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剪掉一头长长的青丝，寸头短到显露出权威。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项链，项链上吊着一颗金色的大蜘蛛坠子，冷面，杀气凛凛，艳色夺目。我上了车，把翻檐的黑皮帽在空中挥了挥。后面一排摩托车的引擎声同时雷鸣，一齐打亮了前灯，沉沉夜色之中，我们一辆接一辆斜出一条弧线，膝盖几乎擦到地面，排气管打出火花，绕出花园的曲径，冲上略有些高度的马路。
上海废弃的工厂区一片一片冲入眼前：黑蓝的云，偶然露出一两颗星星，压紧在地平线上。而身后的云，像一群乌鸦，或许真是一群乌鸦不紧不慢地尾随着，车灯光强烈地掠过树木和街心雕塑时，前面也有乌鸦怪叫着惊飞起来，黑翅膀在风中扑打着我们发烧的面颊，这个城市的鸽子早被乌鸦赶走，开满白花的夹竹桃乱长成两个巨大的塔，耸立在空地之上。
一个烂醉如泥的老头突然爬起来，站在红绿双色的立交桥上朝我们的摩托车队吼着什么，声音没打个旋儿便被吹散了。肮脏的人工湖的水漫到马路上，上面漂着一层锈色的油光，溅到人行道上。穿过城市的铁路轨道乱打了一串结，深夜的火车长笛呜咽，鬼鬼祟祟地驶进站，没有下车的旅客，也没有上车的旅客，穿着制服的列车员清扫出垃圾顺着敞开的窗子倒在月台上：一切不准倒在路上的东西。
或许他们倒掉的垃圾中有我早就失落的一张黑白照片：静谧的夜晚，空气清澈，凉风抚摸皮肤，吹得衣裙习习翻卷。同一条马路，不对吗？那就是说，同一地点，在黑白照片上有两个人影，一个自然是我，另一个是古恒，我和他在马路上走着，我认为我的裙子在风中飘得很美。
在路上或一些公共场所，常有人拦住我，问我认识古恒不。古恒在这些人的嘴里被说成是一个混混儿，只会卖嘴皮，或是个无所事事的江湖骗子即所谓的艺术家。对每个人，我都很自然地摇摇头。
我这样做是下意识的，不过也可能是对某种意识的挑战。我至今还很满意当年的对策，每一个人的出现，就是在消解另一个人的存在。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来诽谤他人，无非为了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
那个晚上，我指十九年前的那一晚，我想你们早已明白十九年前是1992年，也明白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十九岁。现在已是2011年。那晚，我和古恒坐在大学校园的银座里。满山红枫的印刷画贴满了一堵墙，坐在墙边的人被画湮没，成为画中之物。只有到柜台去买烟、花生米之类的东西时，画中人才竭尽全力奔出来，汗水涔涔。我不知是哪根神经发热，一反常态，向他陈述起自己一些类似上面的看法、观点，不过话说得很婉转、温柔，的确是毫无分量，不过意思却差不了多少。
“哦，这就是你对男人的理解！”古恒手里把玩着半截纸烟。他仅仅看着，不抽，在对面的椅子上好久一声不响，脸沉闷，眼睛因颧骨高而深陷，出奇地亮。他突然又冒出一句：“这就是你的爱情观！”我起身离座，绕过貌似真花的塑料杜鹃、玫瑰，一张张本应年轻姣好的面孔，在黯淡的灯光下互相比较着病态、委顿、狰狞。
出了银座，我沿着校园后门的小道，来到寂静的松花江街上。
黑暗到了尽头。我拿着书，装模作样地背诵。路灯出现在树丛之中，光块被稀稀密密的树枝摇碎，风却静止着，一切依旧。在桥头，我放慢步子，溪水细喘着流下舒缓的沟面，但我听不见流水声，我的耳朵里只有自欺欺人的背书声，就在这时，我扶住桥栏回过头来。
古恒一向对我的反应不太介意，但这次他没像以往那样留在银座，抽他永远抽不完的烟，喝他永远喝不够的啤酒，居然跟在我身后两三米远，看来一直保持着这距离，瘦高的身影在黑暗里显得更文弱了些，歪歪扭扭，双手似乎插在裤袋里，看到我回头发现了他，他放慢脚步，煞有介事地头朝天仰着，又低下来看着碎石铺就的路，仿佛他是偶然遇到了我。
你怎么可以同意第二次呢？他可是你的亲生父亲！
他跟了上来，那并不大声的吼叫连连在夜空中炸开。
强奸，实际上并没有书上或人们言传的那么可怕，试试，也不屈辱，惊天动地地发生，悄无声息地结束，如果一切顺理成章，合乎所设想的环境地点，在静悄悄的时间包容之中，既平常又容易，与做爱差不了多少。
“瞧瞧，你这是什么话？”我真想去搬一张桌子来让他捶，以免他站在那儿僵硬着身体对空中费劲地挥动手臂，“一个哗众取宠的女人，在纸上故作惊人之语。实际上胆小如鼠，假现代派。嘿，你父亲……”
“不说行不行？”我哀求，并提醒古恒注意，每次走到松花汀街尾他就提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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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虹影的写作一开始就定位在相当复杂的叙述结构层面上，同时着力去揭示那些纯粹而怪异的女性经验和人性隐秘而复杂的内在世界。通过虹影的小说，你不得不惊异她把女性的内心经验————更彻底地说————女性的白日梦，发挥到极端的境地。她的长篇小说《女子有行》则是女性白日梦的全景式的表达，毫无疑问也是汉语写作迄今为止最具叛逆性的一次女性写作，作为虹影写作的一次概括，它也是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一个奇观。
————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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