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级地震，随之而来的大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7级核泄漏事故，堪比“切尔诺贝利”。地震发生两天后，大前研一即上传解说视频，在YouTube上的点击率超过180万次，广受好评。在本书中，作者从国家智囊的角度出发，根据专业知识对复兴资金来源、能源及外交政策等问题发表见解。
大前研一是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早稻田大学理工系毕业，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核工硕士，麻省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核工博士。曾进日立制作所参与核反应堆设计工作。此次日本地震后不久，即通过私人卫星广播“大前研一现场播报”等方式，第一时间发表对于震灾、核爆炸事故的评价、观察及分析。通过本书，作者分析了日本政府及东电应对失措的原因，更进一步揭示震灾发生前便已在日本存在长达20年的危机的实态，同时对日本复兴之路提出建言。
作者简介：
大前研一（1943-），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福冈人，早稻田大学理工系毕业，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核工硕士，麻省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核工博士。曾进日立制作所参与核反应堆设计工作。1972年进入麦肯锡公司，历任日本分公司总经理、亚太地区首席代表等职。1992年创建“平成维新会”，在此之前就已开始提出个人的日本设计方案。此次日本地震后不久，即通过私人卫星广播“大前研一现场播报”等方式，第一时间发表对于震灾、核爆炸事故的评价、观察及分析。通过本书，作者分析了日本政府及东电应对失措的原因，更进一步揭示震灾发生前便已在日本存在长达20年的危机的实态，同时对日本复兴之路提出建言。
目录：
引言翟新前言第一章核能时代至此告终
引自震灾发生两天后的《大前研一直播》，上传至YouTube后，点击播放率达70万次以上。核反应堆的“三保险”设计理念为何没能发挥作用？为什么说日本的核电产业就此寿终正寝？建议效仿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赈灾的例子，限期增收消费税。第二章缩小三分之一的生活
引自灾后一周的《大前研一直播》。日本的核电产业步入严冬，高峰时段的供电削减25%。但计划停电愚蠢透顶。总之，只要高峰时段用电需求不超过供给，就无需停电。此处提出三种解决办法。第三章日本复兴计划
此次事件动摇了作为核反应堆安全思想根基的“拉斯穆森概率论”。要重新思考科技的哲学理念。为什么说用混凝土封存的石棺计划是危险的？改革道州制和个人意识。根据3月11日前业已实行了20年的日本危机基本指标，思考日本复兴的路线。前言 正当日本民众凭借顽强的意志和高度的智慧从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三重打击中挺立而起之际，我们十分欣喜地读到同济大学蔡敦达教授精心译出的大前研一先生《日本复兴 正当日本民众凭借顽强的意志和高度的智慧从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三重打击中挺立而起之际，我们十分欣喜地读到同济大学蔡敦达教授精心译出的大前研一先生《日本复兴计划》一书的中文版。笔者相信，无论是就该书的主题，还是作者的适任性而言，这都称得上是一部为中国各界翘盼已久的作品。
大前先生1943年生于日本福冈县，在东京工业大学拿到核工程学硕士学位后，随即留学麻省理工学院，继续专攻核工程学，最终获该校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于1969年进入著名的日立制作所工作，其间参与过核电站重要设备高速增殖炉的设计工作。就是说，本书作者自20世纪70年代初转身致力于经营学研究以前，曾长期驻足核工程学领域，有坚实精深的核工程基础知识和研发经验。大前先生写作本书的另一别人无法取代的优势，则是他长年在经营学研究领域耕耘，累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关于社会变革，既有宏远超凡的视野，更不乏系统而个性化的经营理念和操作技能。至今为止，大前先生在经营和社会变革领域已出版了《企业参谋》等70余种书籍，其中《创业圣经》等10余种已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他还积极参与经营学理论的实践和该领域人才的培养，不仅主办了非营利组织“一新塾”，而且以校长和教授的身份经营着日本唯一一所以企业方式经营的专事研究生培养的商业突破大学，同时还出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本书初版2011年4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付梓。