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危机与改革、制度与政策、政府与市场、教育与文化四个维度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和现代中国的教育与文化等社会热点问题，对相关中国经济政策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评价，并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本书的分析基于作者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立足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观察、思考与研究，以及与学术界、企业界、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密切交流。本书的写作风格深入浅出，叙述平实，观察敏锐，思想深刻，逻辑严密，结论清晰，彰显了作者睿智的思想与务实的作风。本书既可作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专业读者的参考文献，也适合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非专业读者阅读，还可作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辅助读物和补充教材。
作者简介：
卫志民，经济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政府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出版著作有《政府干预的理论与政策选择》、《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学史话》、《工资是靠不住的》等，在《财经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并在OutlookChina、Sunshine等境外杂志上开设经济评论专栏，是我国具有一定学术和社会影响的青年经济学者。
目录：
危机与改革
中国经济的未来
迷茫的中国改革
机遇和挑战并不总是对称的
中国改革的午休时间过长了
遏制两极分化应着眼于初次分配领域
如何才能让政府少花钱？
7.5%还是8%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
用制度取代政策，用规则取代相机抉择
也谈民富、国强和民族尊严
制度与政策
推进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中国人的“折旧率”应该比欧洲人高
国企存在的逻辑
国企高管薪酬危机与改革
中国经济的未来
迷茫的中国改革
机遇和挑战并不总是对称的
中国改革的午休时间过长了
遏制两极分化应着眼于初次分配领域
如何才能让政府少花钱？
7.5%还是8%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
用制度取代政策，用规则取代相机抉择
也谈民富、国强和民族尊严
制度与政策
推进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中国人的“折旧率”应该比欧洲人高
国企存在的逻辑
国企高管薪酬
我们要像信任党一样信任市场
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
刺激内需需要的是供给政策
把钱直接交给老百姓
制度质量与经济繁荣
用体制改革而不是塔吊来建设世界城市
政府与市场
关键是要消除滋生行政审批项目的体制基础
互害还是互利取决于制度环境
激进的中国高铁建设
在“大飞机”项目上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任重而道远
以保护的名义垄断，以市场的名义掠夺
要求实名举报其实是官员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轻则行贿，重责受贿，更有利于减少寻租行为
其实做衬衣比造飞机更有利可图
让违法者倾家荡产，不如让不称职的市场监管者下岗失业
让“名人代言”承担“连带责任”可能会误导社会的思考方向
企业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教育与文化
关于文化侵略
我们的社会为何缺乏真正的知识分子？
透视中国高校的债务危机
中国实体书店危机
经济学家为什么经常岜谎?Щ??br/>中国的学术腐败
学术反腐，大有可为
学术竞争与学术道德
我们也许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
八大原因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
学习、思考与运用
经济学教科书的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
没有财务自由，就难有思想自由
工资是靠不住的
春天如果到来，坚冰必然融化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经济将进入低增长时期？如果你问我中国经济在某个特别的日期以后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我恐怕只能诚恳地说不知道。我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我也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内幕消息，不知道最近会有什么重大政策出台。但我知道，中国经济在2012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这种困难不是简单的经济不景气，从根本上说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内生性的，尽管诱发因素是欧美大型经济体因为金融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所引起的外需骤降。既然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内生性的，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只能依赖于系统性的结构调整，而非依靠相机行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样的技术性手段所能解决。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好经济长期低迷的心理准备，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等待国际经济形势好转就能自然痊愈。虽然不具备预测能力，但我愿意猜测一下。我猜测高层的宏观经济管理者们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们清楚，长久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在存在严重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依靠外需的强劲增长，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时间的大量投入，依靠外来投资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依靠高储蓄率，依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获得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有其致命的弱点，一是难以长期维系，二是经济增长的成本过高，后遗症很严重。当然，宏观经济管理者明白，目前这种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是一回事，是否能够着眼于未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是另外一回事。决策者自然有决策者的难处，俗话说得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证明，小平同志是对的，中国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不走入经济险境，深层次经济改革的决心往往就下不了。只有经济形势的发展威胁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才有可能痛下经济改革的决心，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经济改革总是意味着要承受新变化所带来的未知后果与风险，意味着目前利益格局的调整与既得利益的流失。所以，对于经济改革，我们总体上来看是说得太多，做得较少；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这样的问题谈得较多，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出台得较少；相机行事的政策调整太多，制度性的改革较少，总是应急、救火，而不大愿意立足长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不愿放手既得利益，又急功近利，要求立竿见影，怎么可能着眼根本、立足长远？同时，由于决策不科学、不透明，那些专注于短期政策效果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会矫枉过正、忽左忽右，从政策的实际效果上看，反而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对于实质性的改革常常只说不做，甚至玩打左转灯向右转的把戏，如以改革的名义搞国进民退、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以经济改革的名义寻租。不能再试图用“聪明的”经济政策去掩盖经济制度层面的问题了2012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低增长时代的元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可能很难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上去。从国际环境上看，至少在最近三年，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不会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状态，美国的经济虽然已经探底开始回升，但也不能指望它能够重现格林斯潘年代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强劲需求，美国刚刚收获了一个大的教训，不可能这么快就忘记了金融危机的痛苦。欧债危机还在发展之中，欧洲人还未痛下决心告别高福利体制，他们的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难以重新旺盛起来的。从国内市场来看，内需继续不足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中国的内需不足是由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内需不足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中国家庭部门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太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反过来说，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太多，国有企业部门的利润总量太大，寻租活动的规模太大。家庭部门本来就只有很低的收入，因为社会保障系统的缺失，因为住房、教育、医疗、中国社会未来的不可预见性等原因还不敢进行充分消费，或者已经被高昂的房价预先透支了。如果继续走老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大量投资来刺激经济，驱动经济增长，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原本已经严重过剩的产能，势必会恶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然同时也伴随着宝贵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2008年银行系统的新增贷款余额为4.9万亿元，2009年、2010年、2011年的新增贷款余额分别为9.6万亿元、7.6万亿元和7.5万亿元，加上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投放的财政资金，加上地下金融系统的新增贷款，30万亿元的资金投下去，有什么效果？打鸡血、吃兴奋剂的办法无疑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再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上升也不支持中国经济继续走低成本扩张的老路。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工厂”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俨然已经成了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的晴雨表，只要中国统计局传出好消息，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必然上升，否则必然疲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很快，尽管还有一半的人口在第一产业部门就业，尽管中国劳动力供给上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在经济学者之中还未达成共识，但大学招生规模的跨越式发展无疑已经使“刘易斯拐点”的症状明显出现了。由于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超前发展和超常规发展，目前每年的入学人数已近700万人，造成了“大学生产能”的显著过剩。