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共和党人的迁徙
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共和政府失败了。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大量落败的加泰罗尼亚人被迫流亡异国他乡，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法国时任财政部长拉瓦略的报告显示，仅仅在1939年1月28日至2月12日这十几天里，就有约47万西班牙人流亡法国。
此时，战火仍纷飞。在胜方佛朗哥军队战机的不断俯冲和射击下，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冒死逃亡。他们涌向与法国接壤的塞维利亚、波尔图、考拉斯和景达伊斯、马达姆堡等地区。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紧锁的大门。初期，法国当局拒绝难民入境，直到1月27日晚才对妇女和儿童开放边境，3天后开始允许伤员进入，随后才向所有难民敞开国门。直至2月5日，共和军队才获准卸下武器入境。而当佛朗哥军队于2月9日、10日和13日分别到达坡图斯、塞维利亚及景达伊斯时，边境已经封锁。
成功到达法国的难民们正在庆幸。因为在这乱世中，逃离西班牙远离战争，是他们追寻自由的唯一希望。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实现男女平等，才能在一个公平的、充满情谊和友爱的社会中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
但是，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迎接他们的是噩梦。难民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大量涌人令法国当局不堪重负。于是，数以千计的人被送到了“收容中心”。
事实上，大量的难民让法国政府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事先并未拟定任何收容方案。巴黎当局没有料到共和军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溃败，他们认为佛朗哥的军队会被阻截在巴塞罗那北部的村镇。因此，在法国国内，即便是最悲观的分析家也只是警告，法国可能面临5万——6万人的难民潮。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法国政府表现得十分淡定。直到1月23日，难民大量涌至，边境压力骤增，法国政府才开始启动所谓的“隔离墙计划”：在1月26日到2月13日期间，调动机动共和卫队的69个营、军队的6个宪兵队和15个团在边境线上巡逻，组织安排从各口岸及海路到达的难民。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
共和政府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人走楼空，无数人背井离乡。他们忍痛离开家乡，生存的本能驱使他们默默前行，脑里一片空白。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逃离这里，到法国去。
逃亡混乱不堪。这是一场巨大的人间灾难，一场平民们无可逃避的灾难。
公路的一边是军队、卡车、坦克；而另一边是扶老携幼的平民，他们或坐马车，或骑驴，或徒步前进。难民们带上了他们能带的各种奇怪的家当，有人扛着家具、床垫，有人抬着整套的餐具，甚至有人赶着猪、抓着鸡……路越走越长，越走越难，人们不得不一件件扔掉这些家当。直到最后，很多平民身上只披着被雨雪浸透的毯子。那情形，如同地狱一般。
只有亲临此境，你才会知道什么是战争，战争如何把人剥夺到一无所有。那个时候，人们失去了一切，没有了家园，告别了朋友、家人，最可怕的是，他们还失去了未来……
共和军的军人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在寒冷的风雪中长途跋涉，大部分人已经困顿不堪，许多人还受了伤。法国宪兵毫不客气地卸下他们的武器。海关那里堆满了缴来的步枪、手枪、手榴弹和其他战争物资，它们将与战车和重炮一起被上缴到法国国防部的武器库。
对于军人来说，被缴械是莫大的耻辱。此外，他们还会遭到法国宪兵凌辱般的搜身。而这些宪兵还经常找个借口，把共和军军人身上仅有的一点值钱物品据为己有。面对这些，一些共和军人选择脱下戎装，以平民的身份进入法国，以免受到更多侮辱。
就在这条被难民们视为“希望的地平线”的边境线上，还聚集着投机商，他们用低得荒唐的价钱换取难民们的珠宝、钟表、钢笔、家庭纪念物等。
P3-5
我第一次知道埃尔那产院是在2001年。有一位曾在阿尔赫勒斯集中营生活过的男士给我看一封当时写给妻子的信。当时，他的妻子正在产院里待产。
