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人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日民赋少，三日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入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名文欣赏
这篇文章是晁错在大概公元前169年间向汉文帝的上书，从中可看出作者对当时政治改革尤其是“劝农力本”的主张。汉初经过若干年的战乱和社会变动，粮食成了迫切的问题。本文特别强调重农贵粟的意义，认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当前当务之急是重农抑商，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地位，要广积粮食，“入粟于边”，以强迫防。这些主张，对西汉加强帝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文帝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付诸实施，因而有了汉武帝初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食货志》）的丰足。
文章的亮点就在于以民生为本，从正反两方面论证重视粮食生产与储备的道理。文章不但有宏观上的说理，还有细节上的描绘。题旨鲜明，笔法摇曳多姿；结构严谨，论述精辟，极具说服力，乃汉初政论散文的代表作之一。本文条理明晰，层次严密，气势磅礴，是一篇出色的政论文。
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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