大学生在总量上供大于求，就业日趋困难，工作状态和薪资水平正在迅速地蓝领化。同时，非熟练工人的供给日趋紧张，工资水平向白领化方向运动，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不断增强，熟练工人更是如此。而制造业所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多为蓝领工作岗位。把年轻人送进大学，表面上是积累了人力资本，为他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但人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还有个匹配的问题，超前发展必然导致过剩。同时，把这些年轻人送进大学也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很难再成为打工仔、打工妹了。农二代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长年累月地通过媒体宣传那些对草根阶层来说不切实际的美好生活、现代生活，农二代们越来越难以接受他们父辈黄牛般辛苦劳作的生活了。他们要过现代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薪资水平能够让他们过上电视中表演的那种生活吗？廉价的劳动力提前消失了。激进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劳动力供给在急剧减少。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再加上时间成本上升、抚育成本上升、生存环境恶化、贫富差距等原因，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到比较危险的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人口普查，北京、上海、东三省这些地区，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大体上仅为0.7，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广西也仅为1.7左右，大大低于完成正常世代更替所需的2.1水平。可以预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劳动力的成本一定会保持持续、快速上升的态势。土地的成本短期也难以显著下降。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土地的供给不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自然增加，土地的供给量受行政力量的支配而非供求定理的支配。为了土地多卖钱，地方政府自然不愿意充足地供应土地，自然会受到很强的激励去人为地制造土地供应的短缺，人为地通过抑制容积率和小面积住宅单元的供给数量来抑制住房的供给，同时去打击住房“黑市”——小产权房。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不但透支了中国未来的市场需求，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各行各业商业活动的成本。环境方面的成本也在上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常被人称为涸泽而渔式的甚至是断子绝孙式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们把过去30年的环境成本也计算进去的话，我们的GDP还能够剩下多少真就是个问题了。也许将来治理这些污染、恢复生态环境所需耗费的代价在价值上会超过我们先前所取得的产出。现在我们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到了人民容忍的临界点了，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导火索，厦门、大连、启东、宁波这一连串的事件都因环境议题而起。所以，原来依靠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外需拉动、牺牲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渐渐地走到了尽头。未来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不能再试图用“聪明的”政策去掩盖制度层面的问题了，中国经济的出路取决于管理层对改革的态度。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人均GDP还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50%，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空间也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还根本看不出人类想象力、创造力的边界，基因非常出色的中国人更是如此。中国缺的不是钱，中国缺的是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投资机会。应该从六个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才能够让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变为现实呢？不能光靠投资、靠大建“铁公机”，要靠制度变革、体制创新。对于改革与创新，我们不能只喊口号，只谈理念。那么，具体来说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改革呢？我想应该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是保护私有产权。政府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同样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得不到有力的保护，企业家创业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民营经济部门的投资就会短期化，人才和财富就会外流。第二是改革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不是政企分开，不是管理创新，不是强制分红，更不是抓大放小、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布局调整。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设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只有在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才需要政府介入。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国有企业是一个如何尽快退出的问题，而不是加强管理、做大做强的问题。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越大越强，这个市场的竞争性就越弱，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受损害。凡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地方，必然伴随着进入管制、不公平竞争、价格管制。即使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仅仅意味着提供预算，而不必然意味着设立国有企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最先进的战斗机都是由民营公司提供的，政府下达订单即可。美国的航天飞机退役后，往太空运输物资的服务就是由一家民营公司提供的。国有企业凭什么政企分开？凭什么自主经营？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生存于竞争性经济领域，不让它自主经营，它如何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呢？让它自主经营，岂不是变成了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经济割据”和“官僚资本”，出资人的利益如何保障？至于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一个规范与监管的问题。不进行民营化，跑、冒、滴、漏，国有资产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失吗？因噎废食的想法并不可取。至于“国计民生”的理由，把人民置于其自身利益的对立面，甚显荒唐，自相矛盾，不足道也。至于“执政基础”的理由，同样荒谬，政府运行所需经费，大可光明正大地动用征税权去解决，大量低效国有企业的存在不是稳固了执政基础，而是在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千万不要忘记经济增长是我们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第三是打破行政垄断，解除经济管制。垄断这种经济现象，所有类型的经济体都会存在，但中国经济中的垄断却与众不同。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垄断与微软公司的垄断不同，我们的垄断大都是各级政府创造出来的垄断，属于行政垄断，是政府保护的结果。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是经济垄断和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效率的体现。如果能够对国有企业完成布局调整，将国有经济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行政垄断就自然破除了。行政垄断降低了市场的竞争性，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减缓了企业创新的速度，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经济管制不仅窒息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压抑了中国人的创造性，经济管制还是滋生寻租活动的肥沃土壤。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经济管制就是清除官员腐败行为最有效果的措施。扬汤止沸远不如釜底抽薪。在中国，经济管制无处不在，所以，寻租活动也就泛滥成灾。与经济管制无处不在的状况同时并存的是社会管理，不论从质还是从量的角度去衡量都严重不足。原因很简单，经济管制体现的是权威，带来的是利益，即所谓租金；而社会管理提供的是服务，体现的是责任和义务。都愿意管别人，不愿意被人监督约束，都喜欢金钱和享受，不喜欢辛勤劳作，此为人性使然，非觉悟也。这就是为什么行政审批取消一批又长出一批，甚至越清理越多。所以，管制与管理不同，取消经济管制不是要不要政府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转变政府职能，把我们的各级政府改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的问题。这个政府不仅是服务型的，还是有限的、透明高效的、强大的。这就是我想说的第四点，转变政府职能。有限的含义就是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活动的范围，总的原则就是政府经济力量只在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存在，如提供国防、外交、司法等公共产品，界定产权，维护市场秩序，制约企业的市场力量，消除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国务院在清理整顿行政审批项目的时候说过，凡是民众能够自决的，政府都要退出；凡是市场可以调节的，政府都要退出，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否则许多问题不早就解决了？但说总比不说好，至少能够起到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透明就是要有一种机制保证把政府的活动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要有一种制度机制保证把政府拥有的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置于法律的笼子中。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保证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而不是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的上级。谁给予他权力，他就会向谁负责，这是铁律。如果政府的活动透明了，社会的言路畅通了，各级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就不再会是僵化的了，就会对民意做出灵敏的反应，犹如企业家一样，就会具有纠错能力，就能够不断进化、不断完善，就会变得生机勃勃。第五是降低税赋水平，调整税收结构，抑制非税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在现在的体制下，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政府主导的，种种理论不过是在为它做理论背书而已。政府要主导，必然会拥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必然要控制尽可能多的经济资源，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必然会集中大量的经济力量来干预经济活动，壮大政府力量，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同时，政府的权力得不到制约，所以，财政收入大幅跑赢GDP和居民收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民营经济部门尚可在夹缝中生存，政府的财力也可同步大增，但在今天经济增速下滑的阶段，民营经济部门高增长时代尚能勉强背负的高税负、高物业租金、名目繁多的收费罚款，就越来越变成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抑制非税收入、调整税赋结构、降低整体的税赋水平，迫在眉睫。