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访谈的形式采访了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经济学专业的十五名毕业生。他们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陆续考取研究生院的，如今都是经济方面的领军人物，或为学者、或为官员，或为企业家。他们亲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其中有些人还深入到决策层内部，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出谋献策，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既有很多侠为人知逸闻趣事，也展现了各位受访者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
目录：
黄江南：历史成就未来
张少杰：我们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
华生：我参与了三件对中国改革有影响的事
左大培：经济学系的“老左”
樊纲：从“京城四少”到公共知识分子
张宇燕：求解三百年前西方世界兴起与东方世界停滞之谜
郑秉文：“走窄路”的经济学家
蔡防：“穷人的经济学家”
张德霖：三十年国企改革的实践逻辑
柴强：土地制度改革的过去与未来
冯仑：看未来这件事情很酷
汤世生：我们这一代人每天都想创新
熊晓鸽：前进推手，见证风投
肖微：不做焰火，愿为溪流
张平：好玩的经济学家黄江南：历史成就未来
四君子对话中南海，亲历改革第一枪
问：据我们了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青年，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关注，常常聚在一起，发表他们对时局、政策的见解。所以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潮最早是从民间形成的。您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亲历了那个激情洋溢的年代，您能不能为我们说说当年研究生院学生纵谈国事的情景和经历，介绍一下诸如“老青对话”和“英干山会议”的缘起等影响当代中国改革进程的历史事件。另外，我们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是社科院研究生院，而不是北大清华等其他知名高校，成为这种思潮的策源地？
答：你说得很对，在官方改革正式开始之前，以社科院研究生院为中心的一批年轻学子及一小批方方面面的年轻思想家就已经开始讨论起中国的方向和未来了。
那么，为什么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子表现得格外突出呢？当年社科院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实践能力确实有口皆碑，遥遥领先于其他高校，这里我简单谈一点我个人对母校办校特色的理解。
首先是学生的选拔标准。
社科院挑选学生的时候，并不拘泥于书面考试的成绩。
当年我入学考试分数就很低，原因也很滑稽，我父亲的老朋友、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李云先生告诉我学经济要读原著，必须读《资本论》，所以我读了三遍：“文革”中在北大附中读第一遍，下乡时读第二遍，考研时读了第三遍。读《资本论》完全靠自己理解，因而一些思想与传统的教育并不一致。比如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解，教科书上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因为资本家压榨工人，工人没有钱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于是产品过剩，经济危机就发生了。这只是表面的解释，《资本论》第三卷的理论解释比这要深刻得多。其实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是，资本这头怪兽靠剩余价值养活，没有利润或者利润过低，资本就会死亡。社会的总剩余价值来源于劳动力总量，是相对固定的，而资本不断积累，总量迅速增长，剩余价值分子固定，资本分母却不断增长，造成资本的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一旦利润不足以喂养资本，便会爆发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咱们大学课本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都是错误的。但是，考试是有标准答案的。当年经济学考试的标准答案都来自于光远先生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我只读《资本论》，按照自己的理解答题是得不到分的。当年如果我考北大，肯定考不上，因为我是那种不会也不愿按标准答题的人。
当时考研的时候，社科院要求考生提交一篇论文。因为我当时在首钢矿山计划处当计划员，对企业管理做过一些研究，所以我一下子就交了三篇论文，都是讨论当前企业改革的，包括劳动工资改进、奖励制度的建立和计划经济下企业内部管理的控制等。由于论文和口试成绩优秀，使我得以被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当时工经所所长是马洪，许多研究员也来自计委等实际工作部门。同班的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数在入学之前都或多或少崭露过一点头角，已经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可以说，是社科院重视研究能力而不是传统书本知识的特色成全了我。像我这样的学生，在当时能进社科院，但绝对进不了其他高校。
其次是老师的讲学方法。当时高等院校是讲书本为主，我们的基础课都是请北大的老师来讲，像厉以宁老师给我们讲经济史，讲得非常漂亮，起码我认为我们所没有一个老师能讲那么好。我们的老师几乎都不擅长照本宣科，他们讲课都像做学术报告，自己研究什么就讲什么。由于我们的老师都是很多领域的顶尖的专家，我们跟着他们学，能很快就进入研究角色，受益颇多。
再次，在提高研究能力方面，研究生院的社会实践是一个重要特色。我们的社会实践机会非常多，别人还在书斋里读死书的时候，研究生院的学生已经早早进入社会实践了。当时国家成立了一个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由汪道涵担任主任。我当时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去帮汪老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研究机构。后来所谓的“四君子”名气大了以后，各部门很多部长带着一些司长约我们去做报告、出主意。这些人都是行家里手，这也逼着我们研究实际问题，拿出自己独到的想法。
1980年夏天，我和王岐山到了广州，当时的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请我们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我们就先调研，与省政府各部门座谈，每个厅、局谈半天，一连谈了一周。之后，我们先到各县、市、农村调研，接着就在军区招待所，坐在水泥地上，以凳子当书桌，写了广东省经济发展战略的报告。写完以后，任仲夷书记将所有负责经济的省长、副省长和厅局长召集到省委小岛招待所开会，由我们介绍方案。后来这个方案基本吻合了广东的发展进程。你想想，全省各厅长、局长分头向你介绍情况的机会，在其他的高校是无法想象的。
说到所谓的“策源地”呢，里面是有一个过程的。
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的朱嘉明、王小强、王小鲁和我，还有两个女生李银河、林春，一共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经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小鲁和他太太就是在某次聚会中认识的，我们一致认为他是最大的受益者（笑）。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的，后来我认识了翁永曦，他希望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于是约定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只是大家相约在星期天聚会。那一天，我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一些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我们这个讨论会其实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我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的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因而有不少生面孔，很多人虽然不认识，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嘛”（笑），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的教室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于是有人自告奋勇，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当时会议开始的时候，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与会者大约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但我们也怕事情搞得太大控制不了，弄个非法集会什么的，因而就此罢手。