那其实只是一张明信片，上面字迹已经模糊，盖着“军事审查”的章。收信人的地址引起了我的注意：埃尔那瑞士产院。那位男士对我说，那是集中营里的孕妇生产的地方。当时，我没有留意。
此后，我继续调查着流亡的历史。这期间我发现，有一所专门为法国集中营孕妇服务的产院不断地被人们提起，但是具体情况并不确切。有些妇女说那是一间红十字会所设的产院，有些人说是瑞士志愿者办的，还有人说是和平委员会属下的。唯一确定的是，那个产院的负责人是一名叫伊丽莎白的小姐，她是个外国人。
在妈妈们的描述中，这家产院设备非常完善。但我知道，那时候的法国远远没有能力提供这样的产院，因此，它不可能是法国政府设立的。
在查阅了巴耶特拉大学图书馆的所有藏书后，我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所产院的书籍。我只能认为，它可能是贝尔毕尼昂的圣路易斯医院的一个分支。但是所有证人都说这家产院和法国人没有任何关系。
一位老奶奶对我说，那幢建筑很特殊，就像一座大使馆，如果没有负责人的允许，法国宪兵不准踏进一步。这个说法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后来我证实这是真的了。胡安娜·帕斯卡尔在她的叙述里就提到，伊丽莎白把法国宪兵推出门外，叫喊着那里是瑞士。
在以后更加深入的调查中，我找到了一些非常确切的提到埃尔那产院的记录。在一本名叫《马基木里亚，记者和电影制片人，一个流亡者的回忆(1939——1948)》(帕赫斯出版社)的书里，作者提到了埃尔那产院：“有一个棚屋是给孕妇准备的，她们以后将去埃尔那产院分娩。”终于，我找到了那个产院的确切地点：埃尔那。
还有一本由多个作者写成的书即《加泰罗尼亚的流亡1936——1939》(由赫罗纳历史和社会研究中心和恩里克·布霍尔共同编辑，署名是恩里克·弗尔卡达和格列高里·图班)，在“北加泰罗尼亚的集中营地理分布”一章中提到了埃尔那产院。在第64页第4节里写道：“卫生设施：埃尔那产院。该产院是由同瑞士红十字会持不同意见者创建和管理的。它开设于1939年12月，至1944年关闭，为阿尔赫勒斯、古斯、利贝萨特、圣塞勃里阿和巴尔卡勒斯集中营里的妇女服务。在那里出生了600个婴儿，大部分都是流亡的共和者的后代。”
我找到越来越多的记录，但是也出现了新的疑问：同瑞士红十字会持不同意见者是谁？是古斯吗？
后来，我在马塔罗的一位好朋友为我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信息。他叫米盖尔·托尔内尔，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属于学术界，但是他热衷于自学研究我国的历史，并走遍了特克河河谷旁边境的每个角落。他收集了很多有关流亡历史的故事，以及相关的地理和文化知识。他对我说：“我有一个关于一座古老的产院的故事……”
2004年2月5日，撤退纪念日。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由前共和战士组织的活动，在波尔图和塞维利亚之间的边境线上为一座纪念碑揭幕。
在其后的餐会上，有很多以前阿尔赫勒斯和圣塞勃里阿集中营里的流亡者参加。我同一位叫梅西·多美尼克的费格勒斯老奶奶交谈，她曾经被关在阿尔赫勒斯，那段痛苦的岁月至今还存在她的记忆里。1939年末她怀孕了，而她就是在埃尔那产院生产的首批妇女中的一员。
她的讲述让我震惊。她说，有一位她认识的婴儿，因为寒冷和饥饿死在了集中营，被埋葬在阿尔赫勒斯的沙滩上————后来，我把这本书献给了那个孩子。
那天，埃尔那产院又更强有力地吸引我。它似乎在向我眨着眼睛，召唤着我。于是，在回家的途中，我转而前往埃尔那。
产院坐落在进入市区的通道上，在门特克旁边。大门关着，里面似乎没有人。我进不去，只能在远处张望。虽然已人去楼空，但还能感觉到那里散发出的活力。
那天下着雨，我在雨中静静地走着。小雨勾起了往昔的回忆，我想象着65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有孩子、有笑声，就像伊丽莎白本人说的，是“一个被毁灭的海洋包围的和平的小岛”。
关于战争的故事，几乎不可能有美好的结局。但埃尔那产院似乎是一个例外。于是，在临走前，我回头再看了一眼产院，虽然调查会很困难，但我决定迎接这个挑战。
我在网上和法国的各间期刊阅览室里寻找着关于这所产院的各种消息。有一则活动报道吸引了我：2002年，埃尔那产院为原负责人伊丽莎白·埃登本斯举办了一次致敬活动。那时我明白了：我的证人们提到的伊丽莎白小姐和2002年致敬活动中的伊丽莎白·埃登本斯是同一个人。最初的零碎的片段被拼合在一起了，为以后的调查铺平了道路。