但降低税赋水平与完善社会保障系统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方面有相当大的空间。看看环绕北京城区的会议中心，看看高档酒店、饭庄、旅行社的发票存根，看看大街上无处不在的豪华公车，就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减税的空间。况且政府手中还控制着海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还有一百多家巨型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我们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出售，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账户和养老金账户。共建美丽中国中国需要改变，问题是谁来改变中国，如何改变中国？中国的经济改革事业陷入徘徊犹疑的状态，这并不难理解。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中，各级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自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既是改革的领导者，又是主要的改革对象，自己革自己的命，当然很困难。看看官员公布一下自己的私有财产有多困难，看看全国住房信息的联网有多困难，你就知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会牵涉到他们多大的利益了。但虽然如此，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永远不会由单个利益集团所决定，而是由所有利益集团的合力一起决定的。所以，即使你非常不幸地生来就是草根，也不要自惭形秽、愤世嫉俗、心灰意冷、轻言放弃。你也许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至爱亲朋吧。你可能不知道，你在慢慢改变自己的同时，已经在悄悄地改变着这个世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既包括权贵，也包括屌丝。你选择了鲜花，这个世界便多了一缕芳芳；你选择了灰暗，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丝光亮。不要问谁是英雄，不要问什么时候春暖花开，而要问你为美丽中国的建设做过哪些努力。
迷茫的中国改革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到底是什么？这是个问题。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凌乱的、碎片化的、被动的和临时对付的特点。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是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各个领域的改革、各个层面的改革都应该在同一个虽然可能是粗线条的但却没有结构性错误的大框架下来进行。应该有个整体的规划，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项具体的改革，即使是微观层面上的改革，都能构成整个战略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如同一个摔碎的瓷瓶，每一个碎片都是这个瓷瓶的一部分，看似不规则的碎片却能复原为一个漂亮的花瓶。否则，这些具体的改革就有可能要么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要么是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我们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在过去的30年中，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我们不断地进行着各种改革，不断地总结出数不清的先进经验，不断地取得效果良好的制度创新，但这些经验与创新大都非常短命。我们的制度建设在很多方面就像我们的城市建设一样，总处于缝缝补补或拆了建、建了拆的折腾中。我们原本是个喜欢制定各种规划、战略和计划的国家，但在改革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上却似乎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由于缺乏整体规划，我们的改革显得很凌乱。当然，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涉及所有领域深层次变革的系统工程，但也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必须在所有的领域同时展开改革，也不意味着完全不能采取过渡性的改革措施。我们当然不能分两步跨越深渊，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悬崖。为什么全社会难以就改革的最终目标达成一致呢？就管理层来说，主要涉及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制约。现在这个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个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是行政权力和垄断利润密切结合的市场经济，是扭曲混乱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明显过渡性质的制度安排。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各级政府在竞争性经济领域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控制着土地、资金等重要的经济资源，掌握着大量可以直接干预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权力，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这些权力没有得到民众的有效制约。这样，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就能自由地寻租设租，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就是一个在所难免的结局。任何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都指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大既得利益集团的管理层自然不愿意明确改革的终极目标，而采用各种“伪改革”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或平抑民众对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的诉求。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管理层中也有一些人在21世纪的今天，还沉迷于把人民（这个国家的主人）当做防范的对象、在竞争性经济领域维持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集中力量办大事、规划许可这些旧思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就有强烈的动机去刻意模糊改革的远期目标，强调国情，强调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强调渐进的好处和必然性，甚至把那种主张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去设计改革方案的人斥责为理想化、天真幼稚、不切实际。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拖延改革，防止改革走向深入，走向自由竞争的、现代的市场经济。管理层甚至还会利用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以刺激经济、加强宏观调控、整顿经济秩序的名义，把加强政府干预经济、干预市场的能力当做应对经济衰退的手段，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改革离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远。也有一些管理层以外的人在思想观念上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受原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反对市场化改革。这部分人虽然不是既得利益者，但却常常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沦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股力量。由于改革是由管理层主导的，所以，我们的许多改革都是非常被动的，甚至是动机不纯的。被动就是不拖到十万火急的时候不改革，不到崩溃的边缘不改革，所谓“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只要日子能够过得去，管理层就会失去改革的动力。近年来，中国改革的步伐停滞了，所以，寻租活动愈演愈烈，经济管制不减反增，行政垄断横行霸道，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生态环境严重透支，各种社会矛盾在不断累积。所采取的改革措施通常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愿意从长计议、采取治本之策，而喜欢玩些小聪明、小技巧，搞权宜之计，缺乏大智慧、大格局，缺乏历史的责任感。所以，感觉总是在救火，总是在仓促应付。动机不纯指的是许多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拖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倒退行为。近30年来，改革作为时代的主旋律，从未离开过我们，各级管理层从未停止过改革和总结改革经验，但许多改革实际上是沿着强化强势集团利益的方向进行的，对广大民众来说似乎称为“折腾”更合适一些，以至于现在民众已经开始害怕改革了。现实中的许多改革，就是革别人的命，革弱势群体的命。这些形形色色的改革把原本就缺乏安全保障的民众抛入到日趋白热化的生存竞争中，但政府的权力在这些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和制约，反而日趋扩张和强大。这些“伪改革”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改革的热情，甚至把这些“伪改革”的受害者驱赶到改革反对者的队伍中去了。顶层设计，并不是高层人士或高层机构设计的意思，而是一个具有清晰终极目标、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民众长远利益和真实要求的整体规划。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这个面向未来的顶层设计只能主要由管理层自己来做。总体来说，现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机还没有到，即使有个总体规划出来，也是个过渡性的“顶层设计”。中国的改革只能在政府包容、底层推动、启蒙普及、理性讨论、外部善意示范、充分借鉴这些前提条件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在政府、民间、学界、国际社会的合力下歪歪扭扭地前行。可以缩短这一进程，我们可以平滑改革的实际路径，但我们绝对无法略过这个过程，也无法把它变为一条笔直的短线。
机遇和挑战并不总是对称的只谈挑战，容易让偏激的听众指责为偏激，指责为看问题不全面，指责为散布悲观情绪。只谈挑战，也会被喜欢极端化的听众指责为没有指出解决的路径，从而是没有意义的废话。所以，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舆论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就是一种政治上比较正确的表述方式。但是，即使没有指出解决的路径，仅仅是把问题本身认识清楚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或者对所存在的问题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法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况且，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机遇与挑战，不见得一定要在一篇文章或一个发言中都涉及才算是全面，可以单独谈其中的一个问题。如果言论没有受到限制的话，针对一个问题的各种各样的看法都能允许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然就会在宏观的层面上实现一种平衡，对一个问题认识自然就会不断深入和走向全面。就管理层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而言，如果从挑战和机遇的角度去表述，我认为可以用两句话概括：所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正在迅速地离我们远去。管理层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五个大的方面。一是管理人员的腐败。如果我们把每年遭到党纪国法处理的干部数量和公务员的数量做个比较，公务员群体可能要名列中国社会犯罪率最高的群体之一，而这部分人理论上是我们社会最精华的一部分人、最先进的一群人、最进步的一群人、政治觉悟最高的一群人，他们受上级之托在管理着这个国家，当然是以人民的名义。更为不幸的是，目前各种数据和个体的微观生活体验都不支持这个群体的犯罪率正在下降的结论。二是贫富差距。