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涵盖了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近年来所主张、研究主要观念，书中论点涉及市场、法治、改革、未来发展等重要领域，列出了作者长期思考的影响社会的二十四个重大理念。本书没有专业的经济学术语，而是用简单形象的类比说明经济现象，解决实际问题，是中国改革最前沿的一流经济学家为普通读者撰写的经济学读物，也是获取正确的经济观念、理解中国经济和世界格局的第一手资料。张维迎教授在八十年代即提出价格双轨制并长期坚持自由市场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目共睹，他的许多观点和预言已被事实所证明，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极具预见性的理念，相信也会为我们如何改变现实、面对未来提供重要的参考。 理念是重要的，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理念变化的结果，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一些错误的理念陷阱，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变革的源泉。——张维迎
作者简介：
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1999-2006）和院长（2006-2010）。主要著作包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产权、政府与信誉》（2001），《信息、信任与法律》（2003）,《大学的逻辑》（2004），《论企业家》（2004再版），《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2005），《竞争力与企业成长》（2006），《价格、市场与企业家》（2006）,《中国改革30年》（2008），《市场的逻辑》（2010）,《什么改变中国》（2012），《通往市场之路》（2012），《博弈与社会》（2013），《改革新启蒙》（2014），等。另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200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获得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选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的“改革30年，经济30人”；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年，获得网易财经“年度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奖”。
目录：
序言理念的力量
01经济学中的利益和理念
02无知与无耻
03人类合作的制度基础
04市场是最有效的合作制度
05市场与道德
06和谐社会的三个要素
07中国经济的奇迹来自市场化改革
08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
09中国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什么？
10未来经济增长靠企业家精神
11企业家精神依赖于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
12从特权到权利
13天理与王法序言 理念的力量 01 经济学中的利益和理念02 无知与无耻03 人类合作的制度基础04 市场是最有效的合作制度05 市场与道德06 和谐社会的三个要素07 中国经济的奇迹来自市场化改革08 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09 中国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什么？10 未来经济增长靠企业家精神11 企业家精神依赖于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12 从特权到权利13 天理与王法14 建立市场经济需要落实宪法15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16 未来三十年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17 语言腐败及其危害18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19 社会矛盾激化源自改革停滞20 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21 未来十年是改革的唯一窗口期22 中国需要制度企业家23 改革，要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24 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的未来序言 理念的力量 本书想要传达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理念是重要的，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理念变化的结果，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一些错误的理念陷阱，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变革的源泉。一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讲过一句话：“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每个人都是由利益驱动的。”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依据这一假设，经济学家把所有观察到的个人行为解释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把社会现象归结于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把社会变革理解为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政治家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做出的一个理性决策。应该说，这一假设在许多情况下是真实的，是我们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有用工具，但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的行为也受其持有的理念、世界观、意识形态的支配。正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所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都受理念的支配。人的行为受理念的支配来自“人是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什么叫理性存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作为理性存在物，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一正当性理由是由理念提供的。如果人的行为不受理念的影响，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理性人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但人们所理解的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的利益，依赖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比如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长期以来定义得比较狭隘。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物质欲望的满足，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们的利益并不像传统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而是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非物质利益源自人的社会性。作为社会动物，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别人的关系，或者说别人对他的看法。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一定会渴望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符合正义，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则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换句话说，我们有关正义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非物质利益对人们理念的依赖程度或者敏感程度更高。经济学上讲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就是选择最有效的方式达到这些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而在真实的人生、真实的选择中，更重要的是目标理性：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社会性存在物，拥有很多欲望，其中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人能够有所选择、有所取舍，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的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而这些伦理原则是由人的理念构造的。 理念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主义战胜了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是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既得利益者之所以有可能变成改革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理念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是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就是理念的产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理念战胜利益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之所以发起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就是因为他有了新的理念，认识到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必须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让人们能够发挥自己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市场发挥作用。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改革是前进还是停滞倒退，其实都与理念的正确与否有关。未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理念是从哪里来的？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思想、主张之间平等和自由的竞争。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没有经济学家广泛深入的讨论，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没有法学家的争论，不可能有建立“法治国家”的理念。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未来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特别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但如果没有思想市场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究竟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有基本共识。而如果没有基本共识，改革不可能顺利推进。本书是在我过去几年撰写的四十多篇文章和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编辑、修改而成的，尽管每一篇都独立成章，但所有篇章都围绕“理念的力量”这个主题展开。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理念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改革取得成就的原因，更好地把握未来改革的走向。如本书最后所指出的，任何社会变革，从短期来讲，政治领导人的理念可能更重要；但长期来讲，普通人的理念也许更重要，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全民的事情，不可能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本书的编辑工作由陈凌云和周昀完成。我最初提交给他们的是四十多篇独立的文章，其中包含一些重复的内容。本书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功劳，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追求卓越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刘瑞琳女士通读了全部文稿，并对全书的结构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201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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