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德·赫伯特·劳伦斯是二十世纪最具争议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写作常常将来自个人经历的哲学思想融入男女之爱的描述中。他双重性的思想及对两性的矛盾态度激起了两性之间激烈的争论。他最后一部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可以说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完整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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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他延续发展了他的“星际平衡”原则——“菲勒斯婚姻”。对他而言，男人和女人就像各不相关的两极，只要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遵从男性的意志和方式，那么双方就可以通过性交同时达到高潮，与宇宙共鸣。他的作品明显存在男权至上的思想，不难看出他对性属角色的理解是建立在男权形而上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许多关于对劳伦斯的用词同义反复的评论和颠覆性言论却一直在威胁和破坏着性属的平等。他们认为劳伦斯的“菲勒斯”是在宣扬生活的神秘力量，是爱和温柔的力量，是双性同体而不是男性的力量。有些学者用“菲勒斯”替换性爱一词本身已经说明问题。为进一步挖掘劳伦斯在该小说中所持的性属观点，仅仅关注三个主角，克里夫、康妮和梅勒斯及其三角关系和他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对小说的所有女性角色进行分析。然而，多数评论对其他女性角色很少提及。
因此，该书借用波伏娃和黛儿·斯彭德女性主义观点，即把“女性他者和他者中的他者女性”①和“语言中男权秩序”前后结合，从劳伦斯的哲学思想、个人背景和他后期的文章，来分析小说中五位女性角色的身份认同，以此探讨劳伦斯对于性属所持的观点。通过分析得出，康妮的母亲、希尔达和贝莎都带有反男性的强烈女性意志，属于劳伦斯男权秩序下男人眼里的女性他者，即“公鸡般自负的女人”。她们都违背了女性气质，都被她们的丈夫讨厌，都不是劳伦斯男权秩序下“真正的女性”；她们都分别追求着在社会、精神和性领域中的性属平等。而波尔顿太太和康妮都忠实于男权秩序，自愿做男人眼中的绝对他者。然而，波尔顿太太的社会身份认同在小说的结局却遭到了劳伦斯的嘲讽。他不合理地安排她积极接受克利福德的性命令和性接触，巧妙地将她的社会身份认同变成了克利福德的情人。只有康妮是他的理想女性，一个在他的乌托邦世界中存在的“真正女性”他者，一个在他新的男权秩序下存在的“母鸡般温顺的女人”。在他的秩序中，女性身份认同应该局限于传统身份认同——在家做情人、妻子和母亲。她可以接受教育，可以享受自由恋爱，也可以在婚前有性行为，但她必须扮演男人让她扮演的角色，忠实亍父性原则和男权秩序。
杨文新，女，汉族，云南保山龙陵人，本科毕业于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任教《综合英语精读》《英语阅读》《大学英语》等课程；2010—2013年就读于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获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后继续任教于德宏师专外语系。期间公开发表教学论文8篇、学术论文10篇，参与课题研究3项，主持课题研究1项。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英语教学。
《劳伦斯笔下女性的他者角色研究以《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为例》：
一、影响劳伦斯作品和思想的主要人生经历
劳伦斯一直都是在用他的生活背景和人生经历做写作原材料。对于这一点，评论家们都无异议。劳伦斯出生于工人家庭，父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煤矿工人，母亲曾当过教师。常年生活在伊斯威特矿村，劳伦斯一直都憎恨那些黑黑的矿区。因次，首先由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人性机械化的场景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此外，他父母的婚姻关系也是影响他作品和个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母亲，利迪娅·比尔兹尔是工程师的女儿，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父亲则是一个矿工兼文盲，身体强健但脾气暴躁。据劳伦斯在《论美国文学名著》中描述，他的父亲“憎恨书籍、憎恨任何人阅读或书写的场面”；而母亲则是“憎恨让她的任何一个儿子注定干体力活的想法。她的儿子必须做高档一点的事”。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婚姻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对于他们，劳伦斯有着复杂的情感。正如他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描述的一样。首先，他深爱他的母亲，依赖她的一切并憎恨他的父亲。然后随着年龄的成熟，他慢慢尝试摆脱母亲对他的影响和控制，开始一步步接受并喜欢上自己的父亲。对于劳伦斯，按照他对女性的分类，他的母亲一直都是一个“公鸡般自负的女人”。因此，他对母亲，既爱又怕，想要依赖她又想逃离她。这也影响到了他对其他女性的态度。一方面，他讨厌“占有欲强的女人”或者“公鸡般自负的女人”；而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她们比起男人要有力量的多（弗里达Frieda）。在他的创作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尤其在婚姻中，一直都是他竭力想要去挖掘的主题。通常来讲，他双亲的婚姻是灾难性的，却“诞生了D．H．劳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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