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危机，激起了关于危机根源和如何走出危机的广泛讨论，而本书即是从全球视角理解这场危机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它不仅纠正了当前流行的一些错误概念，而且有力地证明了，这场危机的真正根源其实是长期严重的世界贸易失衡，而导致这种失衡的，则是某些国家所采取的扭曲国内储蓄和消费结构的错误政策。本书不仅系统考察了这些不稳定政策背后的原因，并且预言世界经济将会陷入长期严重的混乱——中国将经历“失去的十年”，欧元区将解体，而美元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的再平衡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而实现再平衡的前提是，某些国家必须改变此前长期施行的错误的国内政策，比如中国必须改变其通过人为压低资金成本来维持不可持续的投资驱动型增长；而德国则不能再以牺牲邻国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发展，否则欧元将无法走出危险的境地。
作者简介：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Pettis），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高级研究员，具有华尔街及欧洲的金融从业经历，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金融市场。迈克尔佩蒂斯自1987年起开始在华尔街工作，当时受雇于汉华银行（现合并为摩根大通银行）的政府债务项目，工作领域涉及贸易、资本市场以及公司财务；1996年至2001年，在贝尔斯登公司任拉丁美洲资本市场及债务管理组的主管。2002年至2004年曾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著有《波动的机器：新兴经济体和金融崩溃的威胁》（TheVolatilityMachine:EmergingEconomiesandtheThreatofFinancialCollaps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目录：
第一章贸易失衡与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章贸易干预的运行机理
第三章贸易干预的多种形式
第四章中国的失衡增长案例
第五章失衡的另一面
第六章欧洲案例
第七章回老家去吧，外国资本！
第八章不堪重负
第九章全球危机何时才能到尽头
这是一部充满洞见的著作，全面揭示了贸易、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与基本的国内税收、投资和财政政策的内在联系，佩蒂斯的博学但浅显易读的分析，充满了令人惊奇的针对传统错误观点的回击。
——《出版人周刊》
空洞的说教
很关键的一点是：一个国家投资和储蓄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个国家的投资和储蓄关系的显著变化。一个导致投资或储蓄变动的政策通常也会一起一国经常账户的变化。因为一国经常账户的变化也反映了该国在其他国家经常账户上的变化，这意味着这些政策必然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投资和总储蓄的变化。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不是完全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不是主要由国内文化偏好或者国家政策决定的。它们也被对外政策通过贸易账户强烈地影响着。
当传统道德赞美德国人的节俭的习惯、批判西班牙人的挥霍时，也许，它这次大错特错了。当然也许德国和西班牙的储蓄率并不是由它们的传统文化偏好而是由政府政策改变的。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这是怎样发生的，到时我们就能明白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如何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储蓄率的。
当然要理解这点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因为人们往往更了解本国情形不怎么了解外国的，因此让他们去分析影响他们家庭经济状况的外国消极或积极的条件的确比较困难。而且，人们通常更乐意从道德层面上去分析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勤劳习惯、传统文化等等。
例如，如果欧债危机是由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如德国人勤奋造成的，那么解决欧债危机的方式就简单了——只要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像德国人那样工作就好了。根据这种解决方式，希腊人、意大利人、欧洲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都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当然你也必须舍弃他们的美食、时尚和灿烂的笑脸。
同样地，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中国的高贸易顺差？众所周知，中国人比他的贸易对手们更加重视节俭和勤劳。事实上，我们更普遍的认为，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一个积极的儒家文化支持者在他的书中《亚洲能思考吗？》指出的那样，儒家价值观包括“君为臣纲”、尊重公共利益、节俭、保守以及尊卑有序等一系列价值观。
抛开那些典型的封建社会价值观，事实其实复杂得多。我们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国内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决定的，与传统价值观无关。只有理解了关于经济的国家政策和制度结构是如何影响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的，才能够弄懂这一点。不幸的是，文化和个人偏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意义重大，虽然他们易于理解。
今天，世界广泛认为儒家文化造就了东亚国家的快速增长和贸易盈余，但是仅仅在五十年前，它还被认为是造成亚洲的持久和极度贫穷的元凶。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60年代，儒家文化因为其内在的惰性和无谓的挥霍遭到了大量的批判，甚至超过了过去两千年间中国法家对其的批判。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批评者批判儒家懒惰、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曾经写道：“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
