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以其独特的历史积淀和建筑艺术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已成为人类遗产中的瑰宝。
晋商会馆是明清时期晋商在异地互帮互助、寻求共同发展而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当时除了联络乡谊、祭祀神灵、聚会演戏、帮助同乡外，还经常举行行业会议、代表商人与政府沟通、解决行业内部矛盾、扶危济困，为晋商的兴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以严谨的学术态度阐述了晋商会馆的起源、发展，讨论了其祭祀神灵在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其演戏酬神与联络官员之间的关系、其馆庙合一在诚商教育方面的作用，分析了其在晚清战乱中走向衰败的原因，总结了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强调了其所包含的交流、自律和共荣的潜质在现代商会中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刘建生，男，1956年1月生，山西右玉杀虎口镇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省教学名师，省委联系专家。现任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兼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近代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当代山西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学位委员会社科评审组成员，山西省教育厅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经济管理学科评审组成员。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山西省社科、软科学项目11项，共发表论著300余万字，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软科学》、《中国地方志》、《清史研究》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主要代表著作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明清晋商信用制度变迁研究》、《山西典商研究》、《晋商研究》、《山西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回望晋商》等。曾获山西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省史志编纂优秀成果一等奖，省优秀社科成果应用推广二等奖，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曾获山西省优秀教师、省“三育人”先进个人、太原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等称号。
目录：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商帮载体应时而生
第一节会馆产生同乡组织
一、会馆产生渊源考002
二、晋商会馆之社会影响008
第二节建造考究特点鲜明
一、商业性强011
二、地域明显013
三、规模宏大015
第二章会馆渊源商业印迹
第一节会馆缘起商业呼唤
一、会馆设立的商业印迹020
二、晋商会馆之商业功能022
第二节会馆业律市场管理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商帮载体应时而生
第一节会馆产生同乡组织
一、会馆产生渊源考002
二、晋商会馆之社会影响008
第二节建造考究特点鲜明一、商业性强011
二、地域明显013
三、规模宏大015
第二章会馆渊源商业印迹
第一节会馆缘起商业呼唤
一、会馆设立的商业印迹020
二、晋商会馆之商业功能022
第二节会馆业律市场管理
一、维持市场秩序027
二、征收商费033
第三章瞻仰英灵答敬神庥
第一节关公信仰崇奉老乡
第二节诸神供奉祈求佑护
一、财神供奉042
二、行业神供奉043
第四章馆庙合一后世可鉴
第一节馆庙合一多神共祀
一、馆庙合一的形式050
二、多神祭拜的原因053
第二节诚商教育后世可鉴
一、诚商教育的手段056
二、后世可鉴060
第五章雕梁画栋浸润文化
第一节会馆建筑风格各异
一、社旗山陕会馆建筑特点062
二、开封山陕甘会馆建筑特点064
三、洛阳潞泽会馆建筑特点065
四、洛阳山陕会馆建筑特点065
五、苏州全晋会馆建筑特点068
六、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建筑特点070
七、甘肃张掖山西会馆建筑特点072
八、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建筑特点073
九、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建筑特点076
十、汉口山陕会馆建筑特点077
十一、海城山西会馆建筑特点078
十二、天水山陕会馆建筑特点080
第二节会馆文化底蕴深厚
一、会馆建筑的文化内涵082
二、会馆彰显德育086
第六章会馆运转风雨同舟
第一节会馆运转制度先行0
一、人事制度的设立090
二、入退会制度的设立092
第二节协调独占整顿自治
一、协调矛盾094
二、事业独占096
三、整顿秩序104
四、道德教化106
五、信用自治108
第三节借助政府结交官员
一、联合官员114
二、借助政府116
三、影响深远117
第七章戏曲艺术余音绕梁
第一节晋商会馆戏曲艺术
一、山西梆子的发展120
二、晋商捧场山西梆子121
第二节演戏酬神艺术融合一、演戏酬神128
二、艺术融合130
第八章会馆精神昭示后人
第一节同舟共济乐善好施
一、同舟共济134
二、乐善好施136
第二节诚实守信义薄云天
一、信义在会馆诚商教育中的体现139
二、诚信在会馆建筑中的体现142
第九章横向比较彰显特色
