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美国有那么强大吗


作者:布拉姆,奥蓝格,黎阳     整理日期:2015-02-18 20:01:03

《美国有那么强大吗》作者从美国社会平衡失调、政治疲软、经济节奏紊乱和能源不足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面临危机的原因,他认为,这一系列问题可能给美国政治造成诸多方面的影响;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美国与中国的资源竞争更加激烈;美国保护器自身利益的趋势加剧,并逐步将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负担和财政负担向其竞争对手和西方盟友转移。 
  作者简介:
  约瑟夫·布拉姆尔
  生于1968年,曾是最著名的美国智囊团成员。他身兼数职,曾担任柏林阿斯本研究所项目主管,世界银行顾问,美利坚合众国众议院法律顾问,也是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成员。在评判美国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和深度剖析其意见领袖及掌权者方面,在德国他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
  2006年以来,布拉梅尔作为美国专家任职于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期间他带领编纂了《国际政治年刊》。著有《美国眼中的神与世界—以基督教右翼为出发点的乔治布什的外交政策》。 
  目录:
  前言
  社会平衡的干扰因素
  移民带来的再生和发展
  由始至终的社会不平等
  脑部问题——疲软的政治
  国家VS市场——意识形态之争
  分权与监督
  政治个体
  利益集团的影响
  政策阻碍
  放手自由贸易
  美联储的博弈
  心率不齐:经济浮沉
  汽车工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危机
  消费疲软和失业问题前言
  社会平衡的干扰因素
  移民带来的再生和发展
  由始至终的社会不平等
  脑部问题——疲软的政治
  国家VS市场——意识形态之争
  分权与监督
  政治个体
  利益集团的影响
  政策阻碍
  放手自由贸易
  美联储的博弈
  心率不齐:经济浮沉
  汽车工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危机
  消费疲软和失业问题
  破史无前例的财政亏空和国债
  通货膨胀和投机泡沫的危险性
  动力不足:能源困境
  依赖石油进口
  占领市场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057
  能源导致的贸易和经济风险
  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利益
  以石油为“轴心”的政治
  对外政策上的自我认知
  对国家利益的阐述
  9·11的合法化构架
  无人机作战
  奥巴马的新策略
  回归欧洲
  与有益伙伴扩大合作
  北约全球化带来的调整压力
  重新发现亚洲的价值
  对日本发出邀请
  与朝鲜和韩国关系中的能源因素
  澳大利亚的现实政治
  印度的增值
  面对中国的矛盾心理
  波斯湾的不稳定局势
  中亚和里海地区的较量
  地球另一边的非洲
  美国后院的争斗:两个美洲
  美国的新能源
  改革压力增大
  潜在的阻碍
  政策调整的机会
  国家推动改革
  德国和欧洲应该如何应对
  利用各种渠道施加影响
  缓解利益冲突
  创造替代能源需求
  重新发展跨大西洋关系
  作者寄语 前言媒体和分析人士对欧元走势的消极看法,让衰落的气氛在欧洲蔓延开来,渐渐淡化了全球对美国危机的关注。在美国,经济问题因为持续的经济、财政和能源危机仍在加剧,社会不平等现状也在继续扩大。此外,随着危机不断恶化,其政府内外政策的灵活性也越来越受限制。
  美国自建国以来,政治力量间的竞争就一直存在,社会经济问题导致各方面力量在竞争中逐渐被对方封锁,最终导致美国内外政策的行动力严重瘫痪。虽然美国依然要求保障一个美国式的自由的社会秩序,但是经济危机和政治阻塞使民主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些美国的种种现状即是本书将探讨的主要课题。美国必须承担起它在维护全球秩序方面的责任,以保障其国民人身安全及自由贸易和稳定的主导货币等公共财产的安全。这也是其他国家承认其霸权地位、民主统治者身份,并跟随其领导的前提。未来美国肯定会不顾一切地重视并推进利己主义,因为这对它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同时它也试图将大量负担向亚洲、欧洲等竞争者和盟友转移。
  经济和金融危机令美国的基础问题更加恶化,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46至1964年黄金年代的婴儿潮中出生的人逐渐退休。时至今日,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媒体和分析人士对欧元走势的消极看法,让衰落的气氛在欧洲蔓延开来,渐渐淡化了全球对美国危机的关注。在美国,经济问题因为持续的经济、财政和能源危机仍在加剧,社会不平等现状也在继续扩大。此外,随着危机不断恶化,其政府内外政策的灵活性也越来越受限制。
  美国自建国以来,政治力量间的竞争就一直存在,社会经济问题导致各方面力量在竞争中逐渐被对方封锁,最终导致美国内外政策的行动力严重瘫痪。虽然美国依然要求保障一个美国式的自由的社会秩序,但是经济危机和政治阻塞使民主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些美国的种种现状即是本书将探讨的主要课题。美国必须承担起它在维护全球秩序方面的责任,以保障其国民人身安全及自由贸易和稳定的主导货币等公共财产的安全。这也是其他国家承认其霸权地位、民主统治者身份,并跟随其领导的前提。未来美国肯定会不顾一切地重视并推进利己主义,因为这对它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同时它也试图将大量负担向亚洲、欧洲等竞争者和盟友转移。
  经济和金融危机令美国的基础问题更加恶化,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46至1964年黄金年代的婴儿潮中出生的人逐渐退休。时至今日,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欣然地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但种种迹象表明,移民的冲击力和随之产生的巨额费用,尤其是医疗和养老费用,使这个国家乱了阵脚。虽然汹涌而来的移民潮逐渐降低了国民平均年龄,但是如今这股潮流也只能对人口的过度老年化起到减轻的作用。年轻的一代在未来不可能承担得起供养上一代的重任。年轻求职者的失业率急速攀升,而且他们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年轻的一代根本不能对国民生产总值做出必要的贡献,更别说为上一代提供支持了。
