了，竟因这个偶然的巧合又谈了好一会儿；谈着谈着又想起另一件愉快的事，那就是他当时正好在她当厨娘的那个旅馆里吃过一顿味道非常好的烤鹿肉——所有这一切都是琐事，但由于存在偶然机遇而显得格外特别，而对克莱岑莎简直就像一个奇迹，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一个了解她家乡的人。她站在他面前，脸红红的，心情很激动，笨拙地受宠若惊地弯下腰去，这时他话题一转，开起玩笑来了，他学着蒂罗尔人的方言，连连问她会不会唱山歌，是不是像男孩子那样顽皮淘气等等。最后，因为自己心里着实高兴，他便按照农民最亲切的方式，用手掌朝她那硬邦邦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哈哈笑着打发她走了：“现在去吧，亲爱的克莱岑莎，看来还得给你二克朗，因为你是从齐勒塔尔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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