在这之后，一个由金观涛主编的《中青年论坛》出版了，内容从经济学到社会学甚至美学什么都有，这是年轻人第一次在公开出版物中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写学术文章。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很简单，但那是在1980年，年轻人完全靠自己出版、印刷研究刊物在当时绝对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后来，大家就想着怎么成立个机构，把研究从个体变为集体。大家一合计，由陈一谘牵头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由于机构需要经费和编制，我们经过努力将发展组挂靠到了社科院经济所。再后来国家都来收编这些游击队，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吸收了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组织了体改所，挂靠在国务院下面，这样就完成了从民间组织到国家研究机构的蜕变。
这正是体改所的真正缘起。最早都是一批年轻人开始在民间做这些事情，讨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我们社科院的学生确实在里面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至于“莫干山会议”，也是机缘凑巧。在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的火车上，我、朱嘉明、张钢谈到北京青年研究之潮已经涌起，但怎样让外地的有为青年也能参加，同时也让北京各种青年研究机构有一个交叉交流的机会？于是我们酝酿组织一个会议。那时我们组织学术活动已经轻车熟路了。我们的活动原来是非常简单的，第一次是一把瓜子，第二次是一把钥匙。但到后来规模大了，我们就开始寻求社会支持。当时《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经济日报》和《经济学周报》等，不但积极报道我们的活动与研究成果，一些青年记者和编辑也是我们的朋友和研究同仁。我们举办各种活动，这些报刊一般都会给几百元的赞助。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也是开中国赞助之先河吧。应当说，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事肯定就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那时报纸的老领导和年轻编辑的思想很超前，支持我们这样思想活跃的非官方活动，在当时还是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的，我们这一代学人能做得有声有色，真得感谢他们。
我们初步决定将这个全国性的活动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然后开始筹划具体事务，包括寻求赞助、寻找开会的场地、举行征文评选活动、挑选与会人员等等。北京中青年经济学会负责组织评选论文，张钢则负责联络新闻单位提供赞助，解决经费问题。当时担任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同志主动提供杭州莫干山作为会议地点。
“莫干山会议”组织工作的重点当然是论文评选了。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当然从后来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论文被选上，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的人生肯定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张维迎就是通过论文评选来到莫干山的。像他这样从外地论文入选，从而有机会接触政策研究圈子，后来到北京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不在少数。
“莫干山会议”开得也别开生面。第一天不开会，代表们自由认识、讨论交流。第二天正式开会，但不是代表介绍自己的论文，而是大会分七个专业组，提出国民经济当前遇到的问题，大家一起分析原因，拿出对策。一时间唇枪舌剑，讨论空前热烈，研究非常实际。
现在回过头看，“莫干山会议”的意义是开创性的。
第一，原来对于改革开放的研究探讨局限在北京，全国各地比较少，通过“莫干山会议”，带动、活跃了全国各地对改革开放的研究氛围。通过会议，各地的研究者互相取得了联系，彼此沟通，不再各自为政。按照当时我们的话说，是让大伙找到组织。
第二，这次会议发掘出了一批既有思想又有能力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我们知道，一个人虽然有报效国家的志向，但如果缺乏合适的机会，还是做不成大事；一个人能力再强，他的意见不能传到决策者的耳中，不为其采纳，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大可能有所作为。
第三，会后七个专业组将会议成果编写成七篇政策报告，送到中央。不久中央领导就邀请了一些与会者见面，共商国事。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老青对话”。通过对话，使中央坚定了这批年轻人是改革可以依靠的有生力量。这一次就要比第一次“老青对话”影响更为深远。
问：“老青对话”可以说是奠定了您几位在青年经济学家群体里的核心地位，后来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所谓的“改革四君子”。当时您是如何有机会和老一辈领导直接对话的呢？
答：那是在1979年，当时全国又提出建设十个“大庆”，三十个“大化肥”，多少个“大钢”……摆出“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当时我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结构失调——危机_再平衡的发展规律。而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应该大跃进，而是要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当时李银河听完我的分析后非常着急，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而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他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我们一谈就理解了我们的想法，马上就表示赞同，并且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当时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经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再加上王岐山，我们四个人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报告里，我们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且给出了危机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8％，我们在报告中给出了自己的预测，认为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通过王岐山，我们把报告交给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报告最后转到赵紫阳那里，他看了后，把我们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我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老青对话”，时间是1979年底。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
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笑）。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
当时我是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我给中央领导汇报时就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危机发生的规律，并且指出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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