近十年来，没有官方的基尼系数可以引用，各个研究团体的估算高低不一，但都在0.4这个国际通用警戒线之上。各大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客户信息所进行的统计表明，2%以上的账户控制着50%以上的银行存款。我们知道，越是高资产净值人群，其资产的多样性越明显，银行存款在其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低。我们社会中不同家庭之间收入分配和资产拥有方面的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够比西式的民主国家更好地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优越性之二是能够比西式的民主国家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所有统计数据都不支持这个理论上的优越性。三是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破坏。与国际上的兄弟“单位”相比，我们管理层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度过高，速度稍微慢一点就睡不着觉，惶惶不可终日，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也许只有高速度才能够让大多数依靠工资性收入生活的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或者勉强与通货膨胀率打个平手。因为家庭部门的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近10年来是下降的，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又那么高，GDP的增长速度低了，社会就会不稳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管理层管理这个“单位”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我们过分依赖增长速度，导致管理层为了今天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牺牲一切，仅在语言上讲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在行动上常常无暇顾及增长的质量。这种经济增长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没有未来。许多人把我们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批评为断子绝孙式的经济增长，不无道理。四是社会管理能力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严重脱节，这在食品安全领域和环境保护领域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若干年后，当我们迎来癌症潮的时候，管理层如何面对草根大众怨恨的目光呢？北京市民死亡原因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肺癌，尽管我们的媒体尽最大努力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吸烟，并在北京市所有的公共场所实行全面禁烟，但肺癌发病率还是稳步上升，因为我们无法不呼吸、不出门。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到现在还不愿公开讨论PM2.5的真实状况，还在矫情外国机构该不该擅自发布空气质量检测数据、所发布的数据准不准、规范不规范。五是老龄化问题。过去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把人口多以及国民党政府运走大陆银行的黄金这类因素当做大陆地区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并以此为依据开始执行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直至今天。作为一种常识，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和失业率与GDP的增长率根本就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一头母牛生下牛犊都不会被看做是社会的负担，人却被看做是社会的负担，这是什么逻辑！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同时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人，是什么原因使他无法成为生产者，从而只能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成为社会负担的？虽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今日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落后，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受到了自然资源的约束。资源贫瘠和自然环境、政治环境恶劣的以色列在经济上能够取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GDP的增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必然会下降，现在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无一不为这个问题头疼，而我们的管理层还通过无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这个问题，真是不可思议。中国的老龄化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在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中，计划生育部门是个比较弱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我们连这个利益集团都摆不平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对中国的改革前景维持乐观的预期呢？在我们目前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普罗大众的生活如此艰辛，生存如此不易，你怎么可能指望我们的90后、00后们为了60后、70后们多生孩子呢？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呢。中国的草根民众在未来也许连婚姻都负担不起，或许爱情与婚姻已经变成了奢侈品或一种传说，可望而不可及。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面对老龄化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延长退休年龄，同时维持一个非常低的公共养老金水平。我很担心20年后的公共养老金无法维持一天三碗拉面的消费，很可能是这样的。这样，即使政府不强制延长退休年龄，国人又怎么能够退休得起呢？也许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倒在工位上，就是我们草根民众的最终结局，工位就是我们最终的归宿。老龄化几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尚未看到有哪个国家曾经成功地解决过这个难题。如果对未来抱有单纯的乐观态度，毫无疑问是一种糊涂的表现。如果对未来悲观绝望，就是消极。消极就会导致不负责任、无所作为、得过且过，甚至抱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乃至移民、转移财富，把中国当做是一艘巨大的泰坦尼克号，随时准备弃船逃走。面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问题，积极应对，立足长远，全盘规划，标本兼治。许多问题拖到今天已经晚了，但今天不着手解决，明天更不好解决。改革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做的。只说不做，不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忽悠吗？心理战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战术，不能指望依靠心理战取得经济可持续增长、民族复兴这场大型战役的胜利。挑战和机遇不总是对称的，不总是同时并存的。机遇是稀缺的，否则还叫什么机遇呢？稀缺的就是珍贵的，既然是珍贵的就要珍惜。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改革就是避免我们的社会陷入无序和混乱的唯一途径。
中国改革的午休时间过长了总有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即将陷入危机，但中国的经济至今没有如他们所言，陷入不可恢复的困境。是这些预言家怀有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唱衰中国？还是这些观察家学艺不精，缺乏洞察力？抑或兼而有之？这其实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没有认真回答的价值。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的健康到底有没有问题？问题有多大？需不需要留院治疗？坦白地讲，如果一个具备专业分析能力的研究者用专业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经济，他很可能会情绪低落，乃至抑郁寡欢。因为稍具专业水准的观察家心里都明白，中国经济如果继续留在目前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这个轨道上，它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许多悲观的中国经济观察家的预言都失败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败在了他们所提供的中国经济倒下的时间表上。这就好像一名医生，去预测一位罹患重症的病人还有多长的剩余时光。一名医生不应该预测患者的生命还有多长，这是有悖医德的。他应该竭尽全力地去探明病人的病因，确定最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并努力说服病人接受治疗，使其尽早恢复健康。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中国特色或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这样的一个经济系统，其实现的增长注定是低效率的，从而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在这个半政府管制的经济系统中，拥有雄厚资源和充足政策手段的各级政府的权力还得不到民众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政府官员可以随意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去自由设计各自辖区的经济增长路线图，或为寻租，或为抱负，或二合一、三合一，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增长的效率与代价就可想而知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近几年来一直陷入胶着状态，国进民退的反复已经引起了许多中国经济观察家的忧虑，虽然不是每个中国经济观察者都认同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已经显著地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但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是空穴来风。重新启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常说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做好几件事：解除政府经济管制，向民众开放经济机会；积极而富有诚意地创造条件，尽快在竞争性领域把国有经济力量撤出来；调整税收结构，降低平均税负水平，恢复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管理，改变政府管制泛滥、管理不足、“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局面；富有诚意地、主动地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改变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提高市场的自由度和竞争性。如果不在这几个方面诚心诚意地改革，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什么科学发展，什么可持续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化为一种口号、一种表态、一种良好理念的宣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变轨，必须摆脱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这条老路，积极主动地走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自由竞争不是不要政府，不要法治，恰恰相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自由竞争、公平竞争都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必须主动变轨，但中国经济如何变轨？要重新启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个老项目，必须首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新项目。