即使是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一位人们普遍认为的儒家价值观的最强烈的支持者，最近在解释亚洲的高储蓄率和快速增长时，也不能够反驳墨子的观点。他在1974年4月28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抱怨说，新加坡的华人“挥霍无度，储蓄很少”，为此，他声称，有必要推进他的政策，以使人们储蓄一部分当期收入。
但是事情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从20世纪70年代亚洲经济开始迅速增长之后，人们对于儒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认识来了一个彻底的大翻转。如今，儒家对于节俭和勤奋的观点似乎又能够彻底解释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因了。
最奇怪的是，在我们谴责儒家文化成为造成亚洲极度贫困的元凶之后的短短几十年后，许多评论家又认为儒家文化可以成为解释亚洲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毫无意义的。显然，儒家价值观不能解释人们节俭或者挥霍的消费倾向。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德国和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美国还有欧洲周边国家的低储蓄率？在本书中我认为，不管是在贸易赤字还是贸易盈余的国家，储蓄率都是由一个国家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
更需要注意的是，贸易赤字国家开始节俭不仅无益于解决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恶化危机。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果赤字国家变得同盈余国家一般节俭，那么最终将是盈余国家得到调整。
新经济学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米尔斯（与更著名的另一位同名者无关）在1868年的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上的论文“关于信贷周期和商业恐慌的起源”中写道：“每一次商业危机在这个国家发生之后，社会上都会迅速出现一些讨论危机现象和起源的小册子，这也引起了公众心中痛苦的兴趣。”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这一现象好像没有什么改变。金融危机仍然激起源源不断的分析讨论，最近的这一次也不例外。如同现代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危机，这一次危机从开始到后续一直伴随着大量的经济文章和讨论，以试图去理解和解释这次危机的起源。
好在有互联网和博客的普及，当代很多的最好的作品和辩论都发生在经济博客上——相当于19世纪的小册子，报纸，咖啡馆等。多年来，在专业学术期刊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许多重要的有趣的问题被回避了，反而是琐碎或不相关的文章充斥市场，不客气地说，这导致了经济理论发展日渐式微。
然而，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经济的创新性当然也夹杂许多无意义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创造者绝大多数是拥有现实世界知识和经验的学术或非学术作家，并且它们不是发表在专业期刊而是在公开的博客上。在我看来，这种探讨经济的新途径赋予了经济理论发展的光明前景。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博主，和许多支持者和读者一样，我非常想在这种新经济学博客的精神下用新经济写法来写这本书。
这意味着，本书将不是主要面对学术专家。由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欧文费雪，以及其他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创造的国际收支平衡法并不是一个先进的数学分支，但是却能充分讨论和说明相对简单的模型和逻辑概念。
他们觉得很完善的方法，对我们来说也是绰绰有余，在这本书中，我将讨论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方式，我希望它对任何有兴趣了解国际贸易的机制和影响因素的人有所助益。
我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弄清楚带动整体消费和投资的需求和供应环节，并且对于它们的结果理性分析。在书中我也指出，企图定义孤立的狭隘的影响贸易平衡的因素，使用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那一系列的影响贸易额的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举例来说，已经有许多人研究货币干预和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些研究发现，本国货币升值的国家贸易盈余下降，而实际货币升值则似乎导致贸易顺差的增加。这一结果不禁让人疑惑：一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与其贸易平衡是否有预见性的关系？
一旦我们理解货币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因为货币升值对国内储蓄和投资差距之间的影响，货币升值能够减少国内盈余。但是一些现实的例子，例如1985年后的日本，或者2005年后的中国，都显示了货币升值往往伴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这些难道不是说明货币政策和贸易平衡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吗？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它们只能证明货币水平不是影响贸易平衡的唯一因素。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定让货币升值，因为对于升值可能扩大贸易顺差的担忧，将会制定其他一些相关政策以限制增长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这些其他政策的作用将会掩盖货币升值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升值将“带来”更高而不是更低的贸易盈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伴随升值一同的其他政策——信贷扩张或者降低利率——将致使贸易盈余账户增加。
大众很少怀疑货币升值将减少贸易顺差这一理论，提出质疑的往往是一些经济学家。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是从整体的角度去考虑一国的贸易平衡，那么他很难否认，除非是在及其特殊的情况下，货币升值将带来进口的增加和出口的减少。在下一章，我将会具体阐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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