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阿坤廷年轻姑娘寻找自己的命运
1 朗贡。孤独的教育。
我觉得自己总是拿着一份报纸。我的报纸。毫无疑问，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要我这样做了。而他却把自己长时间地关在门里写作。这仿佛是一个秘密，我从来不知道他写了些什么。直到他去世很久以后，而我也上了年纪，在远东生活了40年以后、回到朗贡附近地区加龙河两岸的加斯科涅生活时，我才在一只箱子里发现了父亲不断写给母亲的那些信。这只箱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母亲的房间，母亲在1881年刚刚19岁时，就因为生我难产去世了。
这只应该装过母亲一部分嫁妆的箱子，在我的孩提时代扮演过重要角色。我很小时，住在大梅恩一所庄严朴素的房子里，四周围着高高的铁栅栏，正门好像从来不开。我只同父亲及几个年老而忠诚的仆人生活在一起，在感到极度孤独的时候，我就会跑到这只大箱子旁边。我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给自己讲故事，向它倾述我的忧愁，我的梦幻，以及其他深切的愿望。
我父亲阿尔诺·卡普德维尔出生在朗贡的沟渠街。我祖父是公证人，他很早就过世了。我祖母玛丽成为寡妇后，便移居到波尔多，在布伦蒂埃街12号做英国纺织品和披肩批发生意，赚钱供养两个儿子————阿尔诺和皮埃尔————先是在蒂沃里中学读书，后来上大学学习人文科学及法律。
父亲爱上了我的母亲阿德里安娜·博黛，不顾家庭的反对娶了她。母亲是搞音乐的，但家里几代人都是箍桶匠，居住在加龙河右岸一个叫圣马凯尔的有筑垒工事的中世纪小镇上。父亲不同于他的弟弟，他宁可离开波尔多，同他年轻的妻子搬到大梅恩。这是从一个叔叔那里继承的遗产，在朗贡西边，有一个叫做“短腿猎犬”的村镇，到处是葡萄园和松树。
父亲在山坡上有葡萄园，可以酿出很好的甜葡萄酒来。他还有上千公顷树林，每年可以采五六次松脂。在山下，朝向维朗德罗那边，他有很多收益进行分成的房屋，一些短工住在那里照顾羊群，让它们吃松树下的好草。牧场上风光明媚，好像时光静止了似的。但父亲对这些事不很上心，请了一位管家来经营这些财产。他在波尔多买了很多股票，经常去那里，通常是坐火车而不是乘有叶片轮的汽船。
我就是在大梅恩这里出生的。那是8月的一个下午，难以忍受的炎热使重重叠叠的橡树叶都烦躁地抖动起来，并透进半开半掩的百叶窗。平时外观庄严的房子消失在爬山虎镀着金边的深红色叶簇中。父亲因为十分欣赏让一雅克·卢梭所著《爱弥儿》，给我起名为爱米莉。
我母亲只留下一张她正在弹钢琴的照片。她看起来是那样年轻，而有一天我也会长到同样的年龄。我在自己身上没有看到像她那样甜美的线条，我也没有她那样明亮的眼睛，我甚至没有她那种温柔的、有些天真的举止和谦逊的气质。但这一切也许只是照片上静止的瞬问给人的幻觉。
我在门厅的镜子面前端详自己。这面镜子过去也应照见过母亲的身影。我们都有丰盈的头发，但母亲的头发近乎金色，而我的是深褐色。我无法掩饰我的黑眼睛自由奔放的眼神，它使我没有光泽的面孔黯然失色。我讨厌自己的鼻子有点长，遗憾没有长得像母亲那样。我长得也不像父亲。他已50多岁，脸色忧郁，栗色的眼睛总是瞧着别处，待人和气，下巴上的小胡须与他又高又胖的身材不很协调。
我因为自己太瘦而烦恼。波尔多一位主张顺势疗法的医生给我开了汤药，我便到巴一圣乔治街上的弗朗索瓦草药店去，让人为我煎好汤药。草药店的墙壁和天花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到处挂着鲨鱼的牙齿，兽角和兽皮，大口瓶里装着蛇，还有一些龟壳。我想，其中一些部分肯定入了药。巴加代尔诊所的创办人是信奉新教的有产者和慈善家，在这里为新教水手免费治疗。在等我的汤药时，我总忍不住去买美味的巧克力，这些巧克力被划分成小块，加了一点儿香草，香草是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船上刚卸下来的。在这条街的尽头就是码头，可以看到这些船。
父亲在他年轻的妻子去世后，就决定重视我的教育，把我当男孩子抚养。他自己则多年以来作人道主义方面的思考，对奥古斯特伯爵实证主义的想法很感兴趣，将左拉的正义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并且参加保护德雷福斯的政治活动。他加人了因德雷福斯事件91898年创立的人权同盟。卷入激进潮流后，他在1901年6月激进党成立伊始就入了党。卡米尔·佩勒当声称： “保卫共和国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共和政体。”平等，博爱，非宗教化，政教分离，雅各宾主义……在朗贡也像在波尔多一样，在共济会的住所和小圈子里，人们在热情地讨论着，经常能听到狂热的口若悬河的演讲。
正因如此，父亲拒绝让女儿到德诺鲁女子寄宿学校去，在修女那里受教育，而是请了一名家庭教师来，教我学习科学、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则亲自给我讲解历史、地理和植物学，督促我每天看书，并向我开放了他的图书室。