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启，在目前现实制度环境的约束下，虽然存在官民相互促进的过程，但无可选择地还是只能由政府来主导。我们能够做的、应该做的就是不懈地推动改革，去开阔自由空间，点点滴滴地去培养和积攒社会中积极、健康的力量，通过自己微弱的力量，用正确的理念和坚定的行动去寻找我们的未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未死，只是午休的时间太长了。7.5%还是8%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谨防“打右转灯向左转”2012年3月6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增长目标设置为了7.5%，而去年的增长目标是8%。这样的调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调整很重要吗？这种改变到底有多大的理解空间呢？从技术的角度看，这样的变化首先意味着中央政府放弃“保8”了。管理层意识到，美欧经济恢复和提高国内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并非一日之功，通过地方政府政绩工程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再继续走下去也太危险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再加上通货膨胀和国企改革的停滞，都意味着继续通过以往的激素疗法去刺激经济是比经济减速更危险的事情。其次，中央政府用改变这个作为预期目标的数字，向外界再一次做了宣示，中央政府将继续维持其过去一贯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反对唯经济增长的政绩观，反对那种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地去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将一如既往地认为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追求可持续的公平正义的经济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措施，如果没有展示决心的具体措施，如果没有真正瞄准病源的具体措施，如果没有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在阻碍中国经济转型、阻碍法制的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形成的力量最终扣动扳机，仅仅是以不断加重的语气去表达一些一如既往的主张和理念的话，我们就未免会担心，中国经济在未来还会在管理层正确理念的不断宣示中，在管理层苦口婆心的劝诫中，在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涸泽而渔式的老路上越走越远。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如何如何”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如何”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如何去达到自己所宣示的目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了没有。最重要的是，你所采取的行动是不是能够达到你所宣示的目标，还是指东打西，打右转灯向左转。主动调整还是被动选择？从8%调整到7.5%，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但即使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也最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从这个角度理解，也是科学与理性最终占据了上风。所以，依然具有积极的含义。说被动是因为，如果不是我们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的速度，在现实意义上已经清楚地表露了无法继续安全地维持原有的增长速度，也许国家不会在2012年3月去调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值。所以，这种调整显然存在被动跟随的味道，被动跟随的味道大过主动引导的味道。如同我们的许多经济改革都是逼出来的一样，不到万分紧急，不陷入险境乃至绝境，管理层往往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做出让步，做出利益上的让步；往往就难以迸发出足够的改革勇气去触动一下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国家，经济改革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严峻的现实状况被动地推着向前走的，而不是在一个全面系统的、有清晰改革目标、着眼于未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全面规划下进行的。这种调整当然也含有管理层主动引导的导向含义。管理层再次表达了自己并未搞GDP崇拜，也从未主张过。中央政府20年来一直在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意义，要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由外延式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内涵式的经济增长，后来又提出了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等新说法，其实意思都差不多。说了20年还在说，这说明管理层说得太多了，做得太少了。我们经常说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为什么会说得太多、做得太少呢？就是因为经济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到了今天的这个层次，改革已经无法按照帕累托改进的方式来进行了，改革已经无法在每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都不受损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了。中国的经济失速来得过早？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经济体，利用其“后发优势”，长期维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容易实现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低也有其必然性。这就犹如一个考40分的同学，把成绩提高到60分、70分是比较容易的，但要一个学习好的同学把成绩从90分提高到95分，就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了。这在经济学上叫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但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经济失速来得过早了，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还过早吗？的确如此，中国的长期快速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新闻语言，可以称为“经济奇迹”，但从学术的角度，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现代经济学完全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从最本质上说，就是市场经济的成功，就是自由竞争的成功，经济自由就是中国经济30年快速发展的最基本经验。劳动时间的巨量投入，自然资源的巨量投入，让人不敢正视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利用后发优势所获得的飞速的生产技术进步，国民收入令人心酸的超低消费率，地方政府年复一年的大兴土木，自由的富有秩序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就凑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无法再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了，大家勤奋得都疯狂了，抑郁了；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可以透支了，我们还有子孙后代呢；如果我们不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全世界的能源都给我们使用，也无法一直维持现在的增长速度；环境与生态破坏的情况就像PM2.5一样，终究会浮出水面，不可能永远藏起来，治理污染、恢复生态所需耗费的金钱将来会超过我们以此为代价所获得的财富；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已经没有多少了，毕竟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了，我们不能总是扮演学习者和模仿者，要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我们就终究得演变成创造者、人类文明的贡献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可能年年都以大幅高于GDP增长速度的速度增长，总有个极限，目前已经接近极限了，老百姓毕竟还是需要衣食住行这些基本消费的，总得给大家留点钱；地方政府多年来的大拆大建已经闯下大祸，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起，把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很难设想继续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了；美欧这些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未来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蒸汽机、电、计算机技术这类划时代的技术创新推动，很难预期他们能够获得高速经济增长，从而对我们产生旺盛的出口需求，况且他们的老龄化问题以及与此高度相关的政府债务危机都非短期内能够解决；世界的平均关税已经很低了，贸易壁垒虽然没有完全消除，国际贸易领域还存在很多贸易摩擦，但自由贸易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世界上局部动荡乃至局部战争目前正处于活跃期，因为世界在转型，但转型的方向和结果是和平和民主，这一点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没有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是没有未来的！在现有的体制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调整政府宏观调控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值也是必然的，国内外各种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因素，其演化方向大多数都是对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速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不利的。如果管理层不在行动的层面上实质性地推进深层次制度变革，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很快将突破中国这个经济体的最高载荷，成为我们无法承受的一种致命负担，为我们带来难以承受的可怕后果。所以，我们不是无计可施，更不是别无选择、只能走向失序和动荡，有很好的选项在等待着我们去选择，那就是通过改革，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法制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只要管理层能够勇敢地选择深化改革，中国经济还能快速增长30年。良好制度的威力，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难以想象的制度红利。如果我们建立起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就不要讨论中国经济要以多快的速度增长这样无聊、愚蠢的问题了，这完全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特有产物。这就好像父母整天考虑自己的孩子一年应该长高多少厘米一样。父母应该考虑的是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环境，至于长高多少，只是个结果而已。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因”，而不是“果”。如果只把眼睛盯在果上，就容易产生喂孩子激素、刺激其长高的冲动。特别是在邻居山姆大叔家里的孩子个个都是高富帅、自己家里的孩子总想找理由去他们家里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何建立起法制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呢？以认真的、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面向未来的态度积极地去创作条件，将国有经济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破除行政垄断，向这个国家的主人开放经济领域，不要再把他们当做防范的对象，更不要与民争利；解除名目繁多的经济管制，实行对内开放政策；加强经济管理，加强法制，保障民生，创造一个透明公平的商业环境；优化税收结构，简化税制，降低平均税率，恢复经济活力，改善实体经济的制度环境。