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决选作品;兰登书屋签约作家亚瑟•菲利普斯从因伪造罪而数度入狱的父亲那里得到一部从未被发现过的莎士比亚剧本手稿《亚瑟的悲剧》，标识在剧本上的年份甚至早于目前已知莎士比亚最早出版的作品，《爱的徒劳》。亚瑟和他的双胞胎姐姐，黛娜，继承了父亲最后的愿望：出版这部“遗珠之作”。尽管十分怀疑剧本的真实性，但受限于和兰登书屋的合约，亚瑟不得不为这本“新发现的”莎翁剧本作序，在不失诙谐又略带伤感的回忆中，三名亚瑟的四段人生相互印证，彼此渗透，见证了莎士比亚在这一家人的人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先厘清人物。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当代畅销小说家，没错，他笔下的主人公就是真名真姓的自己，主人公的父亲也叫亚瑟，而他假称莎剧遗珠的同名戏剧《亚瑟的悲剧》也是长篇真实与戏谑 先厘清人物。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当代畅销小说家，没错，他笔下的主人公就是真名真姓的自己，主人公的父亲也叫亚瑟，而他假称莎剧遗珠的同名戏剧《亚瑟的悲剧》也是长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剧中悲剧人物国王也叫亚瑟。同一个名字、四个身份，即作家基于自己的真实生活，同时进行了现实主义传记描述与象征主义戏剧隐喻。 有不少读者认为此作与另一位美国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在形式结构上类似，都试图解构真实和伪作明晰的二分关系，质疑并颠覆人们对“虚构”和“真实”的期待和认识。它们都对学院派研究和刻板解读进行了反讽和揶揄，看似真诚地隐藏着戏谑之意。 书中有无数纯熟的莎剧诗行援引、典故、感慨，然而当下的现实生活又交织其中，这样的巧妙布局，这种艺术高于生活、源于生活的意趣，让阅读成了同样瑰丽奇幻的交织，让我们在旁观、感受、共鸣时，也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得到了艺术的隐喻和编排，原来其中的困惑、欢乐、痛苦、迟疑都如此相像，或许这就是因为我们就在广袤的舞台上卖力地展现着自己，在结局难料却早已注定的悲喜剧中浮沉。
如果有兴趣或重读，我们会发现，虚构的自传和剧本其实指向一致，都是个人的命运和成长，彼此呼应。亚瑟想奋力挣脱父亲的影响，从崇拜、渴望被承认，叛逆，到竭力摆脱，他从黛娜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异同中探寻自我。他与佩特拉发生感情，甚至让对方怀孕，最后只能在黛娜了解一切真相后祈求原谅。有趣的是，黛娜让他从莎剧中选择一个结局，由此了结这段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最终亚瑟答应黛娜，为那部他认定是伪作的莎剧写导言，真诚地道出自己的感觉。其实，小说中这部神秘的剧作，这部在虚构中被出版社和莎学专家们基本肯定的真作，是对同名主人公，也是作家人生故事的对位作品，无论是现实、小说，抑或剧本中的亚瑟，他们面对的痛苦和困惑本质上类似，正如小说在结尾处所言：
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不太像是悲剧，反正对其他人来说不是悲剧。也不太像喜剧，反正对我而言不是喜剧。一出问题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以后我们可以慢慢把它归于某种体裁的戏剧。毕竟，结尾是人为的，直到最后一幕。这完全要看你怎么读这本书了。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真话，那这本书可以有某种读法。如果你不那么认为，那就可以有另一种读法。就像那剧本。
在这样的作品中，有作家拉开距离的自我审视，有自传的细节真实，也有“我”对于莎剧和人生交织缠绕的困惑，有作家模仿莎剧创作的剧本，也有剧本内外的紧密互文，这种真假难分，都巧妙地编织在完整的作品中。身为读者，我们都明白这一切，我们的判断似乎站得更高一些，可偏偏在渐进的阅读中，我们的疑惑也层层叠叠地生成，发现原来现实可以被自己的阅读、艺术审美而塑造，我们的理解改变着我们的叙述，而我们的叙述又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反思。我从不特别喜欢莎士比亚。我觉得他的戏剧读起来更让人愉悦，而不是观看，不过我向来并非无他不可，直到这本不得不出、命运多舛的书。我知道，如此坦言显得我既不文艺，又不渊博，但这是实话。我怀疑，大概没多少胆怯而高雅的读者会悄悄附和我。我得补充说明，《亚瑟的悲剧》和莎翁大多数作品的水准高下相仿，也觉得此作出自莎士比亚是可信的（在词汇、风格等方面）。坦率说，我是站在从此事中获益最大一方的立场进行表态的。
当我对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我签了合同，要写关于莎士比亚的书，他语气颇为讽刺地问：“关于他还有啥可以再写呢？”缘由或许如此：除了我的亲戚朋友，大概很少有人明白，我的小说创作事业一直笼罩在我家庭与莎士比亚颇有渊源的阴影之下，尤其是我父亲和我双胞胎姐姐对莎士比亚作品推崇之至。于是，一定程度的心理干预必然存在，因为家庭的早期影响，我成年后就始终企图用自己的语言和想象来打动那两位唯理想化的读者，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听到他们评价说，相较于莎士比亚，他们更喜欢我和我的作品。