  诚然,在美国仍有几所精英大学,它们所培养的人才具有推动科技和经济革新的重要影响力,这些人才常游走于国际的所谓常青藤高校之间。当然,他们的资产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好景不再。从几个领取奖学金者不难看出,大幅上升的学费只有少数富家子弟仍能承受。对于最优秀的一万名学生来说,这部分奖学金的投入绝对物有所值。他们在各教育机构中与未来的政治、经济主导人士建立起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在毕业之后能将这项投资成倍地挣回来。他们所拥有的良好的起步机遇,是其他公民无法企及的。他们的收入不会因缴纳社会保障金或税收而明显减少,不过多亏了他们的贡献,被毁坏的公众基础设施和社会弱者的处境才能得到些许改善。
  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性和风险的国家,人们被这些问题波及的程度各不相同。有人完全不受影响,而另一些人却必须面对更多的危机。如果更仔细地观察美国的资产和收入分布,便会发现很多极端差异。这些差异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并直接阻碍了美国经济复苏。如果说三分之二的美国经济是由个人消费者需求所推动,那么社会萎靡不振的情势就是经济复苏的绊脚石。失业率持续走高,而且和最新出台的债务上限一样,主要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联邦、联邦州其他影响需求的财政支出来解决。这样一来,哪里还谈得上购买力?与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通过失业金和社会保障金的形式进行的再分配实在微不足道。这些直接导致了更多美国人所能承担的消费额日益降低,因为如今借债消费已经不能实现了。
  在如此棘手的情况下,美国必须由上至下地清理近几十年来堆积如山的债务,以保障其信誉。国内的储蓄率对解决问题作用不大,因为低储蓄率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传统,很多家庭甚至债台高筑。外国越是无法或者没有意愿支持美国国债,美国就越有必要立刻执行其减债重任。
  进一步的经济促进政策已经毫无作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形势恶化。至少是在2011年夏季,有关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讨论震动人心时,政治体系就已经明显无法正常运行。如果总统尝试通过提高信贷支出刺激经济,必定会在国会受挫,因为参加共和党茶党运动的自由主义者和反政府代表在国会上阻止信贷,并受到了财政保守派蓝狗联盟的支持。不仅如此,总统在贸易政策上也多方受限。即使他敢于跟国会进行这场权力之争,也不会有议员会支持自由贸易政策。
  在财政和贸易政策受限的情况之下,美联储成为唯一保留下来的有行动力的机构。美国通过美联储购买市场上外国投资者手中仍未偿还的美国国债,试图以此来摆脱债务问题。这种方法美其名曰“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借口加印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美元因此陷入贬值危机。随之而来的有两大副作用:一方面美国摆脱了大部分债务;另一方面出口商品降价,因而更受市场欢迎。这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完全无伤大雅。
  尽管目前这种使美元贬值的计策收效甚广,但是就长远看来,美国经济的根本结构问题仍然存在。近几十年来,美国放慢了工业生产,试图向以金融服务为中心的服务型社会转型。就这方面来说,美国的确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革新意识,但是其中的某些革新却直接导致了经济和金融危机。正当人们为美国服务行业的繁荣欣喜时,看似执拗的欧洲人却仍执着于生产和工业,事实证明他们是很明智的。如今美国的掌舵者肯定意识到了,当人们忽略生产时,报复性的结果就会随之而来。
  美国必须再次开始生产。总统奥巴马希望通过绿色新政创造就业岗位、降低国内经济及外交政策的成本和风险。
  这无异于是实行榨油疗法。降低油耗势在必行,高额的油价已经让美国的经济活力陷入瘫痪,同时,美国的外交行动力也因此受限。崛起的中国逐步发展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美国想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确保其重要利益将不再那么简单。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的军事力量,即所谓的硬实力,依然不可撼动。因为其他国家拥有的军事战斗力都无法与这个超级大国一较高下。但是在危机四伏的货币战争中,这些装备毫无用处,甚至可能徒增累赘。为了稳定财政预算,美联邦政府不得不大量缩减军备支出,因为庞大的军备支出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
  另一方面,美国的软实力,即他在文化和经济领域的榜样效应和吸引力,也频频受挫。首先作为定位标尺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和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曾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其后果引起极大争议。在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称“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丧失了其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所有国家都应该以美国为榜样,对社会和市场实行自由化。关于国家在经济和移民社会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在美国本土也曾掀起过激烈的争论,这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2012年大选年之际,美国忙于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因为曾经的世界霸主,如今缺乏行动力,这很可能会让世界陷入无秩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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