若能如此，则是民族之大幸。GDP的预期增长率，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可以预测，但不可去直接追求。政府最好也不要预测，谨言慎行，少说话，多做事。政府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能够保证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若能如此，共享的、高效率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水到渠成、不请自来的。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够经受得住经济低增长了，什么时候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裁判员不再关心比赛的结果，而是开始关心比赛过程是否公平有序了，中国社会就走向正常了。7.5%还是8%，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推进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2010年3月，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被国务院退回，从公布的内容来看，如果是真的，属情理之中；如果不是真的，也应该被退回，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收入新政”是否有“紧张修改”的价值。从这个方案公布出来的基本结构上看，即使不了解其中的细节，也能清晰地感觉出来，这个“新政”的瓶子装的还是旧酒，还是在旧思维指导下进行的设计。这个改革方案的“渐进”色彩很浓，显然属于一个治标的、过渡性的方案。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指向结果的，而不是指向原因的。这个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根源，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涨工资这样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结构性问题，这就好似装作看不见釜底下熊熊燃烧的柴火，而在讨论是否应该用勺子扬汤的办法或加快勺子扬汤的频率来给釜中的汤降降温，以免釜“溢”了。在过去“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众多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了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障碍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对象了。试图“绕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生怕触怒这些脾气暴躁的狮子，试图以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来解决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产生的问题，不是天真就是无知。略有洞察力的人都知道，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目前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的程度，他们已经饱尝“渐进式改革”的好处，他们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延缓实质性改革的到来。从公布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内容来看，“收入新政”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增加农民收入。只要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在第一产业部门工作，通过转移支付只有可能消灭极端穷困，或者保证最低生活标准，而不可能让他们富裕起来。只有城市化，只有把农民从农村地区、从农业部门赶快转移出来，才可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收入。城市化靠的不是口号和理念，靠的是制度创新以及源于这个良好制度的经济增长。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看我们连出租汽车行业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我们怎么能够幻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新政”的第二部分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这种扶持只有在“标本兼治”的情况下才值得赞美。如果没有治本之策，我们很难对这些“治标”的技术性手段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收入分配格局已经扭曲到如此地步，但我们在目前依然无法预期收入分配格局能够根本转变。这些治标之策只能是有比没有好。“收入新政”的第三部分是提高工资收入，对这样的措施能够感到兴奋的恐怕只能是那些生存于政府部门和行政垄断性质的体制内部门的幸运者了，因为只有他们的工资水平才能够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操控，而对于那些工资水平由市场、竞争和供求来决定的开放的市场化部门来说，除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除了给他们一个高效、严明的司法系统，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除了减轻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除了解除施加于他们身上种种不合理的经济管制，除了向他们开放被行政垄断控制起来的经济领域，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显著提高呢？“收入新政”的第四部分是个税的调节。个税一定要改，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对穷人减税和对富人严格征管双管齐下。例如，原本是用来平抑收入分配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却成为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元凶。随着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日趋严重，中低收入者承担了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我们不是在“劫富济贫”，而是在“劫贫济富”。也许许多思想“成熟”的“智叟”认为，中国的事情很复杂，需要时间，问题是这些技术性手段还能争取来多少时间？争取来的这些时间是做什么用的？为未来改革的攻坚创造条件？还是尽可能多地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在这样的“渐进”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是变得更加强大，还是被逐渐消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呢？改革进行到现在这样的阶段，要想深化改革，想绕开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是不可能了。想让时间的流水去消融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钟乳石”，是在逃避，是在装天真？这个“钟乳石”只能够在时间流水的滋养下越长越大。在目前这样的改革攻坚阶段，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我们更需要危机感。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中国人的“折旧率”应该比欧洲人高中国社会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公共养老金不仅会出现赤字，而且还缺乏保值增值的可靠渠道。就平均数而言，中国家庭储蓄的规模其实很小。我们这套制度系统对经济增长率高度依赖，目前看来在短期似乎难以戒除“流动性”毒瘾。通货膨胀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来临之前似乎是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始终会缠绕着我们孱弱的身躯。工作强度大，生活的心理成本高，工作比人家早，寿命比先发展国家短，如果因为养老金缺口就简单地和国际接轨，延长退休年龄，情何以堪？公共养老金其实是靠不住的中国人的养老原本就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绝大多数城市人的工资和退休金水平一直很低。因为工资和退休金的上涨跟不上GDP的增长速度，所以，虽然绝对收入在增加，相对收入却在下降，因为在许多年份，工资性收入跑不赢通货膨胀率。所以，从购买力的角度，我们的实际工资和实际退休金在许多年份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因为工资性收入水平很低，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储蓄额其实是很少的，尽管外传中国人酷爱储蓄，其实一人均也没有几万元钱。2011年年末，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余额为34万亿元，人均不到3万元，这还是平均值，如果是“中位储蓄额”的话会更低，因为收入差距非常大，这会导致中位值大大低于平均值。所以，依靠家庭储蓄养老也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因为中国人很难规避通货膨胀风险，难以实现储蓄的保值和增值，所以这点非常有限的储蓄按照现在的状况，在可预见的将来，一定会是越存越少的。要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在未来恐怕还得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就是刺激我们经济增长的兴奋剂和摇头丸。在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坏蛋之中，管理层在未来很可能会频繁地一会儿按下这个坏蛋，一会儿按下另一个坏蛋。由于管理层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所以，我们的管理层对经济增长速度是高度依赖的。这不是一个是否认识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是否认识到资源环境重要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草根民众微薄的公共退休金在未来是难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的，能不能依靠公共养老金在10年、20年后一天吃上三碗面条，其实都是很可疑的。很显然，单纯依靠公共养老金是不行的，但问题是个人储蓄，就平均水平来说，也是极其微薄的。公共养老金靠不住，个人储蓄也靠不住。个人储蓄很少，银行利率又长期低于通货膨胀率，为了不让通货膨胀把这点有限的储蓄蒸发掉，草根民众懵懵懂懂地走上了理财之路。不幸的是，草根民众既不具备理财的常识，理财的渠道又极其有限，各种市场又极不规范。结果简直就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不理财，财还少得慢点，越理越少。我国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民众才2400多万人，两市各有6800余万个有效账户，搞收藏的也有8000余万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程度这么大，绝大部分人收入水平这么低，但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又拿这极其有限的收入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财岂能不越理越少。大家已经被通货膨胀、贫富差距、赢者通吃和老无所依吓疯了，真的是很可怜。公共养老金本来就水平很低，在现收现付的制度下，将来还可能连这点微薄的公共养老金也领不到。当然，不是领不到钞票，而是领不到真实的购买力。因为公共养老金没有增值的可靠渠道，只能购买政府债券，增值很慢。跑不过通货膨胀率，就意味着越存越少。也许大家应该为可能并不长的退休生涯存点方便面。延长中国人的退休年龄是不人道的另外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是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72，也就是说每个中国妇女在育龄期内平均生育2?72个小孩，而达到生育更替水平需要2?1，因为一部分孩子在成长到育龄之前会有夭折和死亡。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18，其中城市妇女的综合生育率为0?88。而全球的平均生育率是2?5，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1?7。但我们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今天还没有清除，奉命行事的白衣天使们从孕妇的腹中拖出即将分娩的婴儿的人间惨剧还在发生。这种计划生育政策还造成畸形的性别比例，同样畸形的生存竞争和生存环境又使许多中国妇女在成年后不同程度地放弃婚姻和生育。在女少男多的同时，剩女却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这不是雪上加霜吗？2012年7月10日，中国老龄办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到2013年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21亿，占总人口的16%。