即便我现在正写下这些话，我也知道它们有多荒谬，尽管我承诺要将此付诸印刷并出版问世。我不可能真正觉得自己是在与这位比我早诞生四百年的人竞争。在所有形容他是英语语言最伟大的作家的老生常谈中，也不会有一句话和我、和我在文学上的地位、我家人的爱、我自己的“自尊”（这个词颇为尴尬，很有救赎性回忆录的味道）等有半点关系。我应该高兴，因为他有那么少数一些词我还是喜欢的，其他的我也就不敢苟同了，我也不在乎世人对他狂热的宗教式崇拜。（至于那些不认同是他创作了《哈姆莱特》和《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人，这些满心困惑的家伙的怀疑态度也同样疯狂。）
与莎士比亚一样，我本质上也并非传记作者。我是个小说家。不过，如果你要理解这部戏，它的历史，以及它如何成形的，就必须读一点我的自传。大概除了我姐姐黛娜，很少有人能清楚了解我们与此剧的渊源。我当然不是英雄，不过除剧本外，我在发现此剧一事上，无论要论述多久，都有合法权利。此事没人能对我找茬。因此，如果这是我在兰登书屋出版的最后文字，那它们至少是真实无误的，此话可以立即发表，以免很快就被曲解。
我将履行合同要求，写出剧本由来和情节梗概，加以编辑注释等，不过，在偷偷溜下台前，我还有其他话要说，也有一些道歉要致。
我和黛娜六岁前，父母一直生活在一起。除了当时的一些重要感情经历，其他早年的回忆都不太可信。回想四口之家的生活时，我能忆起当时的快乐，它们四处弥漫、芬芳香甜，与质感、气候、脸庞相关。（我觉得那些脸庞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记忆，它们是旧照片所激发的记忆画面，或者是我从听过的老故事里想象出来的图景。）
首先浮现的是我父亲，他是个征服黑夜、从不睡觉的男人。孩子们心目中有如此的父母形象其实并不奇怪，五六七岁的小孩得在父母入睡前上床，他们醒来时大人早就起床了。此后如果你没有再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在你的记忆里就成了无需睡眠的神奇人物。不过，我父亲彻夜不眠的神奇远不止如此。我记得，有几次他在漆黑的夜里唤醒我（也许当时只是晚上9点，不过五岁小孩早就梦里不知身是谁了），兴奋地告诉我一些重大新闻，或是什么千载难逢的大事件。“醒醒，小熊！小熊！你一定得看看，快醒醒！”
我正在睡梦中，那本心爱的太阳系图书落在我胸口，我的手指还在黑夜为底群星璀璨的书封面上摩挲着。我没醒来，于是他抱起我，我猛地离开床铺，醒醒睡睡，被他前前后后地晃着，接着我就到了户外潮湿的草地上，依然被他搂在怀里，沉重的眼皮几乎难以撑开，他耳语着催促我，让我凑着他那台支着三脚架、朝向天空的望眼镜镜头。于是，我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土星，那环状的、超凡脱俗的、点点星云中的巨大陀螺。接着，他转了转刻度盘，好像在调整望远镜的焦距和参数，将景物拉得更近些，我看见了十几位土星居民，他们兴奋地来回走动，轮流通过望远镜眺望着他们那里的天空，还做手势表示自己看到了我，显得很惊讶，企图引起我的注意。
此后，我又被抱回床上，父亲吻了吻我，让我接着睡。
小男孩就此清醒了，首要的事情就是向自己最亲信依赖的人求证此事。我问自己的双胞胎姐姐她是否曾做过什么梦，因为在那段说什么我们都会信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做一样的梦。“没有，因为爸爸叫醒我去看土星的，”黛娜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喜欢那些环圈，它是最棒的行星，除了冥王星。”
“不对，土星最棒，你看到上面的人了吗？”
“看到了，不过冥王星更好。”
我那时和黛娜一样好辩，对什么事情都会表示异议。
爸爸说，像土星那样的薄煎饼，像米老鼠那样的薄煎饼，偶尔也会出现的。他会戏剧性地捂上眼睛，甩下面糊，准保如此，每五片薄煎饼里（我们当时5岁）都必然会有一片像米老鼠。即便在那个已被证明有了私心的年纪，我也常常很开心地把自己的米老鼠煎饼让给黛娜，而每次她都会真的很惊诧，对我表示感谢。我还记得有一块煎饼像我母亲神秘的剪影，爸爸把它放在姐姐面前，久久地吻着她的头顶。“鼻子上还有黄油，”他说着，在煎饼左上角蘸上了一点。
（我后来也给自己的孩子做煎饼。我大概用的是捷克面粉，不过作品仅限于椭圆形和鱼形的。孩子们姑妈黛娜来做客时手艺也不比我好。）
母亲曾带我们去看爸爸的画展。她把我们穿衣打扮，还给我戴了小领结。黛娜和我可以自由走动，我们拿着装了汽水的纸杯，手牵着手，为爸爸和其他人的每张画都编个故事，把彼此逗得乐不可支。我们坐在木头长椅上，看着母亲把手搭在父亲背上，他那爱因斯坦式的黑色蓬松卷发被转台的风扇微微拂动。我们用吸管往七喜汽水里吹着泡泡，我还能吹出放屁声音逗黛娜笑。
“最后一次画作合展，”我母亲后来曾说起，“真令人难忘。”
我们可不那么认为。父亲越发狂热而悲哀地竭力要成为一名受公众认可的画家，这并未激励我和黛娜。他对世人的冷漠感到愤懑，我们对此并未察觉，因为这是他的事情，或者是因为孩子们对此天性淡然。对我们而言，成人世界就是木头长椅上的汽水，是画作和故事，是午夜时瞥见的土星天文学家，是神奇的薄煎饼。父亲让我们叹服，赢得我们的爱，不是因为他把我们当孩子对待，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他视我们为成人，而成年可是比童年棒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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