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法国律师夏瓦尔被关进监狱，不幸抓阄成为要被处决的十人之一。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夏瓦尔用全部财产换得监狱里另一名囚犯詹弗耶替他赴死。战后，失去一切的夏瓦尔回到自己的家园，面对詹弗耶愤怒的妹妹和不知情的母亲，他决定隐瞒自己的身份，成为这个家庭的零杂工……最使我吃惊和恼火的是，我发现这个被遗忘的故事很好看——实际上，较之《第三个人》而言，我在很多方面更加偏爱此书。——格雷厄姆？格林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一生获得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终未获奖），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史上“最大的输家”。文学界形容其风格为“格林国度”（Greeneland）。他被誉为20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可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手，是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师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探讨了当今世界充满矛盾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获得了广泛好评。
目录：
引言/001
第一部/001
第二部/029
第三部/087
第四部/113前言1948年， 当我正在写 《第三个人》时， 我似乎已把一个叫 《第十个人》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而在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存放档案的某处，这个故事正如一枚定时炸弹般嘀1948年，当我正在写《第三个人》时，我似乎已把一个叫《第十个人》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而在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存放档案的某处，这个故事正如一枚定时炸弹般嘀嗒作响，兀自消磨时光。1983年，一个陌生人从美国来信告诉我，我有一部名叫《第十个人》的故事正被米高梅公司公开出售给一家美国出版商。我没太把它当回事。我觉得自己印象中—结果证明记忆有误—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按照与友人本？格茨的合约写过一篇故事梗概，而他是米高梅公司派驻伦敦的代表。故事梗概或许只有两页打字纸那么长—因此似乎并无被发表之虞，尤其是该故事从未被翻拍成电影。我签约的原因是担心战争结束时，我将卸任政府的公职，不稳定的收入来源会使家人陷入危机。在战前，我从未能仅凭写小说来供养他们。事实上，我始终欠着出版商的债，直至1938年《布赖顿棒糖》售出八千册之后，才算是暂时抵补了我的债务。《权力与荣耀》的问世与德国西侵的时间大致同步，第一版售出了大约三千五百册，但对我的经济状况鲜有改善。我对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前途毫无信心。1944年，我欣然与米高梅公司签约出售了《第十个人》的创作思路，这个合同事后证明几乎如同卖身契一般，不过至少保证我们一家在此后几年中足以维持生计。最近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与不安的消息：安东尼？布隆迪先生花了相当大的价钱买下了这个神秘故事的图书版权与连载权，作者的版税当然将会付给米高梅公司。他很客气地将文稿打出来寄给我，让我看看是否有希望修订的内容。这稿子原来根本不是两页纸的故事梗概，而是一部约为三万字的完整的中篇小说。最使我吃惊和恼火的是，我发现这个被遗忘的故事很好看—实际上，较之《第三个人》而言，我在很多方面更加偏爱此书。因此，即便我拥有合法权利（这一点很不明确），也不再有任何个人借口去反对它出版。尽管如此，布隆迪先生还是非常慷慨地同意与我通常签约的波德利？赫德出版社联合出版此书。就在此事办理妥帖之后，谜团又更添了一层。我偶然在巴黎的橱柜里发现了一个旧纸板箱，里面有两份手稿，其中一本是日记和札记簿，显然是我于1937年至1938年间写的。在1937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我碰巧读到这样一段文字：“与孟席斯（一位美国电影导演）讨论电影。对将来拍电影的两点想法：1.？像西班牙那样的政局。一个屠杀命令。狱中十人用火柴抓阄。一个富人抽到了最长的火柴。把他的全部钱财让给任何愿意顶替他的人。有个人为了家人的利益接受了。后来当他获释以后，曾经富有的这个人匿名造访了占据他钱财的那户人家。如今，他除了性命之外，一无所有……”的确，这已是一个故事的梗概。现在看来，这篇日记结尾处的省略号似乎代表在随后若干年的战争期间，所有关于这个小点子的记忆都湮没在无意识之中。当我于1944年开始写夏瓦尔和詹弗耶的故事时，我想必是把它当成刚刚冒出的灵感了，而现在我只好这么想：在世间战火燃烧之时，那两个人物始终在无意识的黑暗洞穴深处发酵。《第十个人》出乎意料地从米高梅公司的档案中被找回，这件事促使我在自己的档案文件中也检索了一番，在里面又多找出两份电影脚本的创意，或许这些内容也可供本书的读者们聊作消遣。