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皮斯塔的出现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拯救。当时天色已暗，但是由于藏身于多瑙河畔一座建筑下面散发着霉味的地窖里，我们早已分不清黑夜与白昼。
然而手表依旧继续工作，泰然地指示着时间。指针绕着表盘从容不迫地走着：我们如同鼹鼠一般的生活究竟持续了两周还是两年了呢？
在这样幽暗、漆黑的地窖中，我们还有多少个“今天”、多少个“明天”？还是将永远待在这里呢？
在地窖中生活的头三天过得相当快。每当听到楼梯发出嘎嘎的声响，我们就思忖着是不是苏联人来了，附近街区的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我们是不是终于能够回到楼上各自的房间了呢？我们多么希望恢复突然被中断的正常生活：看完才读了一半的书；重新弹奏那首未弹完的奏鸣曲————琴谱还摊放在钢琴上呢；打开蓝色封面的作业本，把要求用匈牙利语完成的作文写完。
到了第五天，身处这地下流放地的我们意识到，德国人已经下定决心坚守这座城市。那之后，我们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枯燥乏味的日子，一天又一天，用一种沉重而缓慢的速度更替，令人烦躁。防空部队的可移动炮台不停地在屋前叫嚣着，使得我们头顶上方的区域变得极度危险。这台安装在卡车上的小火炮对敌军的飞机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充其量也只起到了戏弄对方的作用。发出一阵排射之后，它就立刻逃到一两个街区之外，重新开始它的游戏，之后又开回来。苏联人的重型轰炸机从房屋上方飞过，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声。它们胡乱扫射，寻找和它们捉迷藏的敌人。在这场可怕的捉迷藏游戏中，我们才是那个被蒙上了眼睛的人！我们闭着眼睛，双手掩面，窥伺着飞机的飞行轨道，时不时用颤巍巍的手指惶惶不安地触摸一下潮湿的墙壁：这些石头经得起如此强烈的震动吗？
这所房子的房客们全都挤挤挨挨地聚集在地窖里。其实直到战斗发生前，大家都几乎互不相识。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极度拥挤的空间里睡觉、吃饭、洗澡甚至拌嘴。地窖的主室用一些粗大的木梁加固过，已经变成防空洞，大部分人都看中这里，在这间屋子安了家。可是在周围与头顶不断响起的战斗声中，这些木梁看起来并不比牙签牢固多少。
我们选择了一间偏安一隅的地窖附室，在和平年代，这间屋子是用来存放煤炭的，所以到处都是灰尘与煤粉。现在，我们放了两张床、一张长沙发和一张桌子在里面。一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取暖炉，烟管与面对庭院的通风窗相连，将炉烟释放出去。但是没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套供暖系统，因为到了晚上，铁皮烟管透出的亮光可能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当我们在煤堆上打哆嗦的时候，周围的城市正在燃烧。我们得去加纳尔街打水，因为在那儿还有一个仍在供水的龙头。从包围战的第一天起，电就断了。为了照明，我们把熬出来的猪油放在一个雪茄烟盒里，又找了一根鞋带作为灯芯。伴随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这盏油灯散发出淡黄色的微光。
紧挨着我们屋子的是另一间地窖附室。看门人夫妇住在里面。妻子是一个高大壮实的女人，平时爱占小便宜；丈夫则矮小瘦弱、面色苍白，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他们的儿子刚结婚，住在护城堡垒附近，供职于一家自己父亲当了二十年门卫的机构。这位年轻的扬斯基是看门人夫妇的骄傲，因为他们把他培养成了“知识分子”，一位有地位的“先生”。这家人有很多食物储备，也不缺水————他们有酒可以喝。
我们另外一边的小屋子住着伊露丝和她的宝宝。她的年纪在三十六岁上下，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小巧的娃娃脸透着几分憔悴。她的眉毛颜色很淡，所以用煤灰描了一下。即使轰炸最为猛烈的那些天，她也没有忘记这么做。几周前，她被丈夫抛弃了，留下六个月大的孩子让她一个人抚养。她的父母住在多瑙河另一边的城里，但是她没有勇气穿过外面的枪林弹雨，回到父母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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