中国社会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越来越少，性别失调，剩女还越来越多，社会保障系统尚处于草创阶段，经济增长效率又那么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政府的运行成本还无法降下来，草根民众还在为政府职员吃鱼翅、喝茅台酒这样的问题束手无策、苦恼烦心，政府还在为“上天入地”、“神行太保”这样的项目挥金如纸。未来怎么办？不由得想起了秋瑾女侠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博学的专家学者们说，欧洲许多国家的退休年龄已经延长至65岁了（实际上他们的实际退休年龄也就61～62岁），但专家们没有告诉你普通中国人的工作强度、生存环境和生存压力与欧洲人有多么的不同，中国人的“折旧率”怎么能和那些好吃懒做、养尊处优、生活体面的欧洲人定成一样的呢？我们一生吃了多少化学元素，孩子喝点奶粉都要到外国抢购，还得是有钱人。2012年6月初，人社部放出风来，称正在研究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结果民意沸腾，网络调查90%以上的民众反对。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除了高管们，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留在职场江湖中煎熬。但在未来就不好说了，如果未来的退休金少到无法糊口，大家也许死也不愿意退休呢？但延长退休年龄却是不可避免的。公共养老金不足，能有什么办法呢？无非两条：降低公共养老金水平；延长退休年龄，缩短国民领取公共养老金的时间。但公共养老金几乎没有降低的空间，现在我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完全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下一步是“提高”的问题。2012年7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了《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了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地区达到34?6%，月均养老金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近10年来城镇老年人平均收入仅增加1?1倍，农村增长了1?5倍。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就是缩短领取公共养老金的时间。再说，未来就那微薄的公共养老金，即使允许你60岁退休，你也只能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打零工，以非常廉价的身价继续奋战在职场上。也许过几年，老年人还抗议政府让他们60岁就退休呢，因为在未来，单靠公共养老金会越来越糊不了口，同时年轻人越来越稀缺，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会导致工资水平越来越高。这样，从发展趋势上看，老年人退休与不退休在收入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2012年政府的公共养老金账户尚有结余，至于未来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坦率地说会很大，但具体有多大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综合生育率的演变情况，退休年龄是多少，政府计划为老年人提供一个什么水平的公共养老金，在未来年份的通货膨胀水平，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如何变化，未来中国人均寿命的演变情况，等等。在经济学上，所有的结论都是有前提的。专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公共养老金缺口莫衷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讲前提、信口开河的产物。中国公共养老金水平低的另外一面就是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无人赡养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必然导致公共养老金筹集能力下降。工作人口减少的一个后果就是薪资水平的上升，所以在未来，服务的价格会越来越贵。在家庭这个微观层面上，一个年轻人也许要面对两个老人，一个年轻的家庭要面对四个老人。从国际经验上看，已经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回归社区和家庭的居家养老是毫无疑问的主流。《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城镇老年人愿意住养老机构的比例，10年来从18?6%下降到11?3%，农村老人则从14?4%下降到12?5%。10年来，城镇空巢老人的比例由42%上升到54%，农村地区由37?9%上升到45?6%，增幅非常明显。同时，老人自有住宅比例较高，城镇老年人拥有自己产权住房的占75?7%，农村为71?2%。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年人最符合逻辑的晚年生活将是孤独在自己的居所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甚至没有儿孙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中国的老龄化：死马还是活马说了“怎么看”，还要说说“怎么办”。按我国国情和中国式逻辑，不说“怎么办”会让读者骂的，那么就按照惯例，说说对策。对策一，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归还民众完整的生育权，最好辅之以金钱鼓励，鼓励生育。但根据现在这个情势，放开了生育，草根们也不太会多生育小孩。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单是经济增长这一个因素就够有杀伤力的了。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稳定地下降。你看现在的经济发达经济体，大多为少子化、老龄化问题而担忧，大多采取了经济激励政策来刺激生育，如政府直接发放红包、实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府承担一部分的养育费用等，但实际效果都很差。对策二，出售国有资产来充实公共养老金账户。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因为没有制度上的优势，市场没有失灵，只要打破行政保护，去除政府保护，对民间经济力量开放，引入竞争，行政垄断就立刻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所以，竞争性经济领域内的国有企业，迟早要退出，无非是主动退出与被动退出的选择而已。即使马上退出阻力大，也应该先提高国有企业利润的上缴比例，这部分钱也可以充实到公共养老金账户中，否则就无法体现“国有”的性质，全民作为股东在逻辑上也应该得到至少一部分的投资收益。现在的国有企业，在实际上的运作层面上就是被内部人控制的私营企业，是一个个分封割据的经济王国，收益被内部人分享，亏损由纳税人负担，“国有”变成了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策三，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立足长远，立足整体，把整个经济系统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养老问题。例如，实现经济的对内开放，致力于促进自由竞争的、法制的、民主的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得越健康，越有效率，越是可持续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就越有能力负担老年人的生活，就越有经济力量提高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再完善资本市场，为公共养老金的保值和增值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基础。对策四，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建立自由竞争的和法制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科学划分政府的边界，消除“越位”、“缺位”，致力于建立一个高效、透明的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提高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在有没有钱的前面，还有一个如何使用财政收入的问题，至少吃鱼翅、喝茅台酒的钱是可以省去的吧！“三公”消费每年消耗多少财政资金，一直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此外，如果能够取消或减少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劳民伤财的政绩项目，我们显然有能力大大缩小在可预见的未来必然出现的公共养老金缺口。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明知人微言轻，但也要持之以恒。许多道理单是知识人、文化人自己明白还不行，还要让普天下忙于生计、无暇忧国忧民的草根民众都明白，中国才能真正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每一个国民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如果在一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大多数国民形成了一致的认识，许多原本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就变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顺理成章、波澜不惊了。
要求实名举报其实是官员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不知从何时起，纪检监察部门在对待举报问题上，在政策上是鼓励实名举报的，在具体操作上常常是只受理实名举报。例如，组织部门在进行干部的任前公示时，就通常要求“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要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要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这样的要求虽然没有明确说不受理匿名举报，但在具体操作上对匿名举报常常是置之不理的。这样的要求和做法在客观上设置了实名举报的高门槛。
在许多情况下，纪检监察部门不仅要求实名举报，还要求线索具体、可核查，仅仅提供“蛛丝马迹”是不行的。我们知道，搜集犯罪证据、搞清楚整个案件的犯罪事实，即使对于拥有执法权力的司法机关来说，常常也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对于进行举报的个人，其困难可想而知。
举报人为什么要匿名举报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因为举报人对自己所掌握的有限的线索没有能力去核实查证，因此希望纪检监察机关能够去调查；二是因为举报人常常只能够观察到一些表面的现象，如豪宅和名车明显与合法收入不符，但又没有能力凭借个人的力量去调查取证，因此希望纪检监察机关能够介入调查；三是举报人担心遭到打击报复；四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但又担心被追究法律责任。从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实践来看，这是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
纪检监察机关应该欢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举报，而不必强调实名举报与匿名举报的区别。例如，国家安全机关对于举报间谍特务从来就不强调也不关心是不是实名举报，也不要求线索具体、可核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安全部门时刻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密切注视着破坏国家安全的各种蛛丝马迹，绝对不准备保护什么间谍特务，这些人是国家与政权的敌人。与间谍特务不同的是，贪污腐败的蔓延使问题官员成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二者的不同就体现在对匿名举报还是实名举报这种举报方式的关注与否上。
对实名举报的鼓励，在操作上必然表现为对匿名举报的漠视，从而在客观上抑制了匿名举报，否则就不会刻意对二者进行区分，并鼓励其中的一种了。对实名举报的鼓励以及对匿名举报的消极态度，我认为是官员群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作为监督者，同时也作为人民群众监督的对象，这三重身份都使他们有强烈的动机限制匿名举报，对匿名举报置之不理。因为，如果在具体操作上只受理实名举报的话，就能够大大减少举报的数量，这在客观上保护了问题官员，降低了问题官员出事的风险系数，也大大减小了纪检监督部门的工作压力。
当然，实名举报在理论上具有许多优点，如纪检监察部门可以直接与举报人取得联系，进行调查取证，以尽快查清事实，从而少走弯路，降低办案成本；还有利于纪检监察部门向举报人及时反馈处理结果，便于对有功的举报人进行表彰和奖励；便于纪检部门对举报人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和制止针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行为的发生；有利于对诬告和陷害他人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防止少数人利用人民来信捏造事实、陷害他人。
