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思想则是内生于探索稳定增长策略的过程。本书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见解。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然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升级、多元化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的改进。这一升级和改进的过程需要与巨大的公司交易成本外部性及资本投资回报相协调。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本书为支持以上理论提供了实证经验，并为改革的实践者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升格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发展中国家担此要职的第一人。2012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届满，回到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林毅夫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科技和环境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林毅夫于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膺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以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目录：
导论
1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
2增长报告与新结构经济学
3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政府在动态结构变化中的作用
4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的应用：尼日利亚的案例
5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
6发展战略、制度与经济绩效
7结束语：通向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黄金时代之路这部绝佳的文集，来自经济发展领域一位世界级的杰出专家。他参与塑造了一股新兴思潮，并将其推进实施: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则逐步衰落？林毅夫关注的那些国家，在六十年前经济还较为落后；但对于发达国家未来的繁荣前景，他的分析同样提供了非常强的启示。他的风格冷静而朴实，这反而使得文章在整体上更加生动并具有启发性。
——帕尔塔·达斯古普塔爵士，剑桥大学拉姆齐经济学讲席教授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帮助下，林毅夫针对经济增长、产业多元化和发展，成功地描述了其复杂的微观动态结构。他还成功地说明了，作为投资者、监管者、经济活动和预期的协调者以及指导者，政府所扮演的重要的补充性角色。所有这一切论述均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而后者本身又处于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中。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伯克利讲席教授，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部绝佳的文集，来自经济发展领域一位世界级的杰出专家。他参与塑造了一股新兴思潮，并将其推进实施: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则逐步衰落？林毅夫关注的那些国家，在六十年前经济还较为落后；但对于发达国家未来的繁荣前景，他的分析同样提供了非常强的启示。他的风格冷静而朴实，这反而使得文章在整体上更加生动并具有启发性。——帕尔塔·达斯古普塔爵士，剑桥大学拉姆齐经济学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帮助下，林毅夫针对经济增长、产业多元化和发展，成功地描述了其复杂的微观动态结构。他还成功地说明了，作为投资者、监管者、经济活动和预期的协调者以及指导者，政府所扮演的重要的补充性角色。所有这一切论述均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而后者本身又处于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中。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伯克利讲席教授，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设立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并明确有力地说明了哪些结构性转型是必需的，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书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此前多年，“华盛顿共识”引导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开发机构；如今其已丧失信誉，而本书则提供了一个替代。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校级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一书发表以来，对可持续增长的追求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最为着迷的课题。以今天的生活标准衡量，在18世纪初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在上千年时间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的增长率一直在年均0.05%左右徘徊。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现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才开始加速，19世纪的年均增速跃升至约1%，到20世纪又翻了一番，约为2%。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变化。18世纪之前世界总收入翻一番要用约1400年，但在19世纪，现今发达国家同样的过程只用了约70年，在20世纪只用了35年(Maddison1995)。然而，增长加速仅限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西欧的一些经济体，还有英国的海外附属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Maddison1982)。这导致了各国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最发达的少数国家和多数的底层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比率从1870年的8.7倍上升到了1960年的38倍(Pritchett1997)。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独立，并开始了战后或独立后重建。到20世纪末，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赶上了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或是显著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日本在1950年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但到1970年，就已经达到了美国收入的63%，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崛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令人瞩目的年均9.6%的经济增长率，而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则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和关键制造业部门的持续升级驱动的。采用外向型和市场友好型发展战略，亚洲四小龙（theAsianTigers）——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以超过7%的年经济增长率快速成长。这表明保持令人瞩目的高经济增长率、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是可以实现的。近年来，一些大的经济体已经起飞，如中国、巴西和印度，使它们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WorldBank2011）。这些国家的高经济增长率导致贫困的显著减少。在1981至2005年间，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减少了一半，从52%下降到了26%。这种贫困的减少在我的祖国—中国表现的最为明显。1981年，中国8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降到了1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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