法国媒体关于致敬活动的报道为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让我可以开始开展研究。我开始去埃尔那查询资料，第一次进入那幢保存着历史的美丽大楼里参观……但这些，都只是开始，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接下来，重要的一步就是和伊丽莎白本人取得联系。她还在世，不过年事已高，住在维也纳附近。我给她寄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打算进行一项关于埃尔那产院的研究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回信，因为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不知道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到底如何。令我惊喜的是，15天之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回信：她愿意回答我任何相关的问题。
从那以后，我们建立了固定的通信联系，用的是传统的手写书信。这种方式让我们很快地建立了信任，甚至比面对面交流更加亲密。而文字，会比口述更为确切。
与此同时，我也通过书信的方式和其他几个对产院来说非常重要的妈妈取得了联系，比如在法国的雷梅伊·奥利瓦和在墨西哥的玛利亚·加西亚等。
这样，根据伊丽莎白、雷梅伊和玛利亚的叙述，我开始重现这段历史。
在同一时期内，我也收集到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填充这段历史的其余空白部分。最初是我已经认识的“孩子们”，像鲁文和费利佩，他们分别是雷梅伊和玛利亚的孩子。然而慢慢地，这个网络逐渐扩大，大家口耳相传，更多我不认识的“孩子”和我取得了联系。
我还记得勃尼法西欧·佩伊特罗，他打电话给我，用他带有法国味的西班牙语对我说：“您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您在找我。”他也是埃尔那的孩子，出生在1942年的1月15日。
后来，我还认识了佩德罗·帕斯卡尔和他的母亲胡安娜。他们的经历非常重要，就像是拼图里最重要的一块。有了他们的描述，整组拼图就大致显出了全貌。尤其是胡安娜，她曾在产院里和伊丽莎白共事过，和她的谈话让我弄清楚许多疑问，也纠正了一些错误。比如，她是第一个告诉我音乐家帕乌·卡萨尔斯和产院关系的人。后来，伊丽莎自给我看了他写的亲笔信，证实了胡安娜的说法。
更多的“孩子们”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塞尔西、罗莎·玛利亚、卡门、拉盖尔、维克多、安东尼、梅西、玛利亚、霍金、阿尔丰索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这些故事一起组成了埃尔那产院的历史。
2004年夏天，我已经搜集了足够的材料，可以开始这项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和伊丽莎白·埃登本斯见面。
我去了维也纳附近一个叫莱卡温克尔的小村庄，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伊丽莎白。当时的她已经苍老，但坚毅的性格仍然未变。
此前，我们已经通过书信相互认识了，我几乎已经知道她所有的事情。来之前，我已经重温过上千遍她的生平，她做志愿者的经历，曾在产院里生活过的人的证词我都熟记于心。但是，还有不少疑问困扰着我，我把这些问题都写了下来，写了满满几页纸。我记得伊丽莎白看到这张“清单”时，用相当好的西班牙话开玩笑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答完所有问题。”
我们谈了整整两天，只有在吃饭时才会停下来。
那是紧张的两天，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停下来。伊丽莎白一直诉说着，不肯休息，似乎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她告诉我很多事情，虽然有些事那些孩子和母亲都已经告诉我了，但从伊丽莎白口中说出意义是不同的。在侃侃而谈中，她的手势、表情都透露出她坚毅的性格。尤其是那双眼睛，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后仍旧明亮。
她还为我提供了所有照片、文件和书信。这些资料，她已经根据日期、名字和类型进行了分类。对于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很难遇到整理得这么完备的历史资料。仅仅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伊丽莎白出色的组织能力。也正是这样的能力，才使得她在那纷乱的时期有效地领导埃尔那产院。而这些文件对我的研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提供了其他当事人所没有的准确数据。
