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长谷川与横须贺的西川大师
西川大师和菅原大师在蒲田车站前乘坐的公共汽车在临近机场的路边遭遇防暴警察的盘查，防暴警察要求全体乘客下车。警方的这种做法虽然无人公开抗议，但亦属于非法行为。难道防暴警察就有权强迫全体乘客下车吗？
身着僧衣的西川大师和菅原大师按他们的要求一声不吭地下车，站到路边。念珠挂在瘦骨嶙峋的手腕上。两位大师唯恐听到这帮仰仗权势得意忘形的愣小子防暴警察质问他们：“这个老东西，为什么非要在今天故意跑到这个地方来。”两位大师在后来一有机会就提起那些防暴警察，尤其是那些年轻警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当年日本兵的影子。当时，两位老人苍老的眼睛锁定在被几个防暴警察包围起来的青年长谷川身上。双方的厮打一触即发。只见长谷川左突右挣，紧咬嘴唇，始终一言不发。两位大师切肤感悟到他在最大限度地忍耐这种屈辱。所以，两位大师也默默地守在一旁。后来，坂田又听菅原老这么说起过青年长谷川。
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遇到这种场合都会大喝一声：“你们想干什么！”可他却选择了忍耐，因为他怀有神圣的使命感，无论如何也要按时赶到羽田机场。他用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旺盛的斗志，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因为时下有许多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对自己的感情不加掩饰。
长谷川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这年春天，佐藤政府拒绝为前往中国参加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500名日本青年签发护照。为了抗议佐藤政府的卑鄙行径，他只身一人骑着自行车，从东京长驱而下，奔向下关，沿途向全国青年控诉佐藤政府的非法行为。
他身披“实现日中友好大交流”的旗帜，肩挎“要求佐藤政府立刻签发护照”的绶带，头上缠着写有“日中两国青年团结万岁”的布条，在各地日中友好协会青年们的一路鼓励下，骑着自行车，用了三个星期，完成了1158公里的长途跋涉。
其后的几年问，日中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两国政府缔结了《日中友好和平条约》，如今已是大批青年接踵访华，中国成为高中生修学旅行首选之地的大好时期。可是，当年那位日复一日地到法务省、外务省门前高呼“给我护照！”被警察到处驱赶，为诉诸全国舆论而脚蹬自行车昼夜兼程的青年长谷川却已经鲜为人知！
长谷川当时说：“无论怎么打我、踢我，我都不会还手。”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阻挡他前往羽田机场大厅。他没有任何值得彰显的背景，手里也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王牌，只是一个普通青年。这么一个青年到机场大厅去，警方凭什么横加阻拦？这个问题是那些年轻的、肩负国家权力的防暴警察们无法回答的。他们也只能面对保持沉默的青年长谷川欺负一番，求得一时痛快。有理由相信，当青年长谷川与聚集在机场大厅的众多同伴胜利会师的时候，内心的欢喜肯定能够把刚才受到的屈辱一扫而光。
“哪儿来的？”
“……”
“干什么去？”
“……”
“身份证呢！”
“……”
面对这么一个主张与中国睦邻友好，决不允许再度侵略邻邦中国的青年，究竟需要他提供怎样的身份证明呢？究竟该预备哪一种证件呢？青年长谷川昂首屹立在防暴警察的包围圈里，怒目圆睁，而把目光锁定在西川大师和菅原大师身上。这是两位值得他尊敬的大师。尽管这两位大师站在路旁，不动声色，可那身无言的僧衣对于青年长谷川来说，却是无可替代的激励。他仍在沉默，心里想的是能否重新搭乘这辆汽车？他终于胜利了，赢得了与大部队会师的权利。
从军港之城横须贺赶来的西川也同样如此。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一向不怕打架。他这天的身份是个打短工的。一副风吹日晒的脸庞，一头剃成板寸的乌发。被迫下车后，他的神采便让那些防暴警察为之一震。
“干什么的？”
“打短工的。”
“短工？一个打短工的跑到机场干什么？”
西川本来就不是什么打短工的。而是造船厂的车工。战争期间，他在青年学校同班生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被选送到三重县组织的伊势神宫志愿团，成为一名军国少年。早年丧父的他，因家境贫寒未能踏进中学校门，高小一毕业便在造船厂学徒，随后就读于造船厂所属的青年学校。
战后，工会组织刚一成立，西川便积极参加工会青年部活动，并且尝到了受人歧视的滋味。他知道顽强生活和富庶生活是孪生语。可是，尽管他勤勤恳恳，加倍努力，却仍然在贫闲线上挣扎。他看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越劳动越受穷的劳苦大众和不劳而获的有钱人，但他认为贫穷并不可耻，反而值得自豪，并且懂得普天下劳苦大众必须团结起来的道理。穷人团结起来建设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贫穷，但是人人平等，他的思想意识渐渐地向中国靠拢。在这个时期，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不患寡，患不均”的说法让他耳目一新。听了日中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内山完造的讲演，他深深感动，随后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在这里接触到的中国，让他的青春大放光彩，他倾其所有购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
朝鲜战争爆发时，西川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在工厂里散发传单，反对美国的侵略行径。1950年秋，在“驱逐赤色分子”(美国占领军命令工厂解雇反对美军占领政策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有的工厂把加入日中友好协会也列为解雇理由)的运动中，他被开除出了造船厂。一个贴有赤色分子标签的人，没有工厂愿意雇用。他走投无路，只好接受市里为失业者安排的工作，实际上沦落到打短工的境遇。