也许是因出版日期距灾害发生不足两月之故，书中大半篇幅所论并非围绕一般意义上的复兴计划展开，而是基于作者所称“整体的冷静思考”，对福岛核事故及原子能利用管理上的问题所做的分析和展望，在此基础上，作者在本书最后以一章的篇幅聚焦于主题，即就日本如何复兴这一旨意展开宏论。这样的结构安排，乍读可能会生出些不解，但如念及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主要是为在多重灾害突袭下的人们指点迷津的功用，自然也有其必要和合理的一面。而头两章的述论中，予人深刻印象的内容并不少见。比如，在解说事故原因及消除问题的处理时，大前先生首先便入木三分痛陈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与消极态度，其次也对急救现场所暴露的不得要领的举措和学者同人中理论脱离实际及麻木不仁之辈的言说施以抨击。如此左右开弓后的大前先生，还把批评对象扩展到日本在核能利用的体制和国策上的问题，并对国家一面标榜“无核三原则”，一面通过保存大量核燃料来储备核武装力量的做法呈示了疑虑。与此同时，他也从行家的立场出发，提出应增消费税，不宜计划停电，数年内以混凝土永久封存核电站设施等应急措施。由于这些言论都出自大前先生对日本灾民直播的网络视频节目，由此我们也可看到，作者虽为一介学者，却能在国家突遇重大灾变和危机之际，坚决站在社会良心和民众的一边，从而对世间尤其是权势者始终保持直言的姿态，并恪守着责任意识的底线。这一点虽说理应为知识分子的担当，但在现实世界依然是可敬佩和值得倡导的所为。
东日本大地震使日本这个国家经受了严峻考验。一年来，日本官民采取种种对策，致列岛摆脱了灭顶的危机。即便如此，至今未至可乐观甚至松懈的状况，全国上下依旧面临诸如
灾后重建、事故核电站废弃物处理、灾区清污、复苏断裂的国内产业链乃至实现经济增长等急待处理的课题。在这样的过程中，民主党政权虽在救灾考验中以其诚意和努力在民众中勉强获得了合格分数，但如以更高标准衡量，其执政能力遭到普遍质疑，也是事实。大前先生正是基于这种民众对政府甚不信任的社会背景，提出他的复兴日本计划：“第一，实施道州制，让地方繁荣起来；第二，改变日本人的精神面貌。”
大前先生提起的道州制，实质上就是把现在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变为道州联邦制国家，通过这个国家统治机制的改变，使国家今后不再由中央政府掌舵，而是让各个道州组成的联合体来决定日本的走向，同时增进国家进步的活力，从根本上避免因中央政府的不作为和无能引致的风险。显然，大前先生所提示的道州制，并非公共管理学范畴的小政府大社会，不
过为旨在进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再配分的弱中央强地方模式。诚然，道州制的道也好，州也好，其名均起源于中国西汉与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它的基本意思是将现行的一级行政区划都道府县改为道州，并使道州成为比都道府县更为广域的新行政区划。而在日本史上关于道州制的议论实由来已久。较早的道州制论甚至可推至明治时代，当初在北海道地区废三县而
设道厅的行政机构改革就是道州制论的很好实践例。至昭和年间，田中义一内阁伞下的行政制度审议会曾提出将全国分设为6州的“州厅设置方案”。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围绕道州制的议论越发盛行。2006年，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咨询机构的地方制度调查会就施行道州制，提出“9道州”、“11道州”、“13道州”三种方案，即通过把现有的47个都道府县的一级行政区划的地位让位于9至13个道州，使得中央政府除外交和军事以外，向地方政府让渡更多的行政权，实现强化地方自治和增进国家整体活力的目标。但这些充其量还只是构想中的方案。并且，从日本舆论动向来看，虽然公众多数赞同强化地方分权，但反对施行道州制的意见也占了六成以上。在这里，似乎道州制和地方分权分别成了名与实的象征，而日本多数民众在取名还是取实这一问题上，似和大前先生的价值取向尚存一定的差异。
大前先生构想的日本复兴计划的另一支柱，则是前述之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实际是指培植国民的自立性。而这个自立性又被单纯明快地解释为不依赖政府，因为“国家的不作为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所以只有“改变个人的精神面貌，通过自我复兴和自救来获得生存”。也许这才是大前先生为日本复兴所寻觅的根本路径和精神基础。然而，日本经天灾核祸的
