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美希，1975年出生。劳动与经济方向的记者。
高中就读于水户第一高等学校。神户大学法学部毕业。
曾任职于株式新闻社，后任每日新闻社《经济学人》编辑部记者，2007年起成为自由记者。
报道以年轻人的雇用、结婚、生产与育儿、重返职场等问题为中心。
著有《成为“正式职员”的年轻人们》（岩波书店）、《看护崩坏》（ASCII新书）、《职场流产》（岩波书店）等。
2013年，因“对‘不让生育的社会’的结构和一系列职场孕妇歧视的报道”获贫困新闻报道奖。当前雇用形势日渐恶化，女性即使怀孕、分娩，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得到职场上司、同事的祝福。不如说，“妊娠解雇”“职场流产”等现象已经在职场泛滥，无论是不是公司正式员工，都会遭遇这些问题，而男性竭尽全力，只为保住自己在公司的立足之地。因此男女双方都处于被迫超负荷工作的状态，内心深处总认为“孩子”这种存在或者说“育儿”本身，属于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世界。
原本妊娠或分娩都是“值得庆贺”之事，理应得到职场同事等身边人的祝福，自己则在日常生活中倾听身边人的建议，耳濡目染下慢慢做好成为父母的心理准备。然而，现在的工作环境没有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离“优质育儿”越来越远，下一代以及再下一代只会持续受到各种观念的负面影响。
此外，国家也不愿意为育儿事业提供财政支持。托儿所的增设需要较多资金，于是国家选择强化育儿假制度，试图回避问题。即便增设托儿所，也是放宽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民营企业也会为了一己之利，无视薪资要求较高的资深人士，数年来始终以低廉的薪资聘用年轻新手，导致保育质量低下，如此一来，孤独育儿的父母无法向资深育婴师请教问题，优质保育渐渐消失，仿佛整个社会环境都在对女性说：“这么担心小孩的话，自己（母亲）在家守着吧。”
事实上，某些学者的工作与本书主题所涉及的某些点直接相关，他们身处重要职位，有决定政策法规的权限，原本该为政策制定献计献策，但当被问及看护职位的低工资现象时，竟然毫不避讳地回答：“因为毕竟是看护嘛，想挣钱的话就去当护士吧。”其他学者也皮笑肉不笑地说：“如果觉得派遣社员收入不稳定，那女性可以去做小姐啊。”既然上面的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也难怪国家不可能为需要获得育儿支援的人出台必要的政策措施。
虐待儿童的现象始终有增无减。一些孕妇由于经济原因，没法定期去医院体检，而这些“未体检孕妇”早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群体。对儿童的虐待，可以说始于“孕妇孕期从未参加体检（大阪妇产科医会）”。假如母亲在孕期积累过多精神压力，那么很容易早产或生下体重过轻的婴儿。丹麦曾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妊娠期母亲精神压力过大的话，孩子在9岁前往往情绪不稳定，据说此项结论有相关科学数据予以证明（筑波大学大学院，宗像恒次教授）。最近，日本国内有研究指出，超负荷工作且情绪不稳定的女性员工更容易早产。然而，只要社会给予这些女性多一点支持，情况便会大不一样。
本书撰写过程中，笔者遭遇诸多意外情况，因是私事，此不赘述。在为本书《不让生育的社会》做采访过程中，笔者处于“如果是一般人，一定会放弃这本书吧”的困境里，然而有幸得到来自家人的帮助，以及读者与各位受访人士的支持，最终，在耐心等待笔者完稿的编辑武田浩和先生的鼓励下，这本书终于与大家见面，就个人而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书写的两年，笔者再次体会到，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竭尽全力做好分内之事才是最重要的。
执笔过程中，笔者内心的一个想法日渐强烈，那便是：不管孩子出生时家里是怎样的状况，也不管他们出生于什么样的环境，未来日本都必须营造一个父母与孩子均能健康生活的社会大环境。亟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但若能怀着沉重的心情接受书里提及的现实，并产生共鸣、感到担忧，对身边那些渴望生育小孩的男女、对孕期和育儿期的男女投去温暖的目光——哪怕大家只是这样做，不少家庭也会因此获得战胜困难的勇气吧。
最后笔者想说，相信个体意识的改变终将改变整个社会。
201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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