除此之外，对我来说，有机会更直接地面对伊丽莎白，而且和她亲近起来，这更为难得。因为她时刻都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着严格的礼貌，克制自己的情绪，回避一切赞美之词。她不否认在埃尔那产院的时候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但也一直在重申如果没有志愿者、公谊会会员、瑞士基督教徒等的共同努力，她的工作是无法完成的。在她看来，有了这么广泛的人道主义救援网络，产院才能够开展工作，自己只是其中的一环。
我觉得我们俩相处得很融洽，但她强调，自己受不了矫揉造作。她希望所有的描述都最大可能地严谨和客观。“历史不是任何人的遗产，因为是所有人一起创造了历史，我们的现在就是明天的历史，就是这样，这么简单。”
这是她最后的话。
从维也纳回来后，我想办法拿到了埃尔那市的出生记录。在看到在产院出生的597个孩子的名单时，我更意识到这项研究的重要了。这些孩子中大部分人有着加泰罗尼亚人和西班牙人的姓氏，他们都是西班牙人，是西班牙历史中不可抹去的一段。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淹没着，无人提起。
孩子们和伊丽莎自向我提供了雪片般的信息和资料，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寻找一种好办法来对它们进行分类，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
对我来说，埃尔那产院的历史并没有结束，因为它的主人公们的流亡还没有结束。我应该只是记录埃尔那孩子们的经历，再等待下一代人来结束这次研究，还是应该去记录那些仍未回国的流亡者的记忆？
还有一个问题。我所找到的当事人大部分出生于1939——1942年，都和法国集中营有联系。但是从1942年底开始，产院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期的250个孩子已经不是来自集中营了。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调查：和他们怀孕的母亲一起来到产院的孩子们，那些“埃尔那的孩子”的兄长们，还有在利贝萨特集中营独自徘徊的孤儿们。要了解这些孩子的历史并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在埃尔纳的出生记录中没有记载，他们来产院前和离开产院后的经历没有任何的记录。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还有一件事困扰着我，那就是我们的国家，何时才能对伊丽莎白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埃尔那产院里的大部分孩子是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共和者的孩子，从这方面说，埃尔那产院的历史也是西班牙历史的一部分，它的所作所为，对我们的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伊丽莎白和产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却没有得到我们国家的重视和肯定。尤其是在65年后，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遗忘了这段历史，这是不公平的、无法解释的。而我们，需要改变这一情况，让更多的孩子能更公开地向这位女士表达谢意，他们的生命因为她的出现而获得拯救。
因此，在同何塞玛丽亚·索类·撒巴特教授交流之后，我们决定写一本书。这本书将从人道的角度出发，介绍这段历史。书中将复述当事者的故事，用他们的真实经历说服读者，使读者们能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而此后的理论和科学研究，则留给学术界去做。而这些，将是纪念伊丽莎白·埃登本斯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此，我想再提出一个关于个人的、更深入的想法。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当事人们经常要毫无保留地进行感情上的剖析，讲述他们的经历。有时，他们要剥去那些痛苦回忆的保护壳，把那些隐藏在记忆中的片段挖出来。他们这样做，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使伊丽莎白·埃登本斯小姐和她所从事的人道主义事业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
这些沉重的回忆都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丰富了我的生命。我开始思考人类的本性和多样性，尤其是人类在极限条件下的反应。