惨重打击，已大伤元气，此话虽不假，但问题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否果如大前先生所言，已沦为丧失自信心和奋斗意志的国民了？从不久前内外媒体传递给我们的日本抗震救灾图像，笔者以为恐难以苟同。因为映入世人眼帘的多数，是在困境下怀持愿景，并以世所罕见的自立自律精神艰难抗争着的日本人群像。而当下日本所遇的灾难再重再大，相较于
这个民族在公元6世纪的大化改新、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后重建列岛前夕所遇的危机，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此，看了大前先生为日本复兴所开的处方签，自然会忆起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先生那句评论日本的话：作为均质社会的日本，最为缺乏的就是开放性。平心而论，拜读本书后最想与大前先生议论的话题，也正是这一点。以笔者浅见，对日本这样的人均年龄已达51岁的成熟社会而言，首先于人的精神领域徒增开放性，从而源源释放内部的社会活力，也不断引入外部的积极要素，岂非话语短期乃至中长期复兴计划之际最不可无视的要义？
翟新
2012年初夏于上海交通大学新建楼我从两个方面思考日本复兴计划，即：
①实施道州制，让地方繁荣起来；
②改变日本人的精神面貌。
假如说前者是地方整体的课题，那么后者就是每一个个人的主题。这两个方面不分先后，必须同步推进。以下按序加以说明。
首先，在①的前期阶段应该考虑与三全总（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诀别。1977年内阁会议决定的三全总设想，是把东京的繁荣照搬到新潟的、田中角荣式的构想。把繁荣均等地分摊到全国去吧！——这个办法已告失败。发行赤字国债导致国家财政崩溃，要问整个日本是否靠自己的力量达到了繁荣，回答是否定的。现今自治体的状况是吸纳补助金就像吸氧气，只要还有补助金就还能凑合，一旦停止供氧就要猝死。不彻底告别这一状况，不幸的地方依然还会增加。应该抛弃国土均衡发展的幻想，如本文所述，东北的振兴由东北自身去描绘未来蓝图，关东由关东，关西由关西，各自朝着发展的目标前进。各地都应该朝这样的方向去努力。
与三全总的彻底诀别只是摸到了新脚本的门口，至于接着往前该如何规划，将在下文详细介绍。
每到年底，就会有记者和编辑来问我：“明年的经济预期如何？”过去15年中，其他所有的学者和经济杂志每每都像神谕似的说：“明年年初还不行，到下半年会复苏。”我却对记者们说：“不，不会复苏，弄不好还会像西班牙、葡萄牙那样停滞四百年呢！”他们便无话可说了。不过——我又补充说，也不全部是坏消息，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四百年漫长的衰退岁月，日本早已经度过了20年。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家的经济与个人的生活直接相关。不提拔、不加薪、养老金的给付年龄往后提，缴纳的金额在提高，领取的金额在减少。这就产生了一个切身问题：当收入不再增长，你将如何改变你的人生？谁都没有注意到，全球实际上只有日本在这20年里持续贫穷。看一下这组数据，会发现这20年里国民整体的家庭收入，日本是-12%。你或许以为其他先进国家也差不多，但其实，法国、英国、美国在此期间增长到了2至2.5倍，新兴国家甚至增长了大约9倍，实在无法比较。总之，国民整体的家庭收入实质性减少的先进国家只有日本。因此，在谈论日本复兴计划之前，必须先弄明白为什么只有日本在减少的原因。
在此，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日本人的家庭收支情况，恐怕你会对自己的将来不寒而栗吧。现在将消费者进行分类，首先分出“夫妻、有孩子、有房屋贷款”——有家庭、孩子和贷款这三重压力的人，生活最艰难。夫妻的收入一直在减少，贷款却不减少，教育费用维持不变。因此，属于这一类的人群将50%以上的收入用于教育费用和还贷。顺便提一下，20年前是30%。在这样的状况下，即便有其他消费的想法，恐怕也没有多余的钱。另一方面，占比最多的是“青年、单身”这一类。这类人群的收入显著下降，不能消费，也存不了钱。都说日本人的储蓄率是世界第一，但实际上已经被美国超越。在日本，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1992年是15%，2008年下降到了2%。美国尽管在2005年跌至2%以下，但在经历黎曼休克之后，已经回升到了6%。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快速地从消费社会转向了储蓄社会。