像他这种虽然和中国没有直接往来，但在发现社会主义中国便是日本社会的明天之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日中友好运动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青年居多。难道打短工的就不许到羽田机场来吗？涉世不深的防暴警察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推推搡搡，他竭力克制住就要挥起的铁拳，后退几步。心想，即使低头求饶也要赶到羽田机场。
同一时刻，反日共派的全学联和反战青年委员会的部队共2000多人，戴着头盔，面蒙毛巾，手持两米多长的角铁和棍棒，从京滨国道出发向南，有人徒步，有人乘坐电车，浩浩荡荡奔向羽田机场，与严阵以待的防暴警察的冲突一触即发。
另一方面，日本共产党及其所属的民主青年同盟、日共派全学联的学生参加了在多摩湖周围举行的“赤旗节”，他们拉家带口，听相声，跳舞蹈，吃烤鸡，向沿途的众议院议员候选人挥手致意。对于日本共产党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到示威现场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是为共产党议员当选多拉选票。所以他们认为到戒备森严的羽田机场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这种危险事件，除了丧失选票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在这关键时刻，放弃斗争而去狂拉选票，宫本显治领导的日本共产党背叛人民、阻挠日中友好的行为是永远也从历史上抹不掉的。
P24-27
坂田辉昭和坂田和子夫妇是我20世纪80年代初刚参加T作不久时结识的日本友人。当时，周围的人们都称他们是中日友好的前辈。其后近二十年的交往，他们夫妇二人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执著与追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我工作中的榜样。先生手持香烟，面带微笑，时而沉思，时而振奋的形象，至今仍然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去世之前，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望他的情景。当时，先生躺在病榻上反复对我说，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还为我讲述了他创作一字诗————“蚁”。虽然只有一个字，可是按照日语不同的发音却可以品出不同的意境。今天回想起来，我忽然领悟到他那种力薄撑千斤，聚少成多，势不可当的精神境界。
前不久，坂田和子女士把刚出版的《跨时代的证言》赠送给我，我在回国的飞机上一口气读了下来，获得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温故知新，再次体会到中日民间友好事业的力量所在。先生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并影响他一生的“羽田机场事件”向历史发出证言，向未来发出证言：中日友好是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
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将此书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日本的民间友好人士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付出的心血，进而为研究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增添一份珍贵的史料。
我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副会长张赛娜、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袁敏道、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洪海和田燕、北京首旅集团副总裁高飞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得到了多年来与坂田辉昭夫妇亲密交往的部分同志的热心响应。其中分担翻译工作的有滕新华(第一、五、十一章)王冬(第二、六、十三章)高磊(第三章)李维健(第四章)于舟(第七章)葛薇(第八章)袁敏道(第九章)马惠丽(第十章)贾志刚(第十二章)等；以各种方式支持或协助此项工作的有李德志、魏楚、高云超、余宗彩、杜佳、斯琴、王圣安、铁流、张永生、龙巨田、朱丹兵、朱晓琳、邢丽娟、袁桂红、卢燕宁、王景惠、刘玉青、简洁、唐迎秋等。
在坂田辉昭先生去世13年后，由我们这些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新一代参与翻译的《跨时代的证言》得以出版，再次证明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中日友好事业后继有人，必将世代相传。我相信，所有参与策划、翻译或者以不同形式予以支持的同志们都有这么一个共同感受————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谨向中日友好的老前辈、为本书中文版作序的刘德有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向支持本书中文版出版工作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
副秘书长 刘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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