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稍晚些时候，确切地说，也就是我们在河畔咖啡馆吃饭整整两个月之后，我给伊莉莎白打电话，告诉她我收到的信。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听得出来伊莉莎白很震惊。仅仅几个小时前伊莉莎白才听说乔前天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乔的那位意大利朋友因为在中央公园的那张长椅前没有等到他，于是很担心，便来到乔的家里。等他发现乔时，乔已经去世了。我问了伊莉莎白一个问题，这也是伊莉莎白问埃米利奥的问题：“他的曲子完成了吗？他写完《精神之贵》了吗？”答案是悲剧性的，因为陷入前所未有的绝望境地，乔毁掉了所有的草稿和音符。
“听到这些我真的很难过，伊莉莎白，请节哀，感谢你让我认识了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说。
“我不认为他是个伟大的人。他是崇高的，是我真正的朋友，用他自己的方式扮演着朋友的角色，他还是个天才。他的思想总是那么卓绝独特。当他跟你聊惠特曼的理想时，我仔细地审读了他的曲谱。这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融合了他的灵感以及他崇敬的大师作品中包含的理念，别具特色。你还记得第二部分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是一首抒情曲？我确定那首歌的旋律是根据我们学琴时他所钟爱的一段旋律改编而成的：贝多芬年轻时创作的《约瑟夫大合唱》中的抒情曲，这首曲子不太出名，但也是一段美妙的音乐。旋律婉转优美，赋予‘光明’以声音，乔以此赞美诗人将自由————这个伟大的理念带给人类。赞美诗结尾处的旋律也同样优美。乔在这首赞颂美国的歌曲中采用了勃拉姆斯的《女低音狂想曲》结尾部分的结构，这样音乐可以将惠特曼文字中透露出的悲伤涤净。美国是自由与正义的国家吗？这个问题如今已不再是无法动摇的现实，它变成了一种渴望、一种希冀。”
“为什么他要毁掉所有的乐谱呢？我不明白。”
“就像我说的，因为乔并不是一个伟人。诚如我父亲所言，完成一部作品需要‘durchhalten’和‘Ausdauer’，怎么翻译呢？是坚持不懈吧，但也不是最准确的翻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可是乔的性格里就缺少这么一点，缺少刚强。他无法击退心中的恶魔，更无法与之周旋。与此同时，他又太过骄傲，害怕自己留下的东西不配称作伟大的艺术。所以，他决定什么也不留下，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不管怎么样，你能继续他未尽的事业吗？”
“我？完成他的《精神之贵》吗？”
“是的。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这就是他把自己最喜欢的书寄给你的原因，‘传承精神之贵’。”
“可是我不懂谱曲。”
“为什么一定是音乐呢？毕竟你是个作家。”
“也对，但我不是乔，我一点也不了解惠特曼，我甚至不是一个美国人。”
“这不仅仅关乎惠特曼或者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1世纪竟以这个骇人听闻的惨剧为端始————这对所有活着的人是一个警示：人类的尊严受到威胁。就这一点而言，乔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我生活的那个世纪，即20世纪，教会人类的最重要的一课。我父亲曾经说过，精神之贵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净化力量。一旦这种理想消失，文化也会随之消失。你是了解我父亲的作品的。他终其一生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他的大多数重要著作都是为了这个理想而服务的。请你追随他走过的路，跟随他的足迹，一直走下去吧，让这个古老的理想在这个时代、在21世纪恢复它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为了迎合乔，请不要使用脚注！只需要一些‘诗歌’和‘真理’就足够了。只引用歌德的作品，这两者就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说到这，她自己勉强地笑了。
“我明白。无论如何，我们在河畔咖啡馆的那顿晚餐是令人难忘的。我将永生不忘。”
“是啊，多么难忘的夜晚。你甚至可以在书中提起这件事，给乔一些赞誉。他理应得到一些赞美，这样，至少在你的书中他将永远存在。”
“我们约会的那一天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有象征意义？何以见得？”
“在文艺复兴时期，11月7日是柏拉图诞辰一逝世纪念日。在这一天，哲学家们会聚集在一起，在柏拉图精神的指引下展开讨论。”
“嗯，我猜生活在柏拉图哲学盛行的年代是美好的。无论怎样，我们可以在瑞士见面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吗？”
P29-34
作者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对自由理想的坚定承诺、语言的灵活敏锐，使这本书成为解决我们周围重大的政治和文化问题以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混乱思想体系的宝贵指南。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罗布·里曼的杂文是从深刻而坚定的信念中涌现出来的，它们就像自流井中的水一样，我想，这正是它们如此重要并令人耳目一新的主要原因。
波兰著名作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作者以优雅、博学的写作技巧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问题、美德和缺点进行了非同一般的反思。
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
这是一本既少有又非常有必要的书。我们欣赏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同意它的观点，而是因为这本书承诺下一些理念，并且对想象充满激情。它及时地提醒我们富有想象力的知识如何可以成为质疑、连接及改变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方式。
伊朗著名旅美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
继“难忘的谈话”之后是难忘的书信。其中一封信是尼可罗．马基雅维里1513年12月10日写给他的朋友弗朗西斯科．维特里的。他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写就不长但却十分重要的论文《君主论》。下面是他那段非常有名的话：
傍晚来临时，我回到家中，走进我的书房。在门口，我脱掉沾满泥土和灰尘的干活时穿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饰。做完适当的准备，我又步回到那古老而庄严的宫廷，在那里，我遇见所有过去见过的人，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特别提供单独的佳肴。我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谈，并询问他们各种行动的动机。而他们也很亲切地回答我。四个小时过去了，我没有丝毫的疲倦，我忘掉了所有的烦恼，不再为贫穷忧虑，不再因死亡而感到恐惧。我完全沉浸在这些大人物的世界里了。
于我也是如此。我从自己的研习中请出一些老朋友帮助我写这本书。如果哪些句子或对话看起来很眼熟，那就说明，这些话或者是我直接借用过来的，或者是好心的出版商、编辑和译者提供给我的。剩下的文字都是我自己的。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在“对当前问题的哲学反思”一章中，有一段没有加引号的话是我从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摘选出来的。
如果有哪位读者想更好地了解其他引文或者我书中提到的那些难忘的对话，可以在我的“参考书目”中找到它的出处。马基雅维里是对的————每天与哲学和文学世界的大师们聊上至少四个小时的时间，是减少烦恼、减轻生活压力、淡化贫穷忧虑及死亡恐惧的最好的解药。如果是苏格拉底，他会赋予这种谈话更为积极的意义，他认为有思想的对话是检验生命并使其活得更有价值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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