认为“高龄者”是有钱人也是一种错觉。俗称“逃脱一代”的下一代，退休金被削减，养老金满额拿到手的年龄从65岁延长至70岁，家庭收支的困难在增加。从刚退休时的年收支-78万日元开始减到-9万日元为止的时间拉长了，也就是说，要过了75岁，才总算能够松一口气。与2000年的70岁就能松一口气相比，残酷程度显而易见。因此可想而知，在75岁之前，一生积蓄恐怕已经见底。结果，日本的家庭收入减少，导致消费不能增长。所有年龄层的收入和消费都在下降。资产本来在增长，到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滞涨。曾经的“一亿总人口中产阶层”变成了“一亿总人口贫穷阶层”。唉！说是公平倒也公平的……而资产不增长的一个根本元凶，就是房产价格的下跌。其中问题之一是住宅的使用年限太短。美国是63年，英国是84年，而日本竟只有27年。当然，10年一过，建筑物基本上不再作价评估，而完全取决于银行的担保审查。在美国，刚买入时的房屋价格最便宜，只要位置好一点的，随后的30到50年内会持续上涨。美国人不储蓄却买得起住房的原因就在于，转卖房屋的收益比银行储蓄更合算。
为什么日本的房屋使用年限这么短，税务制度规定建筑物30年折旧归零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是所处的位置。美国和德国都很看重地区的“街区景观”并肯为之花钱，只要街区景观好就一定升值。日本没有这样的地方。因为日本的《建筑基准法》找不到一句描述有关街区景观的句子。必须改变这样的做法。假如将《建筑基准法》下放给自治体，街区景观定会变得非常美丽，这也是道州制的好处。
总之，房屋使用年限短、《建筑基准法》、银行评估时随意低估二手房的价格，等等，都加速了房屋资产价格的下跌。曾经的一代，即使离都心需要80分钟的路程，也要花6000万日元购买公寓房，可现在的年轻人却说上下班单程40分钟已是所能承受的极限。实际上，40分钟距离圈内也能买到4000万日元以下的优质单元。不禁要感叹现在的男人真是食草族。20年前的日本人充满野性，可以花上80分钟坐着摇晃的满员电车奔赴战场，因为满怀升职加薪的幻想。
离都心80分钟、6000万日元的房屋现在又如何？拿去置换抵押，银行的估价是2800万日元。银行贷款10年只减少了1000万日元，欠债还有5000万日元。如果将房子卖掉，还有2200万日元的借款需要归还。这也只对金融机构有利，因为银行是把还款先抵扣利息后再抵扣借款本金。在美国，有的州法律规定只要房子脱手，借款也就销账了；而在日本，银行可以跟到地狱来追讨。自我标榜站在普通百姓一边的民主党政权难道不应该首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吗？像这种无偿债能力的人，全日本甚至多达约700万人。其中最多的是45岁年龄段的人，也难怪现今日本的壮年人缺乏激情了。
应该由拖轮拉动日本
以上是与地震、核电站无关的话题，但也是在思考日本的复兴时绕不开的话题。这些已完全超越了诸如诚实、努力之类的层次。这里所谓的发奋努力——比如经营者想要尽全力削减成本，也不能学莲舫大臣像削干鲣鱼那样削减预算，那是不行的。必须勾画全新的蓝图，启动全新的引擎。这个引擎就是我的复兴计划支柱之一的1道州制。
首先要拥立怪人当领导，在日本设立5个或6个“都”。大阪都、中京都、新潟都、福冈都，还有神奈川都……这里所说的“怪人”是凡人的反义词，意为具备改革志向和推动能力的人。列举具体名字的话，有构思大阪都的桥下彻知事、构思中京都的名古屋市长河村高史、构思新潟州的泉田裕彦知事等人。既然名为道州制，那就应该把北海道也算进去，可不知是福还是祸，那里的知事不是个怪人。我对神奈川县也满怀期待，很想提议新知事构思一个神奈川都。那里的现状是，神奈川县知事的实际作用极其有限，县内有横滨、川崎、相模原等三个政令指定都市1，神奈川县知事实质上不过是一名“湘南市长”而已。因为政令指定都市的权限与县的权限究竟哪个优先不甚明确。福冈的情况也一样。除了北九州市和福冈市，也就剩饭冢市和久留米市了，但饭冢市有麻生太郎、久留米市有鸠山邦夫当后台，所以福冈县知事麻生渡工作上也不用太费心，完全有闲工夫担任全国知事会的会长。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胡说什么“日本只要有一个都就够了”，于是我向桥下知事进言：“那么，把大阪与京都合并后取名‘京都’就行了。要是石原知事的脑袋还转不过来的话，就改为‘本京都’吧。”明治天皇迁都的时候难舍京都这个名称，所以取名“东面的京都”，这就是东京都的由来。
最近20年间，在日本找不出一个地区发展的成功例子。所谓的地区发展，听到的报道不过是建了个巴赫音乐厅，有人来听音乐会了之类，净是些小打小闹，看不到一个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经济的成功事例。放眼当今世界，繁荣的地域全都在地方上。就是在中国，也是“市”这些点的繁荣，并不是“国”这个面的繁荣。
当初中国决定走改革开放路线时，只有上海和深圳两个城市进行了资本主义的试点。因为有了这两个城市持续十几年的成功例子，1992年春天“南巡讲话”后，才将试点推广到13个地区，随后又扩大到了全国。也就是说，一国两制并非一下子波及全国。（注：此处可见作者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偏差。——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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