第一节晋徽比较特点迥异
一、晋商会馆与徽商会馆的相同点146
二、晋商会馆与徽商会馆的不同点147
第二节晋欧比较不同属性
一、晋商会馆与西欧行会的相同点151
二、晋商会馆与西欧行会的不同点152
第三节晋商会馆之启示155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跋第一节会馆产生同乡组织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
一、会馆产生渊源考
彭泽益在《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提到：“会馆、公所之设立，果起于何时乎？今难知其确据，然设立之初，不外保商务谋公益为目的。夫以清国之大，南北东西，言语不同，风俗各异，且古来客商，以交通不便之故，羁留于他乡数十年而不返者，比比皆是。然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非藉会馆、公所以为保护，能如是乎？故有会馆、公所，不独免异地人民逼迫之苦，又鲜官吏压制之忧，然则会馆、公所之利益，诚非浅鲜也。”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中曾提及会馆在京师者设置较早，据现存史料可溯至明永乐年间（1403—1424），较前此一般学者认为的草创时期要早140年。京师郡邑会馆最初是同乡仕宦公余聚会之所，逐渐演变成试馆，但始终不免同乡商人参加的痕迹。京师以外的会馆多属同乡工商组合性质，但亦往往有仕宦参加的痕迹。
明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界竞争日趋激烈。在激烈的竞争中，旅外同乡深刻认识到“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必须团结同乡仕商，“广其业于朝市间”。（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于是他们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式，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把商埠中同乡之人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与异域商人竞争。
根据现有典籍，除知芜湖会馆成立于15世纪20年代，福州会馆最迟建于16世纪初外，其他能够确定创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以前的只有北京的歙县会馆、绍兴的稽山会馆和江西的新城会馆。1943年刊印的《闽中会馆志》列举在北京的福建府、州、县新旧会馆22个（这并非该省在京会馆的全部）。这里面除福州旧馆创建最早外，汀州会馆创于1587年，邵武会馆创于1606年，延平会馆大约也同时建立。另有延平郡馆为该府纸商所建，虽创建年代不详，但在顺治壬辰年（1652年）已经重修过一次，故能确定其初建于明朝。此外福清会馆为明天启年间（1621—1627）大学士叶向高倡建。同安及莆阳二馆也是创建于明朝。
江西在京会馆最多，方志中所见最早的为新城会馆，创于明嘉靖后期。南昌会馆创建于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新建会馆和吉安府因奉祀文天祥而得名的怀忠会馆，创建于明万历前半期。上高和新昌两县在明万历丁未年（1607年）就已因“旧馆湫陷”而重购新址另建。乐平县于1608年“买余干‘会馆’旧址”创建乐平会馆，由此可见余干会馆创建更早。此外袁州府属萍乡县等四邑合建之府馆，鄱阳、德化、高安等县的会馆，也都创建于明季。雍正朝大学士高安朱轼说的“前朝吾乡在京会馆最多”，必有相当事实根据。此外他省郡邑在北京创建会馆于万历朝者，计有浙江嘉兴、湖南常德和山西潞安等府和湖北麻城安徽泾县、浙江金华和陕西三原等县。
以上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中的记载足以说明，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南方几省在北京建立会馆的郡邑已经不少，北方则山西、陕西郡邑亦开始在京建立会馆。不过就总数而言，大约过半数的北京郡邑会馆似仍创建于清代。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西向，东进南下，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他们在驰骋全国商界的同时，逐步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集团。山西商帮集团性加强的标志也在于其大量会馆的出现。
山西会馆遍布全国各工商业城镇。北京由于是封建帝王都城，贵族、官僚、地主、商人最集中，所以山西会馆也最多。至于洛阳、开封、社旗、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的山西会馆则规模较大。
清人杭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根据资料可以确认，明朝时期全国各地在北京所建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强。它们分别是万历年间（1573—1620）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和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商人创建的山右会馆。到了清朝，由于京师大贾中山西商人占有很大的比例，故在北京的山西会馆日益增多。关于山西会馆总数，《都门杂记》《朝市丛载》《顺天府志》等记载不一。《都门杂记》记载有31所，占总数324所的9%强；《朝市丛载》记载有38所，占总数391所的9%强；《顺天府志》记载有50所，占总数445所的11%强。由于这三本书的写作年代不同，所以记载会馆数量也不一样。这反映了道光以后在北京的山西会馆无论数量和比重都在增加。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强。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占总数61所的14%强，这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强，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已形成氛围；行馆6所，占总数23所的26%，也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此外，还有府馆6所。