第一个创意（现在在我看来还是不错的，尽管没有形成作品）叫作“吉姆？布拉顿与战犯”。以下是故事梗概—时至今日，这个故事也恰逢其时，因为巴比正在等待受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靠开饭钟点来估摸时间，尽管饭点既不准时亦无规律；他们整日以最简单无聊的游戏取乐，天黑时则凭着某种默契一同入睡，而不会等夜晚某个特定的钟点，因为他们无从知道准确时间；事实上，有多少个囚犯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时间。刚被关进来时，这三十二个人共有三块不错的表，外加一个二手且靠不住的—或者说有表的人是这么断言的—闹钟。两个戴手表的人最先离去，他们在某天早晨七点离开牢房—或者是闹钟指向的七点十分—没过多久，也就几个小时以后，当手表重现时，已然戴在其中两名看守的手腕上了。这样一来，只剩下闹钟和一块系链子的老式银质大怀表，分属火车司机皮埃尔和布尔格的市长。这两人之间渐渐滋生出一种竞争意识。他们把时间视为己有，而不属于其他二十八个人。可是，他们的时间不一致，因此都以一种狂热的姿态捍卫各自的时间。这种狂热使他们与其他狱友疏离，结果每天任何时候总能看到他俩待在这间大水泥窝棚的同一个角落，甚至连吃饭都形影不离。有一次，市长忘了给怀表上弦。那是充满流言和猜疑的一天，因为前一夜，他们听到了从市区方向传来的枪声，情况正如两个戴手表的人被带走前一样。“人质”这个词犹如被一阵突起的狂风卷集的乌云，一笔一画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凸显出来。牢房里冒出各种古怪的念头，市长和火车司机倒是愈加亲密，似乎害怕德国人存心跟有表的人过不去，要攫夺他们的时间。市长甚至准备向其他狱友提议把余下的两块表藏匿起来，这样总比完全没有表看时间好。然而，当他刚开口想说出这个主意时，忽又觉得这样似乎显得有些懦弱，因此话说了半句就戛然而止。不管那晚究竟因为何故，反正市长忘了给表上弦。清晨醒来，天色刚刚亮到可以视物，他便急忙查看自己的怀表。“哎，”皮埃尔开口了，“几点钟了？那老古董怎么说？”指针定在一点差一刻的位置，如同被人弃置的黑色残骸。对市长而言，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可怖的时刻，比德国人抓到他那天还糟糕，不，远比那天糟得多。监牢破坏了一切感知能力，而最先丧失的是分寸感。他的目光从其他人脸上一一掠过，好似自己实施了某种背叛行为—背弃了唯一真实的时间。他在心中感谢上帝，牢房里没人来自布尔格。犯人中有一个是埃泰恩的剃头匠、三个职员、一个卡车司机、一个菜贩子和一个烟贩子—除一人外，其他所有犯人的社会地位都比他低，这使他感到自己对他们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同时，这也使他觉得其他人容易骗过，于是他对自己说，终究还是这样好些：与其让他们依赖各自的无凭臆测和二手闹钟，倒不如让他们相信仍知道正确的时间。他根据铁栅外灰蒙蒙的天色快速估算了一下。“现在是五点二十五分。”他坚定地回答，并直视着其中一人紧盯的目光，担心他或许会洞穿自己的谎言。这是个巴黎的律师，名叫夏瓦尔，是一个孤独的家伙，不时笨拙地试图证明自己仍然算得上是个人物。其他大多数犯人都将他视作怪人甚至是笑柄：律师可不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原本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才被摆出来的气派的玩偶，可如今他早已失去那身黑袍，什么都不是了。“胡说，”皮埃尔说，“那老古董怎么啦？现在可是六点差一刻。”“你那种廉价闹钟总是走得快。”仿佛出于习惯，律师尖锐地指出：“昨天你是说它走得慢。”从那一刻起，市长开始敌视夏瓦尔。狱中只有夏瓦尔和他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心想：我可绝不会这么不给夏瓦尔面子。他随即开始搜肠刮肚地找寻一个合理的解释—某种隐秘而卑鄙的动机。尽管律师极少说话，也没有朋友，但市长得出的结论是：“哗众取宠。他以为他将会统治这个监牢。他想做个独裁者。”“让我们瞧瞧老古董吧。”皮埃尔说。不过，怀表被银链牢靠地拴在市长的马甲上，链子上沉甸甸地挂着一些印章和硬币。它是不可能被夺走的。对这个要求他完全可以嗤之以鼻。然而，那一天却在市长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跟其他那些令人异常焦虑的黑暗日子一起，形成了一套个人独有的日历，譬如结婚、第一个孩子出世、市政会选举、妻子去世等等。他必须想方设法让表继续走起来，还得在没人留意时将指针调到一个合理的时间—可他感觉巴黎来的律师整日盯着自己。给表上弦其实相当简单，即便表没停也得上弦，他只需将发条上到一半，当天晚些时候再若无其事地拧一两圈就行。就连这都没逃过皮埃尔的眼睛。“你忙活什么呢？”他狐疑地问道，“你已经上过一次弦了。老古董是不是坏了？”“我根本没过脑子就上起弦了。”市长回答，可他的脑筋从未转得如此之快。他的表已有大半天时间比皮埃尔的闹钟晚了五个钟头，要找机会调整指针便愈发困难了。在这里，即便解决内急时也没有机会。院子里摆放的一排水桶就是厕所，而且为了便于看守看管，不许任何犯人单独上厕所，一次至少去六个人。市长也不能一直等到晚上，因为牢房里不许点灯，所以天太黑时无法看清指针。他还得始终在头脑中记录流逝的时间；一有机会就必须马上行动，连停下来犹犹豫豫地矫正一刻钟都不行。终于，在傍晚时由于打牌爆发了一场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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