这是一个崇尚科学、探险和发现世界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来参与对动物、植物、海洋、江河水源以及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他们接近那些陌生的人民，对当地的风俗和服饰很感兴趣。人们因为行动、思想和知识而结成联盟；在那些遥远的、敌对的地区献身于崇高的事业；殖民化使命；绥靖……一艘艘汽船向每块征服的陆地送去一批又一批男男女女。
我和父亲经常在房屋一层的图书室里，坐在大壁炉旁边。图书室高高的墙壁消失了，摆满了经典著作、旅行故事和现代小说。这里对我没有禁书。有一个梯子，我们可以拿到每一本书。
我开始幻想这些旅行。
在朗贡，选举运动使整个城市动荡不安。父亲支持他的朋友、公证人路易·法弗尔再次竞选朗贡市长的职位，但最终由阿芒’帕蓬，一名医生，赢得了选举。后者自称“进步共和党人”。19世纪末，法国充满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争论。
父亲花了不少时间在“平等”团体和“新俱乐部”参加讨论。他那些在海军街《朗贡评论》杂志办公室的朋友们，在支持路易。法弗尔竞选失败后，对教权和阿芒·帕蓬的行政管理展开抨击。在巴扎时，父亲经常去看望阿瑟·吉博，后者是在整个地区很有权威的《巴扎共和党人》报的社论撰稿人，因其社会主义观点而著称。
1898年，《小纪龙德》报组织了首次马拉车的比赛，我当时很喜欢读这报纸。世界已经对我打开，它不再是虚幻的了。
P1-6
《爱米莉，爪哇，1904》的作者卡特琳·文慕贝是我上个世纪90年代在巴黎结识的好友，她的丈夫马克·盂毅曾在1964年中法建交之初，见证过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的开馆仪式。这个会说汉语的法国外交官是我的丈夫林海的好友。我们在巴黎经常见面，相谈甚欢。1965年，卡特琳作为法国驻北京记者，与马克在北京相识并结婚。他们住在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1966年“文革”初期，他们俩还夹在红卫兵及工农群众的队伍里，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到1967年，之后，卡特琳跟随丈夫到越南、老挝、泰国、新加坡和印尼，在亚洲工作和生活长达二十余年。我和林海到他们紧邻巴黎圣母院的家中做客时，卡特琳送给我一本她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巴黎出版的书《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
《爱米莉，爪哇，1904》于2002年在巴黎出版，继而作为畅销书出了袖珍版，2006年在东京出了日文版。卡特琳说，她想通过这本小说见证印尼土著在荷兰殖民者压迫下的悲惨生活，揭示教育对于解放贫苦人民的重要意义，与读者分享她所感受到的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卡特琳在这本小说中写到法国女子与爪哇土著青年的爱情，写到一百多年前亚洲青年一代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向往和效仿，令我再一次意识到，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法国大革命的深远影响以及戴高乐总统坚决维护国家独立的形象，是法国对世界作出的独特贡献，至今仍是全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本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爱米莉就是一个从小受到人文主义熏陶、向往周游世界、了解不同文明的法国年轻姑娘，她感到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圈子“令人窒息”，期望随同丈夫到殖民地后，能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但那时，以剥削和压迫为本质的殖民制度还很强大，整个亚洲地区的人民解放事业才曙光微露，爱米莉的美好愿望和爱情被迅速扼杀了————土著情人被逮捕和流放，爱米莉从家中出走。但是，人民的解放斗争仍将继续，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不死。
这本小说充满浓郁的欧洲风情和东南亚风情，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文笔细腻动人，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充满异国情调的发现之旅。从法国波尔多弥漫着松林芳香的葡萄园，到荷兰运河边独具特色的民居，从马六甲海峡跃出海面的大批飞鱼，到茂物风景区的参天大树，殖民地贸易、土著歌舞、鸦片烟馆、海盗传奇……在这一幕幕展开的画卷中，我们听得见虫鸣和夜来风雨声，闻得到花香和市场里的各种气味，看得见身着纱笼的爪哇姑娘的曼妙身影，我们的心也不由得追随着向往光明的天堂鸟飞向远方。法文原著中夹杂着不少荷兰语、英语、葡萄牙语、马来语、中国方言和印尼土著方言，翻译难度较大。幸而本书译者之一周新华先生近十多年来一直在雅加达工作，为准确翻译本书作了不可或缺的努力。我们在品尝这本小说带给我们的感动时，也分享到合作的愉快。
徐晓军
2007年8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