我并不羞于承认，在和当事人们分享他们心碎的回忆时，我曾经为那些倒在半路上的人流泪，也为那些至死也没有结束流亡而被埋葬在异乡的人哭泣。
每个在埃尔那出生的孩子背后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还有他们的父母的故事。近距离地了解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也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所有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因为他们都在伊丽莎白·埃登本斯的保护下在产院出生。这个共同点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有些人很小就意识到了，而有些人成年以后从父母那里才知道这些事情。还有第三种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曾享受过这些小小的特权，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本书的主人公。
就像一个叫维克多·孔塞霍的“埃尔那孩子”所说的：“从出生证明上我知道自己是在产院出生的，但是我母亲从来没向我提过那个时期的事。那段回忆对她来说太痛苦了，她选择了遗忘。当我从媒体上得知这段历史与自己有关时，我呆住了。我能活着，可能要感谢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女人。我是埃尔那的孩子之一。太不可思议了。”
到今天，在这597个孩子里，我见过面的有近200个。大部分人对于能重现这段历史表现得很激动，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弥补他们父母被剥夺的尊严的唯一方式，而且，他们认为有必要让下一代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而另一些人拒绝开口，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些苦难仍旧那么鲜明。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双亲的经历，带着历史的遗憾出生，并且生命中一直带着流亡的印记。也有一群人希望不要公开他们的姓名，我一直严格地尊重他们的意愿。
尽管所有的经历都是重要的，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但其中有一件事特别触动了我。我隐去了当事人的名字，以保护她的身份，并最大限度地尊重她的家人。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决定讲述这个故事。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希望以此为埃尔那的孩子们的沉默而斗争，他们在65年前已承受了独裁者对他们家庭的毁灭，这些独裁者还要在未来的一代人心里植下恐惧，让沉默成为战败者的语言。就像路易斯·安东·巴乌来纳斯在他杰出的小说《一袋骨头》里说的：“沉默是悲伤的一种症状。悲伤不需要开口，因为它基本上是哑巴。而如果沉默是持续的、长期的，那么悲伤就能控制一切。”
这个用来结束这本书的故事，是一名加泰罗尼亚女民兵的孙女告诉我的。这名女民兵在法国集中营里怀孕了，她亲身经历了法国当局的侮辱对待。她在埃尔那产院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也被记入了我们的出生记录单。然而在伊丽莎白·埃登本斯的保护下出生仍是不够的。回到阿尔赫勒斯集中营后，这名仅仅两个月大的婴儿越来越虚弱。他的妈妈奶水不足，还要面对冷风、结膜炎、疥疮、虱子等的折磨。孩子已奄奄一息。妈妈苦求集中营当局，只希望能有一些饮用水来冲些奶粉，但就是这个简单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集中营当局充耳不闻。父母绝望了，他们无力、无助地看着孩子慢慢死去。在那个孩子生命的最后一天，这位母亲意识到孩子活不了几个小时后，抱着他走下了海洋，用所有的母爱为他在海里洗了最后一次澡。然后，她放手了，一个海浪扑过来，孩子的痛苦结束了……
这个母亲用死亡结束了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怜悯，而是出于绝望。她最好地表现了母爱的本能，不让苦难再继续下去。也许，只有置身于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的法国集中营这种极端的环境里，人们才能够理解这种无奈。
谨将这本书献给埋葬在阿尔赫勒斯沙滩上的孩子，献给那个葬身在海中的孩子，献给所有没能幸存下来的孩子。献给他们，作为我特别的纪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