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周作人先生翻译作品。这小册子里所收，凡海罗达思（Hērōdas）作七篇，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作五篇，共十二篇。
序
一九〇八年起首学习古希腊语，读的还是那些克什诺芬（Xenophōn）的《行军记》和柏拉图（Platōn）的答问，我的目的却是想要翻译《新约》，至少是四福音书。我那时也并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从一九〇一年后在江南水师学堂当学生，大约是听了头班前辈胡诗庐先生的指点，很看重《圣书》是好文学，同时又受着杨仁山先生的影响，读了几本佛经，特别是《楞严》和《维摩诘》，回头来看圣经会所出的“文理”译本，无论如何总觉得不相称，虽然听说这译文是请缕磬仙史们润色过的。一面读雅典哲人的雅言，有时又溜到三一书院去旁听《路加福音》讲义，在这时候竟没有注意到使徒多是“引车卖浆之徒”，福音的文字都是白话（Koinē），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假如感到了这个矛盾，或者我也就停止了学习的工作了吧。
辛亥革命之年，从东京回到乡间，在中学教书，没有再用功的机会，不久又知道《圣书》的“官话和合译本”已够好了，从前的计画便无形的完全取消。于是荏苒的二十年就过去了。这其间也有时想到，仿佛感着一种惆怅，觉得似乎应该做一点什么翻译，不要使这三年的功课白费了才好。可是怎么办呢？回过去弄那雅典时代的著作么——老实说，对于那些大师我实在太敬畏了，虽然读了欧列比台斯（Euripidēs）的《忒洛耶的妇女》（Trōiadēs ）曾经发过愿心，还老是挂在心上。总之这些工作是太难太重大了。又是生在这个颓废的时期，嗜好上也有点关系，就个人来说，我所喜欢的倒还是亚力山大时代的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与海罗达思（Hērōdas），罗马时代的路吉亚诺思（Loukianos）与郎戈思（Longos）。这样，便离开了希腊的兴隆期而落到颓废期的作品上来，其中又因为拟曲的分量较少，内容也最有兴趣，结果决定了来译海罗达思等的著作。如是又有两年，总是“捏捏放放”，一直没有成就，这回因了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的鼓励，才算勉强写完。起因于庄重的福音书，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光阴，末了出来的乃是一卷很不庄重的异教的杂剧，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因缘了。
在英国查理士二世的时代（一六三〇至一六八五年），有一位柏更汗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在上议院演说，曾说过一句妙语道：“法律并不像女人，老了就不行。”在一八二五年的夏天，哈士列忒（William Hazlitt）引用了这句话来应用在书籍上面。这如拿来放在希腊文学上，自然更是合适，因为荷马（Homēros）这老头子本是永久年青的。海罗达思等是晚辈了，但是距现在已有二千二百年，计算起来是中国周赧王时人，这也就很可佩服了。虽然中国在那时候也有了关关雎鸠，不过个人著作中总还没有可以相比的东西，我想假如《国语》《左传》的作者动手来写，也未必不能造出此类文学，但是他们不写，这便是绝对没法的事情，我们不能不干脆的承认人家的胜利了。有人说，读海罗达思的著作，常令人想起一个近代法国作家来，——这自然就是那莫泊三（Guy de Maupassant）。又有人说他是希腊文学上的德尼耳士（Teniers），他的作品是荷兰派的绘画。用了东方的典故来说，我们觉得不大容易得到适切的形容，中国似乎向来缺少希腊那种科学与美术的精神，所以也就没有这一种特别的态度，即所谓古典的，写实的艺术之所从出的大海似的冷静。翻二千年前芦叶卷子所书，反觉得比现今从上海滩的排字房里拿出来的东西还要“摩登”，我们不想说什么人心不古的话，但总之民族能力之不齐是的确的，这大约未必单是爱希腊者（philellēnes）的私言吧。
这十二篇译文虽只是戋戋小册，实在却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过，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谛阿克列多思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乡间俗语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姑且引来作为解嘲。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周作人序于北平苦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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