河南为中州之地，与秦、晋、冀、鲁、鄂、皖等省接壤，为四方交通要冲。晋商赴豫或经河南到江南各地经商者为数甚多，遂在洛阳、开封、社旗、禹州等地广建会馆。洛阳地处河南西部，为九朝古都，是晋商到湘鄂羊楼洞、羊楼司采办输蒙茶叶的必经之地。洛阳现存的两座山西会馆，一座是位于南关菜市东街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兴建的山陕会馆（又名西会馆）；一座是在老城东关西街由山西潞安府（今长治）和泽州府（今晋城）商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建造的潞泽会馆（又名关帝庙，后改为东会馆）。
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地处闹市中心徐府街，清乾隆年间（1736—1795）由旅汴的山西、陕西商人集资兴建。清末，甘肃商人加入，遂易名为山陕甘会馆。社旗县隶属南阳地区，清前期已发展成为“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豫南商贸重镇。山陕商人“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并用骡马从山西驮来烧制琉璃砖瓦的瓷土修建了山陕会馆。该会馆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开始兴建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竣工，历时136年。
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康熙皇帝巡幸后曾感叹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与北京的会馆相比，苏州、上海、汉口等工商业重镇的会馆更具有鲜明的商业色彩。
明清两朝，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苏州现已查明的会馆共有47所，其中山西会馆2所，一所是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建的全晋会馆，俗称白石会馆；一所是翼城商人建立的老山西会馆。汉口作为商业重镇始于明朝，兴盛于清朝，所以这里的会馆皆建于清代。据民国《夏口县志》记载，汉口共有27所会馆，其中一所是山陕商人在康熙年间（1662—1722）建立的山陕会馆（又名关帝庙）。上海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商埠，共有39所会馆，其中山西会馆有2所，一为清嘉庆年间（1796—1820）创建的山西会馆，一为晋业会馆。
二、晋商会馆之社会影响
建立会馆不仅可以使远在异乡的行商得到家乡同行的帮助，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带动会馆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
活跃于边疆贫困地区的商人建立会馆可以使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王日根在《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中记载在甘肃兰州府治下皋兰县有山陕会馆、浙江会馆、江南会馆、江西会馆、豫章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江南新馆、广东会馆。在辽东，江浙闽广来的商人纷纷在各沿海海口建立会馆，如《山海钞关榷政便览》载：“三江会馆香资银十二两，福建会馆香资银八两，山东会馆香资银八两。”这表明三个会馆共同支撑着一个事业。在辽东沿海的港口，通过会馆形成山东帮、福建帮、广东帮等，从而控制了东北与关内的海上贸易。在台湾，闽粤移民比较集中，故这里有泉郊会馆、厦郊会馆、汀州会馆等。在广西，清雍正年间（1723—1735）梧州府容县有江苏、浙江人在此经商，南宁府城沙街，有山西、陕西商人在此建立了秦晋会馆（或称“秦晋书院”），安徽商人在此建立了安徽会馆。在邕宁，会馆更加集中，浙江乡祠，在城内西门大街。三楚书院，在沙街，为两湖商民所建。江西会馆亦在沙街。二邑会馆，在城西三界坊街，为广东东莞南海商民所建。要明书院，在城西上郭街，为广东高要、高明商民所建。粤东会馆，在城西会馆街。福建书院，在城西上郭街。顺德书院，在城西会馆街，为广东顺德商民所建。钦灵会馆，在城西上郭街。边远地区都因为外地商人的介入被不同程度地牵入商品经济的体系中。
1961年，经李华先生调查，在北京所存的55个商业行会中，山西会馆有15个，占27%强，其中建于明代者5个，年代不详者2个，其余8个全部为清雍正、乾隆、嘉庆年间（1723—1820）所建。在其他省区的山西商人也大都结成帮伙，捐资建立会馆。上海、苏州、天津、三原、西安、汉口、凤翔、西宁、聊城、阜阳、开封、洛阳、禹州、亳州、归化等全国重要商业城镇几乎无一处没有山西商人及其会馆。
由此可见，会馆是离开故土寄寓异乡的经商者们所建立的一种同乡性的行会组织。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在江南的经商活动极为活跃。在苏州，山西商人“来苏办货者，向从浦口行进，向来久矣”。大量的山西商人来到苏州，他们不仅遇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交流不便的困难，而且遇到了苏州地区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山西商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利益，于是便广泛联络寓苏晋商，共同协商，合力对外。而会馆，就是山西商人们交流商情、联络感情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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