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文学的忧思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要一一细表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荣幸喜悦之情，那必将是一篇连帙累牍的长篇大论，为了不致让各位在冗词赘句中昏昏欲睡，请允许我谨以一声感谢道达微忱。
我希望能借此机会与诸位一同思考一下当今美国文学所呈现的发展趋势、所面临的歧途，以及所蕴含的激动人心的希望。要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一话题，我不可避免地会冒犯伟大祖国的某些学术机构或文坛泰斗，但如果我做不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然这样可能会有不揣冒昧、出言孟浪之嫌————那么无疑就是对在座各位的轻藐与不敬。
不过，我恳请各位相信，我绝非想假公济私来发泄内心的愤懑与嫉恨。命运待我着实不薄。对于什么是艰苦奋斗、贫困潦倒，我所知甚少，而平生所接受的慷慨馈赠却不胜枚举。无论是对于我还是我的作品，热情洋溢的声讨之声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在读完我的《艾尔麦·甘特利》后恨不能立时三刻召集一帮乌合之众将我处以极刑；而另一位缅因州的神职人员则绞尽脑汁地想要编排一个合情合理的由头把我直接送入大牢。然而，较之那些群情激奋的指责非难，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来自一些素日交好的同侪们的口诛笔伐，套用那句人尽皆知的美国俚语，这些人都是“我认识他于微时”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在报纸上言之凿凿地写道，因为与我私下相熟，所以十分肯定我人品卑劣，而写作水准距离一名作家也差着十万八千里远。我时不时会被铺天盖地同时又不着边际的批判责难砸得晕头转向，手边倒也因此积攒了一大堆板砖，如果我再不将它们悉数奉还用以自卫反击的话，那也实在太过怯懦昏聩了。
不，对于自身的遭遇，我不抱丝毫怨怼之心。然而，在美国，一方面工业、金融、科技发展曰新月异、风生水起，而另一方面，唯一受重视的艺术形式仅限于建筑和电影，在如此大环境下美国文学所呈现的整体现状以及目前它所处的尴尬地位不免让我忧心忡忡，不满之情一言难尽。
有一件事恰好可以解释我为何如此焦虑，此事就发生在我从纽约登船前往瑞典的前几天，而且和瑞典学院以及我本人有关。美国有一位学识渊博、为人处世再和善不过的老先生，他身兼数职，集牧师、大学教授及外交官等多个头衔于一身。同时，他也是美国艺术文学院①的院士，不少知名学府曾授予他荣誉学位。老先生对垂钓之乐情有独钟，而以此为主题撰写的清雅散文也为他在文坛赢得了声誉。我不知道对于那些将身家性命全托付于鳕鱼或鲱鱼洄游的渔民而言，钓鱼算不算是一门趣味十足的营生，但在少年时代有幸拜读了老先生的散文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如果你不必依靠捕鱼来养家糊口，那么湖边垂钓的确是一桩怡情养性的美事。
这位才高八斗的文豪不久前在公开场合声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和瑞典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像我这样一个对美国社会制度极尽冷嘲热讽之人，此举无疑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极大侮辱。我不知道这位前外交官是否想把我得奖一事上升为一场国际争端，抑或是想力主美国政府调遣军舰直接杀人斯德哥尔摩以捍卫所谓正统美国文学的尊严。当然，我希望我只是在杞人忧天。
我原本以为像这样一位获得神学博士、文学博士，以及顶着其他不为我所知的光环的有识之士，他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我得奖一事：“虽然就我个人而言并不欣赏此人写的文章，但是通过甄选他作为本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足见在瑞典学院诸位学者的眼中，美国已不再是一片脆弱幼稚、容不下一点批评之声的精神荒原；相反，这个国家已目臻成熟，面对一切追根问底、剖析批判，无论言辞有多么辛辣激烈，她都能从容应对，诚心接纳，并反躬自省，改过不吝。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瑞典学院对美国这个国家所给予的高度肯定和由衷褒奖。”
我甚至还一厢情愿地以为，像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学界巨擘应该明白一个无政府主义作家的作品并不会令见多识广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感到大惊小怪，正是这片土地孕育培养了斯特林堡①、易卜生②和彭托皮丹③，故此，对于我的主张————美利坚虽然强大富足，却至今未能创造出满足人类最高追求的精神文明，他们必有足够的雅量淡然处之。
我相信斯特林堡从未唱过诸如“星条旗永不落”这样的爱国主义歌曲，也不会出现在扶轮社④里高谈阔论，然而，瑞典看似并没有因为他的存在而遭受亡国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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