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个关心自己国家未来的德国人，最坏的情况下，大众汽车公司丑闻的结果是，该污点会蔓延到其他汽车制造商，威胁汽车制造这一德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甚至可能败坏德国优质工程水平的声誉。丑闻曝光两年后，事态正是如此发展的。
欧洲公众渐渐开始意识到，在柴油车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以及广告排放与实际排放之间的巨大差异上，汽车制造商从根本上欺骗了他们。消费者的愤怒冲击了包括宝马和戴姆勒的梅赛德斯一奔驰部门在内的德国汽车制造商。欧盟委员会反垄断部门在2017年7月表示，正在调查戴姆勒、宝马、大众、奥迪和保时捷是否合谋非法压制某些技术的价格时，这让这些制造商的声誉雪上加霜。在调查中，有关部门搜查了汽车制造商办公室。《明镜周刊》报道称，各方相勾结的目的可能包括在排放技术上做手脚，这增加了汽车制造商同意限制抗污染设备效果的可能性，为后来的丑闻打下了基础。所有的汽车制造商都表示，他们正在与调查人员合作。宝马更进一步，发布了一个声明，否认它曾经在排放上欺瞒。
在负面宣传的打击下，柴油车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急剧下降，在欧洲，柴油车曾经是最受欢迎的车型。这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利的。消费者的强烈抵制影响了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商业模式，而且也影响了他们在高档车市场的主导地位。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了德国2％的工作岗位，如果消费者继续抵制柴油车，这些岗位中的一部分可能就会泡汤。德国财政部2017年8月警告道：“所谓的柴油车危机必须被视为针对德国经济的新风险。”
这一丑闻迅速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最初，许多德国人认为针对大众的指责是美国政府削弱外国竞争者的阴谋。但是在2017年，公众舆论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明显的是，德国各政治领域的当选官员也曾为过量排放推波助澜，他们阻止强化执法的努力，并对汽车制造商没有认真对待排放标准的态度熟视无睹政府和汽车业之间频繁的人员交换助长了这种不当行为。例如，负责大众汽车和政府之间联络的高管托马斯‘施泰格(ThomsSteg)就是总理安吉拉·默克尔的前发言人；戴姆勒负责全球政府关系的埃卡特·冯·克莱登(Eckart von K1aeden)此前曾在总理的手下担任副部长。
许多德国政客事实上是该国最重要的汽车行业的说客。连总理本人都算在内。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的主席玛丽·尼科尔斯在2017年3月通过视频连线为德国议会的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讲了一件有关默克尔的颇有启发性的轶事。默克尔在2010年造访萨克拉门托时，会见了当时的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谈论气候变化问题。尼科尔斯也在场。尼科尔斯作证说，会议刚开始时，默克尔抱怨了加州对氮氧化物的规定太过严格。她说：你们的氮氧化物限制太严格了，这不利于我们德国的柴油车.尼科尔斯道，“她当时就像个汽车行业的发言人。”尼科尔斯回忆说，她当时婉转地告诉总理，尽管加利福尼亚的标准确实很严格，但为了确保空气干净，严格是必须的，而且她确信德国汽车制 造商将能够达到这些标准。默克尔随后换了话题。尼科尔斯说：“我很 惊讶她居然清楚德国制造商的氮氧化物问题。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位政 治人物像这样干预我们的环保法的。”
默克尔并没有否认自己在见施瓦辛格和尼科尔斯时提到氮氧化物的事，但她的说法不同。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院委员会作证时，她指出自己以前当过德国环境部部长，因此对排放技术很熟悉。默克尔曾主张使用柴油车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方式。“德国柴油车在加利福尼亚没有机会，”她回忆自己当时说，“那真的是保护气候的好策略吗？”
支持德国汽车业曾经被视为爱国的行为。但是在排放丑闻之后，这种表态让默克尔在政治上有了严重的政治负担，她当时正处在艰难的竞选活动之中。默克尔试图让自己远离汽车制造商。她在2017年9月大选前几周告诉《明镜周刊》说：“和你们一样，我也对这种欺诈行为感到愤怒。”默克尔政府在柏林召见大众、宝马、戴姆勒的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穆勒、哈拉尔德·克鲁格和迪特尔·泽谢，举办紧急峰会。汽车业老板们宣布鼓励老式柴油车主将旧车型换成新车型的激励措施，并表示将向一项价值5亿欧元(5．9亿美元)的基金捐款，以通过改善公交车队、修建自行车道或其他方式减少城市污染。但他们拒绝了升级已销售汽车的排放系统的方案，也拒绝补偿因为柴油车价值下降而受损的人。
这次会议没能在政治上控制住不利影响：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在几周后的投票中支持率大跌，这两个执掌德国的议会联盟是默克尔的合作伙伴。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支持率下降至33％，而在2013年大选的支持率为42％。社会民主党得票率21％，而在2013年是26％。默克尔的党派还是得到了最多的选票，她得以继续担任总理，但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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