但这些都是实名举报在理论上的优点，这样的依据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客观事实；二是这只是刻意地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刻意地回避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实名举报给举报人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例如，现在我们还基本没有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证人和举报人保护制度，举报人在“身份暴露”以后，通常不仅得不到有力的保护，反而通常是处境艰难，丢失饭碗，乃至遭受牢狱之灾，甚至为此丢掉了性命。
还有的人担心，如果对于实名举报和匿名举报不予以区别，不抑制匿名举报和鼓励实名举报的话，会形成干部人人自危的局面。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正如法律和司法机关的存在不会造成人人自危一样，允许匿名举报也不会造成干部人人自危的局面。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况且纪检监察部门也不会不辨真伪、不明是非的。
经济学家为什么经常会被妖魔化？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媒体上，特别是在网络上，经济学家经常遭到民众强烈的质疑，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不应简单化处理。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顶桂冠通常是由媒体颁发的，而不是单纯学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结果。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经济学家有时也是这样，出镜的次数多了，谈经济问题久了，就慢慢成了经济学家乃至著名经济学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经济学家队伍不仅平均专业水平很低，而且成分极其复杂。有时一个对经济学基础知识尚不具备的学者也被冠以经济学家的名号，在媒体上大讲昏话、外行话，却被舆论以“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名义进行批判。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家”队伍的首要问题就是成分复杂。只要你喜欢谈论经济问题，有机会让大众听到你的声音，你就有机会成长为一个“经济学家”，就算你没有经过最基本的经济学训练，也完全可以胜任这顶桂冠。在中国，“经济学家”的意思常常是“知名的、喜欢谈论经济问题的人”，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有交集，但交集极小。丁学良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人，有些偏颇，但大体不差。问题是这少数几个人还不一定知名，还不一定喜欢在大众媒体上谈经济问题。丁学良先生在这里讲的，我的理解是按照纯粹的学术标准，而且是按国际标准来衡量的，与大众媒体知名度无关，与官方的评价无关，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无关，也不包括在海外学术机构工作的华裔或拥有中国国籍的经济学家。“五人说”甚至与学术贡献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大陆的经济学学术水平很低，目前还处于学习和赶超阶段，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贡献，能够写出在国际纯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很不简单了。丁学良先生所说的标准其实放在国际视野里看并不算高，无非是香港科技大学这类国际高校聘用副教授或助理教授的标准而已。中国经济学家的成分复杂，成为“媒体经济学家”的学术门槛很低，即使那些栖身于专业研究机构或高校的“经济学家”，其专业水准有时也不敢恭维，他们之中有名气者往往不过是个“经济新闻工作者”而已，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在转型期难以避免的现象。经济学者利用媒体普及经济学思想、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错，错就错在不独立、不中立、不专业、没水准、没骨气、没良知。这样，成分复杂、专业水准低下的“经济学家”们的言论自然就“鱼目”多多而“珍珠”少之又少了。许多还算业内人士的经济学家也发挥极不稳定，有时说的一针见血、真知灼见，有时又胡言乱语。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时候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利诱与威逼，或自己主动去讨好献媚，卖身以求名利，屈膝以保平安；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能够系统地掌握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学一知半解，偶尔能对几次，一旦面对复杂问题往往就失去了理解能力。非专业的或非专业水准的胡言乱语被当做专业言论对待，这就不可避免地连累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名声了。但在有些情况下，经济学家遭到非议是因为他们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坚持独立思考、自由思考的精神，敢于坚持那些不同于公众依靠直觉得出的判断，不去迎合公众，不去迎合利益集团控制的舆论。例如，许多看似维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实际上是在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许多看似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政策，实际上在根本上、在远期却是对他们有利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一说自由贸易，欧洲服装业的工人和资本家就会骂这些经济学家，说他们出卖了国家和工人的利益；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说应该运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让生产要素价格反映市场稀缺程度的途径来鼓励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行为，老百姓就会骂他们，说主张涨价是在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人们有时知道，但有时并不知道，究竟谁在真正维护他们的利益，什么样的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什么样的政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他们是有利的，什么样的政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是有利的。经济学的魅力正在这里，它能够给我们提供认识现实世界的独特视角和对特定现象的强大解释能力。当然，我们需要强调，尽管经济学具有基于自由学术竞争的、基于自身解释能力的、能够进行“帝国主义”式学术领土扩张的学术竞争力，但经济学不可能解释一切，经济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有其局限性。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严格地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进行学术研究的，一切假说都要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和通过统计学检验才能够成立，这是为了维持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但经济学从不认为，不是“科学的”理论和观点就没有价值。经济学家经常深入不应该进入的学术领域发表意见，也成为经济学家经常露怯的一个原因。此外，经济学家饱受非议，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当今中国盘根错节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与激化的体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改革为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经济学领域的气氛自然就要活跃一些，经济学家能够发言的机会就必然多了很多，甚至许多研究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的专家也进入到经济学这个圈子里，以“经济学家”的名义发言。但由于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严重滞后，深层次体制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和激化，财富分配问题、贫困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似乎都与经济、（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家有关，这些方面出现的问题似乎都应该由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家负责。其实，经济学家的意见，不论是对还是错，都处于一个被动选择的位置上，充其量只能是受宠、依附、建议与配合，而不能决策和主导。况且，经济学家也分左、中、右，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决策层的青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扩展了民众言论自由的空间，网络世界是普通民众最先获得话语权的地方。网民们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同时网民们在现实世界中又饱受苦闷、压抑、不公之苦，再加之传统媒体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刻意突出、引导暗示、推波助澜，网民们很容易就某些专业话题慷慨激昂、群情激奋，凡是与自己意见不相符的就一概批判，表现出一种对意见长期被压制的“报复性反弹”。 春天如果到来，坚冰必然融化总统阁下：我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在电视新闻中不断地看到发生在你们国家的冲突、流血和死亡，已经有大量平民死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动荡之中，更多的平民受到伤害，人民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人民的生活被暴力、混乱、无助、恐惧、愤怒和死亡的威胁所控制。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是谁造成的？这些问题留给历史学家们在未来去做出判断吧！但在此刻，总统阁下，您拥有创造历史、改变贵国人民目前生存状态的机会和能力。贵国人民身处苦难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贵国人民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不能让这一切再持续下去了。阁下，您现在需要冷静下来倾听贵国所有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声音；您需要倾听世界所有国家人民对贵国国内情势的看法，而不仅仅是您朋友的意见；您需要认真观察历史前进的方向，忠诚地服从内心正义与真理的召唤，对贵国的未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来。春天到了，坚冰必然会融化，自由民主之花也自然要盛开。中国著名的革命者孙文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智者与勇者的选择。过去发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完全消除掉自己身上历史的痕迹，但我们却可以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重新选择不同的前进方向。历史的确会在我们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但未来却掌握在现在的人手中。贵国人民每人手中都握有一把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总统阁下，您也不例外。一个自由的国家，对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自由和幸福的。而生活在不自由的祖国，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戴着有形或无形的枷锁，不论他身处偏远的乡村还是金碧辉煌的宫殿中。总统阁下，我们无比焦急地期待着您做出智者和勇者的选择，做出顺应时代潮流和贵国大多数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做出面向贵国未来的选择。民主和自由的光芒已经照亮前行的道路，通向未来的红地毯已经展开，铺到了您的前面，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吧！愿贵国人民尽早过上平静、自由的正常生活。祝福你们，伟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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